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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 年6 月，《外交事務》刊登了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基歐漢（ Robert O. Keohane ）與約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 ）共同撰寫的分析文章《漫長的“美國世紀”的終結》，系統評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對美國全球地位所造成的沖擊。文章批評了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內對外政策的根本性錯誤，指出他一方面利用美國在貿易上的不對稱優勢進行脅迫外交，另一方面卻破壞了支撐美國長期國際影響力的制度性基礎和軟實力資產。文章強調，特朗普對全球相互依賴的攻擊，實際上正在削弱美國賴以維持霸權秩序的基礎。

作者回顧了“權力與相互依賴”理論，指出盡管貿易赤字國家如美國在不對稱貿易中擁有制裁優勢，但真正持久的國際影響力還依賴于吸引力、制度網絡與規范支持等軟實力。特朗普以強制性手段孤立盟友、摧毀對外援助機構、削減科研投入、放棄人權價值，正在一步步蠶食美國過去幾十年積累的軟實力，并為中國等競爭對手讓出空間。

文章最后警告，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美國的強大正是建立在相互依賴的網絡之上。特朗普對貿易、移民、生態合作與制度聯結的破壞，并不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反而是一次“押注于軟弱”的戰略性錯誤，這最終可能終結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圖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簡介：

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普林斯頓大學國際事務榮休教授，并擔任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的研究員。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哈佛大學約翰·F·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榮休教授。他曾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和國家情報委員會主任。他著有多部著作，包括《活在美國世紀》（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特朗普總統既試圖將美國強加于世界，又試圖讓美國遠離世界。他在第二任期開始時揮舞美國的硬實力，威脅丹麥交出對格陵蘭的控制權，并暗示他將收回巴拿馬運河。他成功地利用懲罰性關稅的威脅，在移民問題上脅迫了加拿大、哥倫比亞和墨西哥。他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今年四月，他宣布對世界各國實施全面關稅，引發全球市場動蕩。不久后，他改變了策略，撤銷了大部分新增關稅，但仍繼續推進與中國的貿易戰——這是他目前針對華盛頓主要對手的進攻中心。

在做這一切時，特朗普是在一種實力地位下行動。他試圖通過關稅向美國的貿易伙伴施壓，這表明他認為當代的相互依賴模式增強了美國的力量。其他國家依賴美國龐大市場的購買力，也依賴美國軍事力量所帶來的穩定。

這些優勢使華盛頓有余地對其合作伙伴進行脅迫。他的立場與我們近五十年前提出的一個論點是一致的：在一段不對稱依賴的關系中，依賴較少的一方擁有優勢。特朗普雖然抱怨美國對中國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但他似乎也理解這種不平衡給華盛頓對北京帶來了巨大的杠桿力量。

然而，盡管特朗普正確識別了美國強大的方式，但他卻以根本適得其反的方式使用這一力量。通過攻擊相互依存，他正在破壞美國權力的基礎。貿易相關的權力屬于硬實力，建立在物質能力基礎之上。但在過去的80年里，美國積累了軟實力，后者基于吸引力，而非脅迫或代價的強加。明智的美國政策應當維護、而不是破壞那種強化美國權力的相互依存模式——既包括貿易關系帶來的硬實力，也包括吸引力形成的軟實力。如果特朗普當前的外交政策繼續下去，它將削弱美國，加速那個自二戰以來一直服務于眾多國家（尤其是美國本身）的國際秩序的瓦解。

秩序的基礎包括：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穩定、影響和規范國家及其他行為體行為的規范體系、以及為秩序提供支撐的制度安排。而特朗普政府已經動搖了這些支柱。世界可能正在進入一個混亂時期，只有當白宮改變路線或華盛頓出現新的政治安排時，這一混亂才會平息。但當前正在發生的衰退可能不僅僅是短暫的下滑，它也可能是一場深不見底的下墜。在他那支離破碎、誤入歧途的強化美國力量的努力中，特朗普或許將把“美國世紀”——由出版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最早提出的概念——帶入一個毫無體面的終結。

“美國世紀”是美國出版大亨亨利·盧斯（Henry R. Luce）最早提出的政治文化概念，他呼吁美國應當結束孤立主義，引領建立一個基于自由、民主、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現代技術的全球新秩序。圖源：Wikimedia Commons

赤字優勢

當我們在1977年合著《權力與相互依賴》時，我們試圖拓寬對權力的傳統理解。外交政策專家通常通過冷戰時期的軍事競爭來觀察權力。相比之下，我們的研究探討了貿易如何影響權力，我們提出，在一個相互依賴的經濟關系中，不對稱性會賦予依賴較少的一方更多的力量。

