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教授加、《光明日報》2017年6月9日

受訪人 | 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又是一年高考季，當無數考生走向考場，期待用筆墨書寫燦爛未來之時，人們不免想起40多年前另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1977年，高考恢復，它改寫了無數人的命運，成為一個國家與時代的拐點。“七七級”，一個群體的特殊稱號，亦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今天，我們跟隨“七七級”大學生王利明教授的腳步，回憶難忘的時代記憶。

時光如梭，從1977年參加高考、踏進大學校門到今天，不知不覺已有四十年了。四十年彈指一揮間，想起當年，作為“文革”后恢復高考公開招錄的第一批大學生，我是十分幸運的，而且還有一個特殊的稱號：“七七級”大學生。回顧當年，思緒澎湃，浮想聯翩。

經歷了人生最重要考試的一代

我年幼正值十年“文革”動亂時期，目睹了這場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每當回想起當年社會的動蕩、人民的貧困、精神的桎梏以及對未來的迷茫，我都深深感到，我們國家今天的成就是多么的來之不易。我當時在農村插隊，每天在田間地頭勞作，生活條件極其艱苦，這也使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國家究竟要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中華民族的前途究竟在哪里？

就在人們普遍陷入深度懷疑和迷茫之時，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給國家、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十年“文革”，每個中國人的命運因此改變。隨之進行的高考制度改革，我個人的生命軌跡由此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我從農村走進城市，從一個在田間地頭放牛的插隊青年變成“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踏入了做夢都沒敢想的大學校門，并從此與法學和法律結下了不解之緣。

圖片源自網絡

1977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政治領域的撥亂反正、精神領域的思想解放、教育領域的正本清源，都為這個年代烙上了深刻的印記。這一年所發生的許多事情，讓它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和縮影。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發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社會頓時沸騰。但是當大學招錄制度改革的消息傳到我插隊的村莊時，大家對這個消息都將信將疑，因為高考已經停止十多年，這一消息公布后，許多人都懷疑是真考還是假考。我最初也沒有把此事當真，因而并沒有認真備考。

但過了不到一個月，我的一位中學老師給我寄來一封信，他在信里叮囑我說，我在中學是班里的學習尖子，有基礎，有希望，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一定要參加這次高考，哪怕權當一試，也是難得的機遇。我回信說出了心中的顧慮，自己已經很多年沒有摸教材，手頭也沒有數學、物理、化學等課本，不知道該復習什么，怎么復習。老師又很快回信，并隨信給我寄來幾本“文革”前的中學教材，再次鼓勵我努力復習。

就這樣，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我向生產大隊請了假，回到小鎮認真備考。我把自己關在小房間近半個月不出門，每天啃點紅薯，吃點炒飯，醒了就看書，看累了就睡覺，就這樣復習了半個月，迎來了考試的日子。我進考場之后，發現考場里面空座位不少，看來不少人最后還是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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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的題目倒是很簡單，第一天考政治，第一題是解釋什么是“四人幫”。我看到這個題目，幾乎要笑起來，覺得這題目太簡單了。語文主要是翻譯荀子的《勸學》，并寫一篇題為《學雷鋒的故事》的文章。這個我還比較熟悉，因為我的古文基礎比較好，所以語文答題并沒有遇到困難。難的是數學考試，題目雖然主要是小學數學知識，但由于多年沒有看書學習了，最簡單的題目也答不上來。我后來聽一位招生老師說，我的數學考得很差，但好在語文很出色，把平均分拉上來了，才勉強被錄取。我就這樣誤打誤撞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

我至今還記得，我正在田間除草時，一位鄉村郵遞員大聲叫我的名字，然后給我送來了一封郵件。我打開一看，是大學錄取通知書，我當時仍然不敢相信，請身邊的幾個人仔細看是不是真的，大家都確認無疑，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進到大學以后，同學們聊起來，我才發現大家都有相似的經歷，大家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老底子應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一場改變了我們個人命運的考試。我后來才知道，“七七級”高考有570萬名考生，但最終錄取的人數不到5%，那一年也是高考恢復以來錄取比例最低的一年。當時的考生們都是“一顆紅心、兩手準備”，時刻準備接受祖國挑選。那次高考承載著太多的光榮與夢想，太多的記憶與情感，有的人直接從田頭地邊趕到考場，有的人攜手兒女同進考場，有的人看完考試題就離開考場……作為“七七級”的大學生，我們經歷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場考試。

