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教授加、《光明日報》2017年6月9日
受訪人 | 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又是一年高考季,當無數考生走向考場,期待用筆墨書寫燦爛未來之時,人們不免想起40多年前另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1977年,高考恢復,它改寫了無數人的命運,成為一個國家與時代的拐點。“七七級”,一個群體的特殊稱號,亦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今天,我們跟隨“七七級”大學生王利明教授的腳步,回憶難忘的時代記憶。
時光如梭,從1977年參加高考、踏進大學校門到今天,不知不覺已有四十年了。四十年彈指一揮間,想起當年,作為“文革”后恢復高考公開招錄的第一批大學生,我是十分幸運的,而且還有一個特殊的稱號:“七七級”大學生。回顧當年,思緒澎湃,浮想聯翩。
經歷了人生最重要考試的一代
我年幼正值十年“文革”動亂時期,目睹了這場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每當回想起當年社會的動蕩、人民的貧困、精神的桎梏以及對未來的迷茫,我都深深感到,我們國家今天的成就是多么的來之不易。我當時在農村插隊,每天在田間地頭勞作,生活條件極其艱苦,這也使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國家究竟要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中華民族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就在人們普遍陷入深度懷疑和迷茫之時,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給國家、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十年“文革”,每個中國人的命運因此改變。隨之進行的高考制度改革,我個人的生命軌跡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我從農村走進城市,從一個在田間地頭放牛的插隊青年變成“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踏入了做夢都沒敢想的大學校門,并從此與法學和法律結下了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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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政治領域的撥亂反正、精神領域的思想解放、教育領域的正本清源,都為這個年代烙上了深刻的印記。這一年所發生的許多事情,讓它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和縮影。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發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社會頓時沸騰。但是當大學招錄制度改革的消息傳到我插隊的村莊時,大家對這個消息都將信將疑,因為高考已經停止十多年,這一消息公布后,許多人都懷疑是真考還是假考。我最初也沒有把此事當真,因而并沒有認真備考。
但過了不到一個月,我的一位中學老師給我寄來一封信,他在信里叮囑我說,我在中學是班里的學習尖子,有基礎,有希望,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一定要參加這次高考,哪怕權當一試,也是難得的機遇。我回信說出了心中的顧慮,自己已經很多年沒有摸教材,手頭也沒有數學、物理、化學等課本,不知道該復習什么,怎么復習。老師又很快回信,并隨信給我寄來幾本“文革”前的中學教材,再次鼓勵我努力復習。
就這樣,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我向生產大隊請了假,回到小鎮認真備考。我把自己關在小房間近半個月不出門,每天啃點紅薯,吃點炒飯,醒了就看書,看累了就睡覺,就這樣復習了半個月,迎來了考試的日子。我進考場之后,發現考場里面空座位不少,看來不少人最后還是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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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的題目倒是很簡單,第一天考政治,第一題是解釋什么是“四人幫”。我看到這個題目,幾乎要笑起來,覺得這題目太簡單了。語文主要是翻譯荀子的《勸學》,并寫一篇題為《學雷鋒的故事》的文章。這個我還比較熟悉,因為我的古文基礎比較好,所以語文答題并沒有遇到困難。難的是數學考試,題目雖然主要是小學數學知識,但由于多年沒有看書學習了,最簡單的題目也答不上來。我后來聽一位招生老師說,我的數學考得很差,但好在語文很出色,把平均分拉上來了,才勉強被錄取。我就這樣誤打誤撞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
我至今還記得,我正在田間除草時,一位鄉村郵遞員大聲叫我的名字,然后給我送來了一封郵件。我打開一看,是大學錄取通知書,我當時仍然不敢相信,請身邊的幾個人仔細看是不是真的,大家都確認無疑,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進到大學以后,同學們聊起來,我才發現大家都有相似的經歷,大家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老底子應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一場改變了我們個人命運的考試。我后來才知道,“七七級”高考有570萬名考生,但最終錄取的人數不到5%,那一年也是高考恢復以來錄取比例最低的一年。當時的考生們都是“一顆紅心、兩手準備”,時刻準備接受祖國挑選。那次高考承載著太多的光榮與夢想,太多的記憶與情感,有的人直接從田頭地邊趕到考場,有的人攜手兒女同進考場,有的人看完考試題就離開考場……作為“七七級”的大學生,我們經歷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場考試。