貿易權力的悖論在于：在一段貿易關系中獲得成功（以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保持貿易順差為標志），實際上是一種脆弱的來源。相反，也許出人意料的是，出現貿易逆差反而可以增強一個國家的談判地位。畢竟，逆差國家可以對順差國家征收關稅或設立其他貿易壁壘。而順差國家因為缺乏足夠的進口可以進行報復，因此在反擊時將面臨更大困難。

以禁止或限制進口來進行威脅，可以有效地對貿易伙伴施加壓力。從不對稱相互依存與權力的角度來看，美國在與其七個最重要貿易伙伴的關系中，都處于有利的談判地位。美國與中國、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貿易極度不對稱，這些國家對美出口與進口的比例均超過二比一。對日本（大約為1.8比1）、韓國（1.4比1）以及歐盟（1.6比1）而言，這種比例同樣表現為不對稱。加拿大的比例則更加平衡，約為1.2比1。

當然，這些比例無法完全呈現國家間經濟關系的全貌。一些抵消性因素，例如與外國市場行為者之間存在跨國聯系的國內利益集團，或是跨境的個人與群體關系，會使問題復雜化，有時甚至會導致例外情況的出現，或削弱不對稱相互依賴所帶來的影響。

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我們將這些多層次的聯系渠道稱為“復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并在對1920年至1970年美加關系的詳細分析中指出，這些聯系經常會增強加拿大的談判能力。例如，20世紀60年代的美加汽車協定就是在談判基礎上達成的，該談判始于加拿大單方面推出汽車零部件出口補貼的舉措。在對不對稱相互依存與權力進行分析時，有必要仔細考察那些可能削弱赤字國家優勢的抵消性因素。

加拿大是向美國出口鋼鐵和鋁的最主要國家。圖源：新華社

僅從貿易領域來看，中國似乎是最弱的一方，其出口與進口比例高達三比一。它既無法依賴盟友關系，也缺乏其他形式的軟實力。但它可以利用抵消性因素進行報復，例如懲罰在中國運營的重要美國企業，如蘋果或波音，或懲罰美國國內的重要政治群體，如大豆農民或好萊塢制片廠。中國還可以動用硬實力，例如切斷稀有金屬的供應。隨著雙方更精確地了解彼此的脆弱點，貿易戰爭的焦點也將隨之轉移，以反映這一學習過程。

墨西哥的反制影響力更少，對美國的任意行徑仍高度脆弱。

相比之下，歐洲在貿易領域可以施加一定的反作用力，因為其與美國的貿易較為平衡，優于中國和墨西哥，但它仍然依賴北約。因此，特朗普對不支持北約的威脅可能成為一個有效的談判工具。加拿大與美國的貿易更加平衡，且擁有與美國利益集團之間的跨國聯系網絡，使其不那么容易受到打擊；但僅就貿易而言，加拿大仍可能處于劣勢，因為其經濟比美國對加拿大更具依賴性。

在亞洲，美國與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國家的貿易不對稱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對抗政策所抵消。只要這種對抗繼續，美國就需要其東亞和東南亞盟友與伙伴，就無法完全利用其從貿易中獲得的杠桿。因此，美國貿易政策的相對影響力取決于地緣政治背景以及不對稱相互依存的模式。

3月30日，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右）和韓國工業部長安德根（中）、日本工業部長武藤洋司在第13次中日韓經貿部長會議上討論經濟合作。圖源：新華社

真正的權力

特朗普政府忽視了權力的一個重要維度。權力就是讓他人按照你的意愿行事的能力。這一目標可以通過脅迫、支付或吸引來實現。前兩種方式屬于硬實力；第三種則是軟實力。

在短期內，硬實力通常勝過軟實力，但從長期來看，軟實力往往更能取勝。約瑟夫·斯大林據說曾嘲諷地問過：“教皇有多少個師？”但蘇聯早已不復存在，而教皇制度仍在延續。

總統似乎對使用脅迫與美國硬實力格外執著，但他并未理解軟實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脅迫像加拿大或丹麥這樣的民主盟友，會更廣泛地削弱外界對美國同盟的信任；威脅巴拿馬，則會重新喚起拉美地區對帝國主義的恐懼；削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則損害了美國仁慈形象的聲譽；讓美國之音沉默，則使國家對外傳播的聲音消失。

