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噪聲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噪聲法”）正式實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未采取防控措施造成噪聲擾民即構成污染”，標志著我國噪聲治理進入新階段。

近年來，特別是噪聲法實施3年來，從廣場舞擾民到工地夜間施工，從車輛“炸街”到商業噪聲，各地以法律為依托，通過科技手段與社會共治，推動噪聲污染治理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防控。

數據顯示，2024年1至8月，全國噪聲投訴量占比近六成，超大城市噪聲問題尤為突出。這場關乎“家門口安寧”的民生攻堅戰，正以法治之力、科技之智、共治之策全面開展。

法律明確“防控措施缺失即擔責”

噪聲法實施后，司法實踐成為解決噪聲糾紛的關鍵抓手。法律明確“超標非必要條件”，強調“防控措施缺失即擔責”，為審判提供了清晰依據。

2023年，江蘇連云港市灌云縣居民周某某因樓下汽車美容店長期噪聲困擾提起訴訟。法院調查發現，該店洗車設備未采取降噪措施，室內噪聲超限值，判決其限期整改并賠償精神損失。此案成為新法實施后全國首例適用“未采取防控措施即擔責”條款的民事案件，明確了經營者“防噪義務”的司法邊界。

2024年，四川理縣某砂石加工廠因未采取有效降噪措施，導致廠界噪聲超限值（最高達68.77分貝），被生態環境部門罰款6.95萬元。此案成為工業噪聲污染執法的典型，凸顯法律對未履行防噪義務企業的剛性約束。

噪聲法實施后，各地在制度創新上成效顯著。陜西渭南市合陽縣通過“調解+立法”化解石材加工店噪聲投訴，推動出臺《噪聲污染防治職責分工方案》，將部門協作納入政府考核，實現從個案處理到系統治理的跨越。

這類案例的累積，不僅強化了法律威懾力，更通過判決書中的“降噪建議”（如隔音裝置、設備升級），引導社會主體主動履行責任，推動“誰污染、誰治理”理念深入人心。

深圳坪山區“遠程喊停”系統

通過技術手段智慧降噪，破解頑疾

噪聲治理需直面技術難題。3年來，各地依托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探索從源頭降噪到實時監管的智慧化路徑。

北京市西城區某建筑工地采用“基坑氣膜”，以高強度膜材將施工機械密閉，噪聲外泄減少70%，周邊居民區實測音量降至60分貝以下。深圳推出“遠程喊停”系統，通過噪聲傳感器與AI識別，自動取證并遠程叫停違規施工，2024年試點期間投訴量下降45%。

生活噪聲管控方面，成都市人民公園安裝“智慧廣場舞系統”，運用定向發聲技術將音樂控制在固定范圍，超出區域音量驟降80%，既保障市民娛樂需求，又避免擾民爭議。浙江海寧長安公園安裝4個自動噪聲監測儀，實時顯示分貝數據并語音提醒超標行為。同時，劃定文娛活動專區，禁止在居民樓附近使用音響設備，噪聲投訴量下降90%。

監測技術方面的升級也不乏創新做法，江蘇常熟建成全國首個主城區“噪聲地圖”，整合在線監測數據，實時捕捉廣場舞、施工、飆車等噪聲源，觸發預警后聯動執法，2024年噪聲投訴響應時間縮短至30分鐘內。

這些技術突破，將傳統“人海戰術”升級為“精準狙擊”，為噪聲治理提供了硬核支撐。

多元聯動，“還靜于民”

噪聲治理涉及多部門、多主體，噪聲法強調“統籌規劃、社會共治”，各地不斷通過制度設計激發全民參與。

濟南將噪聲影響納入住房買賣合同，要求開發商公示降噪措施，并在2025年前實現聲環境功能區夜間達標率85%。新建居民區與交通干線需預留防噪距離，從源頭避免“先路后房”矛盾。

噪聲治理公眾參與尤為重要，上海試點廣場舞噪聲預警系統，超標后自動警示、人工干預、執法跟進，形成“居民監督—技術監測—部門響應”閉環，2023年相關投訴下降32%。

噪聲治理的信用約束不可小覷。近年來多地探索將噪聲違法納入企業信用評價，如深圳對屢教不改的建筑企業實施信用降級，限制其參與招投標，倒逼企業自律。

從“政府獨奏”到“社會合唱”，噪聲治理正成為全民共建共享的公共議題。

噪聲法的3年實踐，是一場法治、科技與民生的深度交融。從司法判決劃定權利邊界到技術革新精準降噪，再到社會共治凝聚合力，各地區各部門正有效回應“安靜權”這一民生關切。

隨著2025年全國聲環境自動監測全覆蓋，相信“還靜于民”的答卷將更加可感可及。噪聲治理沒有終點，唯有以法為盾、以智為矛、以民為基，方能守護每一扇窗后的安寧。

來源 | 《民生周刊》

記者 | 于海軍

編輯 | 李夏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