不可復制的特殊一代
“七七級”是激情燃燒年代的特殊一代。我們絕大多數來自農村、工廠、車間、軍隊,許多人身上都留著泥土的氣息。記得當時開學報到時,有人背著行李第一次走出鄉村;有人挑著擔子,手上還牽著自己的孩子;有的人身穿軍裝或車間的工作服走進校園。大家走到一起,住在一起,發現年齡差距極大,有“老三屆”的,也有像我這樣高中畢業只有兩年多的,年齡甚至相差十多歲,大家走到一起成為同學,這也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現象。我記得就在進校的前一年,無論身居何處,人們都不敢輕言國事。然而,就是從我們進校后,國家政治環境逐漸發生變化,人們可以議論國家大事,可以提個人的想法。國家不僅進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也進入了一個煥然一新的時代。
我們“七七級”曾經經歷了很多磨難,不少同學都有上山下鄉的經歷,這些經歷也是我們寶貴的人生財富,使我們真正懂得了農村,理解了農民,也進一步讀懂了國情。不管我們年齡差距有多大,背景如何不同,當我們聚在一起時,依然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我們當時經常徹夜長談,講述各自的故事,暢談彼此的經歷。我們入學時,國家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這也讓我們對國家光明的前途充滿了期待和憧憬。作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每個人都感覺自己應當成為國民表率、社會棟梁。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宿舍里,每個人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那時宿舍里沒有訂報紙,我們就到外面公共櫥窗欄里仔細閱讀每天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自覺地就這些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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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全國開始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我們也積極參與了這場討論。我們與百廢待興的國家一起度過寂寂無聲的年代,迎來激情燃燒的歲月。“七七級”后來涌現出一大批杰出人士,其中不乏政界、學界、商界的領軍人物,有人稱之為“七七級現象”,這和那個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風氣,特殊的一代是分不開的。
“七七級”是艱苦而快樂的一代。我們剛進校的時候,物資極度匱乏,整個武漢市幾乎都沒有多少蔬菜供應,每天我們都只能吃到一點點蔬菜,幾個月見不著一點葷腥,但是沒有一個人抱怨,口腹之困無礙于我們高漲的學習熱情。我因為家庭貧困,學校每月還給我十多塊錢的生活補貼,就靠這十多塊錢,我不僅能夠支付生活費,還想辦法節省一點錢到書店看看,能夠買幾本自己喜愛的書。那個時候物質條件非常艱苦,由于買不起車票,甚至好長時間都不敢回家。但大家是非常快樂的。在入學一年后,隨著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解放了生產力,農村的市場供應大幅度增加,各種農副產品上市,我們的生活也漸漸得到了改善。
“七七級”是求知似渴的一代。七七、七八級的同學們普遍都有一種“知識饑渴癥”。在一個文化斷裂的時代,每個人都懷揣著自己的大學夢,夢想成真的那一刻就更加清晰感覺到求知欲的強烈,努力抓住一切機會給自己補課。我們從上小學開始適逢“文革”,雖然學到了高中畢業,但實際上不間斷地停課、鬧革命,課堂幾乎沒有學到多少東西,就像小孩出生后沒有足夠的營養一樣,我們在啟蒙教育方面始終是營養不足的,主要是在社會大學中學習,幾乎都是靠自學。
學校也是剛剛從沉寂中蘇醒,很多教室多年無人使用,圖書館的圖書也是剛剛解禁,基本沒有什么教材,特別是對我們法律專業的學生來說,更是鮮有教材可供學習。老師通過與同學交流和座談傳授知識,主要課程集中在政治理論和文史哲等科目。就在這樣一種環境中,重回校園的同學們如沙漠遇水,幾乎瘋狂的補習,以期彌補十一年間知識的虧空。
我們幾乎全年泡在圖書館里,真正把讀書當成了一種享受,一種快樂,一種滿足,每天早早地就去圖書館占座,甚至經常出現圖書館一大早就排起長隊的情況。有人甚至中午只帶個饅頭、帶個餅,鉆進圖書館就不出來,晚上宿舍熄燈以后,有人仍然打著手電筒在床上看書或在路燈下看書。那個時候,幾乎沒有哪位老師在課堂上講學習的重要性、知識的重要性,但每個人都深深地知道和理解學習的重要性。我們是從大學開始學習英文,從最基礎的ABC開始,也沒有錄音機、錄放機,甚至沒有收音機。當時很流行的做法是,每天揣個小本,記上每天要背的單詞,在食堂打飯、圖書館借書排隊或者下課的空隙,拿出這個小本讀上幾遍或者看上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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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級”是獨立思考的一代。我們每天都沉浸在學習之中,但不是死啃書本、死記硬背,對書本上的內容都在認真思考。每次下課之后,老師總要到我們的宿舍里來,回答同學們的各種提問。回答和提問完全是自愿的。每個人都從自己的工作、生活經歷談自己對老師講解的各種法律問題的看法。