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考不上哈佛，我還要不要為美國效忠？

喬什·米勒，26歲，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小鎮，爸爸是退役的美國大兵，媽媽則是沃爾瑪收銀員。他從小成績不錯，但SAT分數，也就是美國高考分數，離哈佛差之毫厘。他申請了三次，都沒進。而且，海外實習經歷，家族捐款背景以及能寫進申請文書的傳奇人生……這些他都沒有。
最終喬治放棄了哈佛的執念，進了一所普通州立大學，畢業后靠自己貸款讀了夜校。他的工作不穩定，債務越積越多，房價漲得離譜。他說：“我感覺整個國家是為別人設計的，不是為我們這些人。”
他在2020年第一次投票給了特朗普。“我不喜歡他，但他至少看到了我們。”而前幾天，他刷到了一則新聞，內容是：“哈佛大學向最高法起訴特朗普，因后者威脅到了美國高等教育的根基。”
喬治感到很困惑，“為何我感覺這條新聞讓我感到了一絲興奮呢？”這個故事來自福克斯新聞網。喬治在接受采訪時講述了這個故事。

在哈佛大學起訴特朗普事件的主題中， 多位美國網友在評論區留下他們的故事。顯然，很多故事似乎都帶有一點悲傷和遺憾。

二

這場令人震驚的較量開始于5月22日。當時，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取消哈佛大學獲得的學生和交流學者項目資質，禁止該校招收國際學生。現在的數千名留學生，“要么轉學，要么就失去合法身份”。

國土安全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表示，“哈佛大學管理層允許反美、支持恐怖主義的煽動者騷擾和身體攻擊個人，包括許多猶太學生，破壞哈佛曾經備受尊敬的學術環境，造成不安全的校園氛圍”。他還稱，“大學招收外國學生并從他們的高昂學費中獲益，以充實其數十億美元的捐贈基金，這是一種特權，而非權利”。

毫無疑問，諾姆的背后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撐腰。自從特朗普上臺之后，他非常非常重視所謂的國家安全。他此前曾多次暗示，一些外國留學生、訪問學者都來美國“試圖獲得情報”。

特朗普也不忘補上一刀：“你知道嗎？那些學生不會做二加二的算術題，但他們能進哈佛。”

哈佛大學很快發表聲明作出回應：“政府的舉措是非法的。這種報復性行動可能對哈佛社區和我們國家造成嚴重傷害，并破壞哈佛的學術和研究使命。”在5月23日，哈佛大學正式起訴美國政府。實際上，這就相當于起訴特朗普。

接下里，這場博弈不斷升級，多人加入了這場大辯論中來。

不少精英人群站在哈佛大學這邊。他們認為，來自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與學生，為學校乃至整個國家帶來了不可估量的貢獻，哈佛招收國際學生和學者的選擇并沒有錯。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學生是該校最大的國際學生群體，有1016人。在5月29日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一位來自青島的中國女孩江玉蓉（音譯）作為畢業生代表發表演講，要在“特朗普政府的攻擊面前堅持真理”。中國外交部也表達了抗議，認為美國政府的舉措損害了中國留學生群體的利益。可以想象，多個國家的外交部也發表了相應的看法。

三

然而，如喬治這樣的群體在期待著特朗普的勝利。他認為，哈佛是美國的哈佛，不應當屬于少數精英群體，尤其是外國精英。

根據哈佛大學的統計數據，在2024-2025學年，該校招收了近6800名國際學生，占總招生人數的27%。不少美國底層認為，這些學位就應當讓給美國的平民子弟。

在很多美國人看來，美國的教育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教育資源是個人成敗的決定性因素，美國一張名牌大學的學位證是通向上流社會的入場券。然而，隨著階層的固化，平民的子弟已經很難跨過名牌大學的門檻了。

以現在的哈佛為例，申請者需要極高的SAT分數，還要有跨國實習、社會公益、論文發表等項目，甚至還需要對學校進行巨額捐款。這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實現的。因此，哈佛的學生不僅是“精英”，而且還需要是“貴族”。

哈佛的畢業生們，他們直接邁入上流社會，成為政治界、工商界、法律界及文化界的精英，他們通過共同的人脈，聯手編織了一張利益關系的網絡，不斷鞏固自身的資源和地位。而這個網，是喬治這些人永遠觸及不到的領域。

