5月30日，在中國香港發生了一件大事，32個國家代表，400人見證下，國際調解院正式成立！簽約國家總人口超20億人，與會代表現場簽署《公約》，我國外長王毅為這一盛大事件做現場致辭。
王毅表示，不同于以往那些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此次落成的國際調解院是世界上第一個，以調解這種方式解決國與國爭端的法律組織。王毅同時在現場給了發展中國家一句話：有了這個機構，你們在全球事務中的話語權將大大提升。

外媒報道時，將其描述為要同海牙國際法庭分庭抗禮的機構。
和國際法院，海牙相比，國際調解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或者說出彩的地方？綜合媒體新聞及各方所透露的信息，我從爭端解決方式，法律約束力，參與主體以及效率和政治敏感度等方面說一下三者的異同。從爭端解決方式看，國際調解院傾向于調解和協商，而國際法院會直接采取判決，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則是仲裁。從法律約束力這個層面看，國際調解院調解結果不具強制性，依賴當事人自愿執行。后兩者的判決則具備法律效應。從參與主體這個層面看，相比于海牙和國際法院，國際調解院的主體更加多元，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企業。

效率上面看，無論是海牙還是國際法院，審理或者是仲裁的周期都格外長，而國際調解院則以成本低周期短程序靈活的優勢獨樹一幟。
國際調解院不僅適用于國家間的爭端，企業投資的爭端在這里都可幫忙解決，后兩者則主要適用于國與國之間的主權爭端。那么，國際調解院相比于后兩者，出彩在哪里呢？相比仲裁和司法裁決，調解更強調協商、妥協、雙贏。尤其適用于“不必撕破臉”的爭端，比如貿易摩擦，跨國商業糾紛，以及國與國之間的低烈度矛盾。

另外，相比于國際法院和海牙，調解沒有“贏者通吃”的說法，調解結果更有利于當事人接受。

其實這種調解形式在如今的多極化時代反倒是更受歡迎。

要知道，中國調解國際爭端有很多成功案例，換句話說，我們是最有資格主導這一機構的國家。
現在回頭看，無論是伊朗和沙特破冰、緬甸內部各派之間的調和，亦或是阿富汗問題多邊對話，中國都扮演了關鍵的斡旋角色。我們不是某些國家那般動不動制裁別人、出口強權，而是秉持著勸和促談的理念，以解決問題為宗旨。

西方喜歡定規則，但往往他們的規則帶著意識形態預設，調解也變成了站隊游戲。而中國更看重實效：怎么讓各方坐下來，怎么推動談判取得實際成果，怎么讓沖突降溫。我們解決的是問題，不是搞輸出價值觀那一套。

所以，當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并不是“占便宜”，而是水到渠成。我們有實際記錄、有可信經驗，也有一整套“協商型文明”的話語體系。誰更適合主持調解，答案一目了然。
說到這里，有些朋友會問，這個國際調解院 對我們，或者對世界接下來的局勢，有什么幫助嗎？

對我們來說，有利于我國國家軟實力增加。中國一直在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具體怎么構？國際調解院就是一個非常得力的平臺。不是用軍艦去“維和”，不是靠資本收買人心，而是靠調解沖突，解決爭端——這才是真正的世界大國擔當。
尤其是近些日子，中美因關稅博弈愈演愈烈，中西方裂痕不斷加大。在此背景下，國際調解院是一個外交緩沖區，能讓中國在對抗強壓的同時，依然保持著和平使者的的形象。綜上所述，國際調解院不是海牙的姐妹版，而是我們給全球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全球治理的另一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