那時候,沒有要求每個人寫論文,但不少人課下就開始針對老師的講解寫學習體會,甚至小論文,可惜當時沒有多少像樣的教材,沒有多少可供參考的資料,每個人都是憑借自己的思考在寫作。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開始之后,大家經常會爭論得面紅耳赤。那個時候,每個人的生活、想法都很簡單,既不追求金錢、權力,也不追求地位、名譽,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不管是大學畢業之后選擇繼續深造,還是投身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中,時間于我們是最為珍貴的,我們都想盡快彌補失去的十年。當時我閱讀了大量的文學書籍,雖然這些書可能無助于形成成熟的專業知識體系,但為我日后形成獨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文情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中的不少人迷戀文學,成為文學青年,寫小說、寫詩歌、寫劇本,希望闖進文學的殿堂,圓上作家夢、詩人夢。我也是這其中的一員。茶余飯后總是在討論唐詩宋詞,討論當時興起的“傷痕文學”。文學研討成為很多人的第二課堂。
永遠感恩之心的一代
四十年春秋,不覺已一晃而過。關于“七七級”,現在回想起來,總是想起兩句詩:“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這兩句詩寫出了我心中的真實感受,也是對那個時代最真實的記憶。
我首先感恩改革開放、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復。我經歷了十年“文革”和改革開放,這兩個時期的對比對我來說是切身的體會。我們經歷過十年“文革”,從“文革”的混亂中走過來,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迅猛而震撼。我們這代人是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見證者,更是受益者。改革開放給我們搭建了施展才華的舞臺,提供了報效國家民族的舞臺。沒有改革開放,我們這代人或許只能渾渾噩噩度過一生。我們也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復,鄧小平同志一句“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呼吁,讓停擺了十二年之久高考的鐘擺,終于又重新嘀嘀嗒嗒地擺動了。實際上,高考制度直到今天仍然讓許多像我一樣的年輕人擁有走進大學殿堂、實現大學夢的機會。如果沒有高考,我們今天仍然可能還是在田邊地頭放牛,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打心里感謝改革開放,感謝高考制度的恢復。
教育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時至今日,我仍特別懷念大學生活,感恩我的老師們。那個時候很多老師從農村、工廠、五七干校返回到學校,對教育的那種原始而強烈的熱愛,驅使他們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獻給了學生。老師們無私地為大家授業解惑。每次上完課都會主動到宿舍繼續跟學生交流,坐下來一聊就是幾個小時。老師帶給我們的不只是與專業相關的知識和見解,更重要的是對人生、對事業的思考和人生智慧、閱歷。每位老師都毫不吝嗇、不計得失地把自己的時間花在學生身上。傍晚時分,我們吃完飯,也經常踱步到老師家串門,師生之間敞開心扉,無話不談。老師對我們的關愛可謂無微不至,記得一次我生病躺在床上,沒有吃飯,當時民法課程的任課老師聽說后,親自上街買來一只活雞,為我熬煮了一罐雞湯。我感動的幾乎要掉下眼淚。當時,師生間的這種交往十分自然。
我們也要感恩那些大學期間第二課堂的老師。那個年代百廢待興,包括法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課程體系都處于重建起步階段,許多課程根本沒有教材。我記得當時法學課程大多講授的是國家政策而非法學知識。大學四年間,有許多時間我們都是在各式各樣的社會實踐中度過的。我們走進了工廠,走進了車間,走進了基層的公檢法機關,和辦案的法官、檢察官和警察一起交流;到農村田埂上,到農民家里了解基層火熱的生活,由此對中國社會的民生百態有了切身的體會和了解。我們不光在所謂象牙塔的大學里補各種專業知識,吸收精神養分,還腳踏實地深入社會這所大學,觀察、調研、體悟、思考。“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們熱衷于從學校走入社會,從無字句處讀書。正是這些社會實踐鍛煉了我們,“七七級”的學生們都有學以致用、兼濟天下的抱負和雄心。
四十年前的滾滾春雷不僅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也為撥亂反正后蓄勢待發的中國儲備了一大批人才。從此,文化的莽原不再雜草叢生,教育的芳苑復萌返青。更重要的是,實行改革開放、恢復高考,恢復了知識的尊嚴,重新肯定知識的價值,昭示著理性的復蘇,開啟了中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新時代。所以,我感謝改革開放,感謝高考制度,它賦予我們的青春濃重的色彩,讓我們擁有一段厚重的獨家記憶;更希望今天的青年人,像四十年前走進大學的我們一樣,始終保持不斷前行的初心,珍惜時光,磨礪意志,增長才干,肩負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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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吳曉婧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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