不可復制的特殊一代

“七七級”是激情燃燒年代的特殊一代。我們絕大多數來自農村、工廠、車間、軍隊，許多人身上都留著泥土的氣息。記得當時開學報到時，有人背著行李第一次走出鄉村；有人挑著擔子，手上還牽著自己的孩子；有的人身穿軍裝或車間的工作服走進校園。大家走到一起，住在一起，發現年齡差距極大，有“老三屆”的，也有像我這樣高中畢業只有兩年多的，年齡甚至相差十多歲，大家走到一起成為同學，這也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現象。我記得就在進校的前一年，無論身居何處，人們都不敢輕言國事。然而，就是從我們進校后，國家政治環境逐漸發生變化，人們可以議論國家大事，可以提個人的想法。國家不僅進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也進入了一個煥然一新的時代。

我們“七七級”曾經經歷了很多磨難，不少同學都有上山下鄉的經歷，這些經歷也是我們寶貴的人生財富，使我們真正懂得了農村，理解了農民，也進一步讀懂了國情。不管我們年齡差距有多大，背景如何不同，當我們聚在一起時，依然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我們當時經常徹夜長談，講述各自的故事，暢談彼此的經歷。我們入學時，國家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這也讓我們對國家光明的前途充滿了期待和憧憬。作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每個人都感覺自己應當成為國民表率、社會棟梁。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宿舍里，每個人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那時宿舍里沒有訂報紙，我們就到外面公共櫥窗欄里仔細閱讀每天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自覺地就這些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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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全國開始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我們也積極參與了這場討論。我們與百廢待興的國家一起度過寂寂無聲的年代，迎來激情燃燒的歲月。“七七級”后來涌現出一大批杰出人士，其中不乏政界、學界、商界的領軍人物，有人稱之為“七七級現象”，這和那個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風氣，特殊的一代是分不開的。

“七七級”是艱苦而快樂的一代。我們剛進校的時候，物資極度匱乏，整個武漢市幾乎都沒有多少蔬菜供應，每天我們都只能吃到一點點蔬菜，幾個月見不著一點葷腥，但是沒有一個人抱怨，口腹之困無礙于我們高漲的學習熱情。我因為家庭貧困，學校每月還給我十多塊錢的生活補貼，就靠這十多塊錢，我不僅能夠支付生活費，還想辦法節省一點錢到書店看看，能夠買幾本自己喜愛的書。那個時候物質條件非常艱苦，由于買不起車票，甚至好長時間都不敢回家。但大家是非常快樂的。在入學一年后，隨著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解放了生產力，農村的市場供應大幅度增加，各種農副產品上市，我們的生活也漸漸得到了改善。

“七七級”是求知似渴的一代。七七、七八級的同學們普遍都有一種“知識饑渴癥”。在一個文化斷裂的時代，每個人都懷揣著自己的大學夢，夢想成真的那一刻就更加清晰感覺到求知欲的強烈，努力抓住一切機會給自己補課。我們從上小學開始適逢“文革”，雖然學到了高中畢業，但實際上不間斷地停課、鬧革命，課堂幾乎沒有學到多少東西，就像小孩出生后沒有足夠的營養一樣，我們在啟蒙教育方面始終是營養不足的，主要是在社會大學中學習，幾乎都是靠自學。

學校也是剛剛從沉寂中蘇醒，很多教室多年無人使用，圖書館的圖書也是剛剛解禁，基本沒有什么教材，特別是對我們法律專業的學生來說，更是鮮有教材可供學習。老師通過與同學交流和座談傳授知識，主要課程集中在政治理論和文史哲等科目。就在這樣一種環境中，重回校園的同學們如沙漠遇水，幾乎瘋狂的補習，以期彌補十一年間知識的虧空。

我們幾乎全年泡在圖書館里，真正把讀書當成了一種享受，一種快樂，一種滿足，每天早早地就去圖書館占座，甚至經常出現圖書館一大早就排起長隊的情況。有人甚至中午只帶個饅頭、帶個餅，鉆進圖書館就不出來，晚上宿舍熄燈以后，有人仍然打著手電筒在床上看書或在路燈下看書。那個時候，幾乎沒有哪位老師在課堂上講學習的重要性、知識的重要性，但每個人都深深地知道和理解學習的重要性。我們是從大學開始學習英文，從最基礎的ABC開始，也沒有錄音機、錄放機，甚至沒有收音機。當時很流行的做法是，每天揣個小本，記上每天要背的單詞，在食堂打飯、圖書館借書排隊或者下課的空隙，拿出這個小本讀上幾遍或者看上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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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級”是獨立思考的一代。我們每天都沉浸在學習之中，但不是死啃書本、死記硬背，對書本上的內容都在認真思考。每次下課之后，老師總要到我們的宿舍里來，回答同學們的各種提問。回答和提問完全是自愿的。每個人都從自己的工作、生活經歷談自己對老師講解的各種法律問題的看法。那時候，沒有要求每個人寫論文，但不少人課下就開始針對老師的講解寫學習體會，甚至小論文，可惜當時沒有多少像樣的教材，沒有多少可供參考的資料，每個人都是憑借自己的思考在寫作。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開始之后，大家經常會爭論得面紅耳赤。那個時候，每個人的生活、想法都很簡單，既不追求金錢、權力，也不追求地位、名譽，大家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不管是大學畢業之后選擇繼續深造，還是投身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中，時間于我們是最為珍貴的，我們都想盡快彌補失去的十年。當時我閱讀了大量的文學書籍，雖然這些書可能無助于形成成熟的專業知識體系，但為我日后形成獨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文情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們中的不少人迷戀文學，成為文學青年，寫小說、寫詩歌、寫劇本，希望闖進文學的殿堂，圓上作家夢、詩人夢。我也是這其中的一員。茶余飯后總是在討論唐詩宋詞，討論當時興起的“傷痕文學”。文學研討成為很多人的第二課堂。