懷疑者會說：“那又怎樣？國際政治是硬碰硬，而不是輕柔之道。”而特朗普那種以脅迫與交易為中心的方式，已經帶來了讓步，并承諾未來還有更多。正如馬基雅維利曾說的那樣，對統治者而言，

“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更好?！?/blockquote>

但若能既被人畏懼又被人愛戴，則更為上策。權力有三種維度，而特朗普忽視了吸引力這一維度，等于放棄了美國一個關鍵的力量源泉。從長遠看，這是注定失敗的戰略。

而且，軟實力即便在短期內也同樣重要。如果一個國家具有吸引力，它就不必過度依賴獎懲手段來塑造他國行為。如果盟友認為它是良善和值得信賴的，他們更容易被說服并愿意追隨其領導，盡管他們也可能設法利用強者的良善立場為自己謀利。面對霸凌，他們可能會暫時服從，但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貿易伙伴是不可靠的惡霸，他們就更有可能敷衍應對，并在可能時減少長期相互依賴。

冷戰時期的歐洲就是這種動態的典型例證。1986年，挪威分析家蓋爾·倫德斯塔（Geir Lundestad）將世界描述為蘇聯與美國兩個帝國的分界。他指出，蘇聯通過強制手段建立了其在歐洲的屬國，而美國一方則是一個“受邀的帝國”（an empire by invitation）。蘇聯不得不在1956年派兵進入布達佩斯、1968年進駐布拉格，以維持其附屬政權對莫斯科的從屬。而北約則在整個冷戰時期始終保持強大。

在亞洲，中國正在增加其軍事與經濟上的硬實力投資，但它也在努力培育自身的吸引力。2007年，中國國家領導人在中共十七大上指出，中國需要增強軟實力。為此，中國政府投入了數百億美元。然而，成效充其量只能說是好壞參半，其原因之一是它與多個鄰國之間爆發了激烈領土爭端。

至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始之前，中國在全球輿論場上遠遠落后于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對24個國家進行調查，發現大多數受訪者更傾向于認為美國比中國更具吸引力，非洲是唯一一個結果接近的大陸。最近在2024年5月，蓋洛普在133個國家的調查顯示，美國在81個國家中更具吸引力，而中國則在52個國家中占優。然而，如果特朗普繼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這些數據可能會發生顯著變化。

誠然，美國的軟實力歷來起伏不定。越戰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在許多國家中都不受歡迎。但軟實力源于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文化，而不僅僅是政府的行為。即便在越戰期間，當世界各地的人們走上街頭抗議美國政策時，他們唱的并不是共產主義的《國際歌》，而是美國民權運動的圣歌《我們終將戰勝》（We Shall Overcome）。一個允許抗議、包容異議的開放社會，本身就是一種資產。但如果在接下來的四年中，美國民主持續遭到侵蝕、國家在海外充當惡霸，那么源自美國文化的軟實力也將難以為繼。

與此同時，中國正努力填補特朗普制造的軟實力真空。中國自視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致力于取代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聯盟和制度秩序?！耙粠б宦贰被A設施投資項目不僅旨在吸引其他國家，更意在提供實質性的經濟硬實力。如今，全球有更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是中國，而不是美國。如果特朗普一邊削弱與盟友之間的信任，一邊宣示帝國野心、解構美國國際開發署、挑戰國內法治并退出聯合國機構，同時還妄圖與中國競爭，那他很可能會大失所望。

全球主義的幽靈

西方民粹主義者（如特朗普）崛起的背后，縈繞著一個被他們妖魔化的幽靈——全球化。事實上，這個詞只是指洲際距離上的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當特朗普威脅對中國加征關稅時，他的目標是削弱美國在經濟上的全球相互依存，他將之視為產業和就業流失的根源。全球化當然可能帶來負面或正面的影響。但特朗普的手段卻用錯了方向，因為他攻擊的是那些對美國和世界都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卻未能遏制那些真正有害的方面?？傮w而言，全球化增強了美國的國力，而特朗普對其的攻擊只會削弱美國。

19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確立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事實：通過比較優勢，全球貿易能夠創造價值。當國家開放貿易時，它們可以專注于自身最擅長的領域。

貿易會帶來德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稱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在這個過程中，工作崗位會流失，國家經濟會受到來自海外的沖擊，有時這種沖擊源于他國政府的有意政策。但這種擾動可以幫助經濟體變得更加高效與有生產力?？偟膩碚f，在過去75年中，創造性毀滅增強了美國的國力。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最受益于由創新帶來的增長，以及這種增長在世界各地產生的溢出效應。