因此，哈佛并不僅僅是一所大學。在很多美國人看來，它已經是權勢階層的代名詞。
哈佛起訴美國政府，稱后者違憲，表面看是法律糾紛，但從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眼中，無疑是掌握盡數社會紅利的精英派對民粹派的聯手絞殺。在法律層間，擁有眾多法律資源的哈佛很可能勝券在握，畢竟從哈佛法律系畢業的大律師數不勝數，甚至美國政府也可能敗下陣來。但這場博弈，最引入矚目的還是在輿論層面。

特朗普的特長依然是在輿論層面。他或會利用一切可以發聲的平臺，給哈佛大學貼上諸如“特權階級”“舊秩序”的標簽。而喬治這類群體，只會越來越支持特朗普。因為他們看的清楚，這場訴訟，表面看是關乎教育資格的的對決，實際上是“誰能真正代表美國”的問題。

四

保守主義學者理查德·羅蒂在《實現我們的國家：左派愛國主義與美國未來》中寫過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富人不再需要他們的國家。他們的錢在國外，他們的工廠在國外，他們的未來也在國外。國家只剩下為他們服務的窮人和失業者。”

這件事有著深刻的社會內涵，背后實則是“誰能代表美國”的階級沖突。特朗普背后喬治這樣的草根，這樣在美國社會邊緣化游走的人，占據了美國人口的98%，而哈佛所代表的，是掌握資源和話語權的舊秩序、教育的把門人以及體制的維護者，這群人或許只占據美國人口的2%。

哈佛大學所培養的精英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的文憑在全世界通用，他們的人脈網絡遍布五湖四海。他們可以在世界上任意一個角落開展角落。他們注定成為“世界公民”，擁有多國護照。同樣，那些考入哈佛的國際學生，也注定成為“不需要祖國”的頂級精英。

按照羅蒂的觀點，精英是不需要祖國的。哪里有賺錢的機會，他們就會去哪里。他們看重的是個體的自由。他們可以在美國求學，在法國工作，在日本消費，在瑞士養老。哈佛大學培養出來的“世界公民”，并非真正的愛國者。

特朗普的MAGA運動是典型的愛國主義運動，他的粉絲群體幾乎都以愛國者自居。對于把“全球化”“普世價值”等話語掛在嘴邊的哈佛精英們，MAGA們并不買賬，他們把哈佛等高校看作是美國“腐敗的一部分”。因此，對特朗普與MAGA們，這次與哈佛的戰爭是一場不能失敗的決戰。

美國民粹主義浪潮的爆發，也就是基于這樣一個現實：富人更富，精英更精，機會不外流，階層被牢牢釘住，公平不復存在。這是馬太效應在現實中的真實寫照。而考試公平，教育公平，在這套體制下變得越來越稀薄。普通人即使通過了考試，也往往因為缺少背景、人脈和資源，在日后的就業敗下陣來。這也是萬斯《鄉下人的悲歌》中展示的，美國邊緣與失落的群眾，他們在人生求學階段就已經一敗涂地。

一方面，從美國當前的社會趨勢和底層民眾的情緒來看，像喬什這樣的人正越來越多，他們對體制失望，對精英失望，卻愿意把票投給那個“敢砸場子”的人；另一方面，哈佛所代表的“舊秩序”，人數雖少，卻牢牢控制著教育、媒體和法律體系，但在洶涌的民意之下，他們也在被迫妥協。

“我考不上哈佛，我還要不要為美國效忠？”喬什的問題，其實不只是他一個人的疑問。這是一個時代的裂縫，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在審判它的秩序。而當越來越多的“喬什”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美國的未來，就已經悄悄改寫了走向。

在法律層面，特朗普未能真能獲得優勢。但在輿論層面，這場官司，特朗普已經贏了。最終，哈佛很可能會以“減少國際留學生、強調國家安全、增加本土學位供給”這些層面做出讓步。

特朗普對哈佛的挑戰，其實是對整個精英政治秩序的反擊。他的勝利，不僅僅是個人的回歸，而是草根政治力量的全面崛起。而這背后，是98%普通美國人，對2%掌握資源者的怒吼與反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