永遠感恩之心的一代

四十年春秋，不覺已一晃而過。關于“七七級”，現在回想起來，總是想起兩句詩：“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這兩句詩寫出了我心中的真實感受，也是對那個時代最真實的記憶。

我首先感恩改革開放、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復。我經歷了十年“文革”和改革開放，這兩個時期的對比對我來說是切身的體會。我們經歷過十年“文革”，從“文革”的混亂中走過來，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迅猛而震撼。我們這代人是改革開放巨大成就的見證者，更是受益者。改革開放給我們搭建了施展才華的舞臺，提供了報效國家民族的舞臺。沒有改革開放，我們這代人或許只能渾渾噩噩度過一生。我們也感恩高考制度的恢復，鄧小平同志一句“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呼吁，讓停擺了十二年之久高考的鐘擺，終于又重新嘀嘀嗒嗒地擺動了。實際上，高考制度直到今天仍然讓許多像我一樣的年輕人擁有走進大學殿堂、實現大學夢的機會。如果沒有高考，我們今天仍然可能還是在田邊地頭放牛，所以，我們這一代人打心里感謝改革開放，感謝高考制度的恢復。

教育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時至今日，我仍特別懷念大學生活，感恩我的老師們。那個時候很多老師從農村、工廠、五七干校返回到學校，對教育的那種原始而強烈的熱愛，驅使他們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獻給了學生。老師們無私地為大家授業解惑。每次上完課都會主動到宿舍繼續跟學生交流，坐下來一聊就是幾個小時。老師帶給我們的不只是與專業相關的知識和見解，更重要的是對人生、對事業的思考和人生智慧、閱歷。每位老師都毫不吝嗇、不計得失地把自己的時間花在學生身上。傍晚時分，我們吃完飯，也經常踱步到老師家串門，師生之間敞開心扉，無話不談。老師對我們的關愛可謂無微不至，記得一次我生病躺在床上，沒有吃飯，當時民法課程的任課老師聽說后，親自上街買來一只活雞，為我熬煮了一罐雞湯。我感動的幾乎要掉下眼淚。當時，師生間的這種交往十分自然。

我們也要感恩那些大學期間第二課堂的老師。那個年代百廢待興，包括法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課程體系都處于重建起步階段，許多課程根本沒有教材。我記得當時法學課程大多講授的是國家政策而非法學知識。大學四年間，有許多時間我們都是在各式各樣的社會實踐中度過的。我們走進了工廠，走進了車間，走進了基層的公檢法機關，和辦案的法官、檢察官和警察一起交流；到農村田埂上，到農民家里了解基層火熱的生活，由此對中國社會的民生百態有了切身的體會和了解。我們不光在所謂象牙塔的大學里補各種專業知識，吸收精神養分，還腳踏實地深入社會這所大學，觀察、調研、體悟、思考。“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們熱衷于從學校走入社會，從無字句處讀書。正是這些社會實踐鍛煉了我們，“七七級”的學生們都有學以致用、兼濟天下的抱負和雄心。

四十年前的滾滾春雷不僅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也為撥亂反正后蓄勢待發的中國儲備了一大批人才。從此，文化的莽原不再雜草叢生，教育的芳苑復萌返青。更重要的是，實行改革開放、恢復高考，恢復了知識的尊嚴，重新肯定知識的價值，昭示著理性的復蘇，開啟了中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新時代。所以，我感謝改革開放，感謝高考制度，它賦予我們的青春濃重的色彩，讓我們擁有一段厚重的獨家記憶；更希望今天的青年人，像四十年前走進大學的我們一樣，始終保持不斷前行的初心，珍惜時光，磨礪意志，增長才干，肩負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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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吳曉婧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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