特朗普近日表示，除非蘋果及其他智能手機制造商將產品生產遷回美國，否則將對其征收25%的關稅。圖源：新華社

與此同時，增長也伴隨著痛苦。研究表明，在21世紀，美國失去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當然也創造了新的崗位），調整成本最終由工人承擔，而他們通常沒有從政府那里獲得足夠的補償。技術變革也淘汰了數百萬個崗位，機器取代了人力，而自動化與對外貿易之間的影響往往難以分清。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出口引擎的猛烈攻勢使得原本就沉重的相互依存壓力雪上加霜，而這種攻勢目前沒有任何減弱的跡象。

盡管經濟全球化提升了世界經濟的生產效率，但這些變化對許多個人和家庭而言卻未必受歡迎。許多社區中的人不愿遷移到那些更容易找到工作的位置。而另一些人則愿意為了尋找更多機會而移居半個地球之外。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跨境流動，這是另一種重要形式的相互依存。

移民在文化上帶來豐富性，并為接收國帶來重要的經濟益處，因為移民將技能帶到他們可以更有效施展的地方。而輸出國則可能因人口壓力緩解和僑匯收入而受益。無論如何，移民往往會帶動更多遷徙。在缺乏國家設置的高壁壘的情況下，當代世界的移民現象通常是一個自我延續的過程。

特朗普將移民歸咎于社會動蕩的根源。盡管至少某些形式的移民從長期來看對經濟顯然是有益的，但批評者很容易將其描繪為短期內的負面因素，這往往會在一些人群中激起強烈的政治反彈。移民數量突然激增時，通常會引發強烈的政治反應，移民常被當作各種經濟與社會變遷的替罪羊，盡管實際上這些變化往往與他們關系不大。近年來，在幾乎所有民主國家中，移民問題已經成為反對在位政府的主流民粹主義政治議題。移民問題推動了特朗普在2016年的當選——也再次推動了他在2024年的勝選。

據美國政府官員透露，白宮為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設立新目標，每日逮捕非法移民3000人，并且這一數字應不斷提高。圖源：新華社

對于民粹主義領導人來說，將經濟動蕩歸咎于外國人遠比承認技術變革與資本力量的決定性作用來得容易。在許多國家最近的選舉中，全球化都對在位者構成了挑戰。在這些壓力下，政客的慣常誘惑是通過征收關稅和設置其他國際交流障礙來逆轉全球化，正如特朗普正在做的那樣。

經濟全球化在歷史上曾被逆轉過。19世紀經歷了快速的貿易和移民增長，但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這一趨勢急劇放緩。全球貿易占經濟活動的比例直到近1970年才恢復到1914年的水平。這種逆轉也可能再次發生，盡管需要強烈的外力推動。世界貿易在1950年至2008年間增長極為迅速，此后則增長緩慢。

整體來看，從1950年到2023年，全球貿易增長了4400%。但全球貿易同樣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如果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措施最終演變成更堅定的貿易戰，這種局面很可能會造成嚴重破壞。貿易戰通常很容易演化為持久且不斷升級的沖突，最終可能導致災難性的變局。

不過，從另一面來看，撤銷超過五千億美元貿易的成本可能會限制各國參與貿易戰的意愿，并可能產生一些妥協的動機。而且，盡管其他國家可能會以對等方式對美國采取措施，但它們未必會因此限制彼此之間的貿易。地緣政治因素同樣可能加速貿易流的解構。例如，若臺海爆發戰爭，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可能會戛然而止。

一些分析人士將幾乎所有民主國家中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反應的浪潮，歸因于全球化傳播速度的加快。冷戰結束后，貿易與移民同時加速發展，政治變革和通信技術的進步降低了跨境與遠距離交流的成本。而如今，關稅與邊境管控可能會放緩這些流動。這對美國的國力而言是壞消息——在美國的整個歷史中，包括最近幾十年，正是得益于移民帶來的活力與生產力，才得以增強其綜合實力。

