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被稱為“高危職業”，這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基于其卸任后普遍面臨法律追究、政治清算甚至牢獄之災的歷史現實。這背后是多種復雜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

根深蒂固的“清算文化”與政治報復：

“青瓦臺魔咒”的循環： 在韓國政治中，一個普遍現象是新上臺的總統（尤其是來自反對黨）往往會對其前任（尤其是來自對立陣營）展開徹底的調查和清算。這幾乎成了一種政治慣例。

派系斗爭激烈： 韓國政壇派系林立，斗爭激烈。卸任總統失去了權力保護傘，很容易成為政治對手打擊報復、鞏固自身權力的目標。調查前任往往能轉移國內矛盾、打擊政敵、鞏固自身執政基礎。

民眾情緒與“替罪羊”： 民眾對前任政府的不滿和積怨，常常會集中發泄在卸任總統身上。新政府順應民意進行調查，既能贏得支持，又能將責任推給前任。

財閥政治與政商勾結的痼疾：

韓國經濟模式： 韓國經濟高度依賴大型財閥（如三星、現代、LG等）。總統在任期間，不可避免地要與財閥打交道，無論是推動經濟發展還是籌集政治資金。

難以撇清的“原罪”： 競選需要巨額資金，而財閥是主要金主。在任期間的政策也可能惠及特定財閥。卸任后，這些資金往來、利益輸送極易成為被調查的突破口，成為腐敗指控的核心（如受賄、權錢交易）。

難以切割的關系： 總統的親信、家人甚至本人，都可能卷入與財閥的不當交易中，成為卸任后被追究的關鍵。

強大的檢察系統：

高度獨立的檢察官： 韓國檢察官系統擁有極大的獨立調查權和起訴權，其權力在憲法和制度設計中得到了強有力的保障。他們可以獨立立案調查包括總統在內的任何人，且調查過程受政治干預相對較少（至少在制度設計上如此）。

“政治檢察官”現象： 雖然制度設計獨立，但檢察官個人也可能有政治傾向，或受到政治氣候的影響。在政治清算的大環境下，檢察系統往往成為執行清算的“利器”。

社會的高度期待與嚴苛的道德審視：

民主化進程的產物： 韓國經歷了長期的軍事獨裁統治，民眾對民主、透明、清廉有著極高的期待和要求。

對腐敗零容忍： 社會對政治人物，尤其是最高領導人的道德操守要求極為嚴苛。任何涉嫌腐敗、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行為都會被輿論放大，激起強烈民憤，迫使司法系統介入。

媒體監督強大： 韓國媒體非常發達且競爭激烈，對政治人物的監督極為嚴密，任何丑聞都很難被掩蓋。

總統任期短且權力集中，缺乏制衡：

單一任期五年，不得連任： 這導致總統在任期后半段成為“跛腳鴨”，權威下降，更容易受到攻擊。同時，為了在有限任期內有所作為，總統有時會采取較為激進或繞過常規程序的做法，為日后被追究埋下隱患。

權力高度集中： 韓國總統擁有非常大的行政權力，容易形成“帝王式總統”。這種缺乏有效制衡的權力本身就容易滋生腐敗和濫用，也使得總統及其親信成為眾矢之的。

歷史遺留問題與轉型正義：

部分總統的罪行與其在威權時期的行為有關（如全斗煥、盧泰愚），對他們的審判是韓國民主轉型和追求歷史正義的一部分。

總結來說，韓國總統的“高?！碧匦允且韵乱蛩毓餐饔玫慕Y果：

政治因素： 激烈的派系斗爭和根深蒂固的“清算文化”導致卸任即面臨政治報復。

經濟/結構因素： 政商勾結的痼疾（財閥政治）為腐敗提供了溫床，成為主要罪狀來源。

制度因素： 強大的、相對獨立的檢察系統為追究提供了執行工具；總統權力集中但任期短暫且缺乏連任，導致后期脆弱。

社會文化因素： 民眾對清廉的高度期待、媒體的強力監督、對腐敗的零容忍態度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壓力。

歷史因素： 民主轉型過程中對過去罪行的清算。

因此，韓國總統卸任后往往難以“安全著陸”，陷入法律和政治漩渦的風險極高，“高危職業”的稱號正是這種殘酷政治生態的真實寫照。從李承晚流亡、樸正熙遇刺、全斗煥、盧泰愚入獄，到盧武鉉自殺、李明博和樸槿惠鋃鐺入獄，歷史一再印證了這一點。文在寅作為少數卸任后暫時未受司法追究的前總統，其未來命運如何，仍是觀察韓國政治生態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