無國界的問題

沒有哪場危機能比氣候變化更能凸顯相互依賴的不可逃避性。科學家預測，隨著全球冰蓋融化、沿海城市被淹、熱浪加劇以及氣候模式混亂，氣候變化將在本世紀后期帶來巨大代價。即便是在短期內，颶風和野火的強度也因氣候變化而加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一直是揭示氣候變化風險、分享科學信息并鼓勵跨國合作的重要聲音。然而，特朗普卻取消了對國際和國家層面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支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試圖限制那些本可帶來益處的全球化形式，另一方面卻故意削弱了華盛頓解決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生態全球化問題的能力，這些全球化的成本可能是巨大的。新冠疫情（COVID-19）在美國導致超過120萬人死亡；《柳葉刀》估計全球死亡人數約為1800萬。新冠病毒快速在全球傳播，其流動正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其他領域中，相互依存仍然是美國實力的重要來源。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互動網絡，在加速發現與創新方面產生了巨大正面影響。在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前，科學活動和全球科學網絡的擴展幾乎沒有引發任何負面政治反應。若要評估全球化對人類福祉的利弊，這類科學合作必須被列入正面清單。例如，2020年武漢疫情初期，中國科學家曾向國際同行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基因測序信息。

也正因如此，特朗普新一屆政府最令人費解的做法之一，就是削弱對科學研究的聯邦支持——哪怕是那些已被證明回報豐厚、對現代世界創新節奏至關重要、并顯著提升了美國聲望與國力的研究領域。盡管美國的研究型大學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特朗普政府卻試圖通過取消資金、削弱其獨立性、并限制全球最優秀學生的入境來壓制這些機構的發展。這一攻擊幾乎無法用理性政策邏輯解釋，只能視為一場文化戰爭中的炮火，矛頭對準的是那些不認同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精英”。這等于是對美國自身實力的一次嚴重自殘。

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的一項研究，有近1.25萬名華裔科學家在2010年到2021年間離開美國回到中國。圖源：法新社

特朗普政府還在拆解美國軟實力的另一關鍵工具：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倡導。尤其在過去半個世紀里，人權作為一種價值觀已廣泛傳播至全球。在1991年蘇聯解體后，民主制度規范傳播到了東歐大部分地區（包括短暫地傳入俄羅斯），也擴展到了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在非站穩腳跟。在2000年前后，全球被劃為自由民主國家或選舉民主國家的國家比例略高于50%，此后略有下降，但始終維持在接近一半的水平。盡管冷戰后的“民主浪潮”已趨于平緩，但它仍留下了持久印記。

民主規范和人權觀念的廣泛吸引力，毫無疑問增強了美國的軟實力。威權政府往往將支持人權的團體視為對其主權的干涉——這些團體通常設于美國本土，并受到美國非政府組織或政府本身的支持。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專制政權大多還處于防守反擊的地位。因此，一些長期受到美國批評或制裁的威權政權，便自然歡迎特朗普政府對海外人權支持的放棄，比如關閉國務院的全球刑事司法辦公室、全球婦女問題辦公室、以及沖突與穩定事務局等機構。特朗普的這一政策將抑制民主進一步擴展，同時削弱美國的軟實力。

押注弱點

全球相互依賴是不可能被徹底逆轉的。只要人類仍然具有流動性，仍然持續發明新的通信與運輸技術，全球相互依存就會繼續存在。畢竟，全球化的歷史可以追溯數個世紀，早在“絲綢之路”時期甚至更早。15世紀，遠洋運輸技術的進步催生了“地理大發現”時代，繼而推動了歐洲殖民擴張，塑造了今日的國家邊界。19與20世紀，蒸汽船和電報加速了這一進程，工業革命則將農業社會徹底轉變為工業經濟體。而如今，信息革命正在重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幾十億人如今口袋中攜帶的計算設備，其信息存儲能力在五十年前可以裝滿一座摩天大樓。

兩次世界大戰曾一度逆轉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阻斷了移民流動。但在沒有全球戰爭的情況下，只要技術繼續高速進步，經濟全球化也將繼續下去。生態層面的全球化、全球科學活動也可能持續發展，而規范與信息也將繼續跨越國界流動。某些形式的全球化確實會帶來負面影響：氣候變化便是一個不分國界的危機。若要將全球化重新導入對公共利益有利的軌道，各國必須協調一致。而為了實現這種協調，領導人們必須構建并維持連接網絡、規范體系與制度結構。

而這些網絡反過來將有利于其核心節點——即美國。美國依然是全球經濟、軍事、技術與文化最強大的國家。這些網絡將為美國帶來軟實力。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所表現出的目光短淺令人遺憾，他執迷于依賴貿易不對稱和制裁的強制性硬實力工具，這一做法更可能侵蝕，而非鞏固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特朗普對盟友搭便車的成本過于關注，反而忽視了美國才是那位握著方向盤的人——既能決定路線，也能決定終點。他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美國的實力恰恰源于相互依賴。他沒有“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在軟弱上下了一場悲劇性的賭注。

本文編譯：張樂詞（IPP特約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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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周浩鍇

審閱｜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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