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紐約市議會通過了第368號決議,呼吁為藝術家提供公平的報酬,議會還支持通過2024年美國國會提出的《音樂家生計工資法案》。
據了解,《音樂家生計工資法案》將確保藝術家在流媒體平臺上獲得公平報酬,創建一個新的流媒體版權稅,直接支付給藝術家。這個新版權稅將作為現有版權費之外的額外收入來源。
同一時間,據《音樂周刊》六月刊報道,曾獲得全英音樂獎最佳女歌手的英國歌手Kate Nash在OnlyFans上發起“Butts For Tour Buses”運動之后,開始重新受到大眾關注。報道中,Kate Nash再次公開質問音樂產業對藝術家權益的長期忽視,并呼吁對行業進行結構性改革。
那么,在流媒體時代,即便是有作品、穩定有聽眾的藝術家,也可能陷入債務泥潭嗎?這究竟是個別藝術家的落魄趣聞,還是整個音樂產業系統性失衡的縮影?
知名音樂人,為什么屢屢喊窮?
去年秋天,Kate Nash在結束北美和歐洲巡演后整理賬目時,才意識到自己基本上要負債了,尤其是在她正為推廣最新專輯《9 Sad Symphonies》而努力的情況下。
對于一位從事音樂創作近二十年,并且能夠售罄演唱會的資深音樂人來說,毫無疑問是令人擔憂的。
回顧Kate Nash的職業生涯,2007年,她憑借其獨立流行專輯《Made of Bricks》一舉成名,獲得了業界的廣泛認可。這張專輯不僅讓她贏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也收獲了批評界的高度贊譽。
之后,她陸續發行了幾張專輯,色,并在演藝領域不斷拓展自己的邊界,甚至在Netflix劇集《GLOW》中出演角,展現了多才多藝的形象。
直到去年11月,當她發現一堆未付款的賬單時,才意識到,她或許需要另尋生路。在這種困境下,她做出了一個令人沒那么意外的決定:加入OnlyFans。
畢竟,Kate Nash曾被譽為“第二個Lily Allen”,同樣擁有特立獨行的嬉皮氣質和敢于表達的鋒利個性。她在音樂中直言不諱、用詞大膽,對性取向的公開也從不遮掩。而Lily Allen早在去年秋天就已加入OnlyFans,Kate Nash的此番選擇也不意外。
不過與Lilly Allen相比,Kate Nash似乎更狂野、更直接。
除了上傳一些腳部照片,Kate Nash還嘗試了一些帶有色情喜劇元素的食物視頻,以及臀部的性感照片,并戲稱這一系列內容為“Butts For Tour Buses”。字面意思,是“拿屁股換巡演大巴”,聽上去些許荒誕,卻像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早已失衡的音樂產業的臉上。
從藝20年、流媒體平臺月度聽眾107萬、手握多首經典曲目、全英音樂獎最佳女歌手,看似成功藝人的BUFF已經疊滿了。但現實卻是,所謂的“成功音樂人”更像被榨干的內容螺絲,連身體都成了產業鏈的一環,頗為心酸。
這一舉動在社交平臺上引發了不少激烈的爭議,尤其是在Reddit和Instagram上,許多人對她的選擇表示批評。一些聲音認為,她的行為可能會向年輕女性傳遞一種危險的訊息,即使天賦異稟,最終仍不得不將自己商品化,而相比藝術創作,展露身體似乎更能帶來成功。
然而,Kate Nash顯然對此毫不在意。
她認為,通過出售性感照片來支付巡演的賬單,對她來說,簡直一舉兩得。她不僅在六天時間內,順利償還了所有債務,同時還能為自己的巡演籌措資金。她堅信,女性如果能夠掌控并界定自己的身體與界限,那么這一做法便不僅僅是一次營銷活動,而是一種自我主權的體現。
Kate Nash有種到什么程度呢?
去年11月末,她甚至穿著內衣橫穿倫敦,在Live Nation辦公室前進行抗議聲討,矛頭直指Live Nation和Spotify兩大行業巨頭,指責這些公司通過低版稅和巨額利潤壓榨藝術家,使得草根音樂人難以生存。
今年4月,Kate Nash在BBC播客《Woman’s Hour》中表示,她于2007年發布的熱門單曲《Foundations》在Spotify上的播放量超過了1億次。“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還不是百萬富翁!我對音樂產業的現狀感到震驚,無法理解這個行業為何允許這種情況的發生。”她說道。
不過,據Spotify回應稱,Kate Nash的代表作《Foundations》為她的版權方帶來了約50萬英鎊的收入。遺憾的是,他們無法介入Kate Nash與其版權方之間的合同條款,無法得知她具體的分成方式,并強調平臺本身并未在付款上出現問題。
在她看來,也希望借著爭議讓人們關注到她真正想探討的話題:為什么以音樂謀生變得如此艱難?
事實上,Kate Nash并非唯一一位對音樂行業收入分配提出質疑的藝術家。
今年3月,嘻哈大佬Snoop Dogg宣布與區塊鏈音樂流媒體平臺Tune.FM展開合作,并在接受采訪時公開批評Spotify。他透露,自己在Spotify上獲得了10億次播放量,但收益卻少得可憐,甚至不到45,000美元。
Spotify對此也迅速作出了回應,表示10億次播放實際上為版權所有者帶來了數百萬美元的收入,稱Snoop Dogg的指責可能源于與版權商之間的分賬問題。
同樣,英國經典黑金屬樂隊Cradle of Filth的主唱Dani Filth也曾公開批評Spotify,認為該平臺已經將整個音樂行業變成了一個無利可圖的產業。他們稱與平臺的合作大多依賴于播放量,而非專輯銷量,這使得許多藝術家無法從中獲得合理的回報。
可以看到,不管是產業里征戰20年的藝術家,流媒體平臺月聽眾3000萬之多的嘻哈大佬,依靠流媒體版稅過得都沒那么滋潤。問題的核心,不僅是流媒體版稅的低廉,還有流媒體與唱片公司之間復雜的分賬體系。
如文化記者GOMEZ SARMIENTO所說:“音樂產業可能會變成一個只有富人,或者那些擁有強大財務保障的人才能夠進行創作和表達的地方。”
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藝術家們不僅被經濟壓力壓垮,甚至連創作的自由也在不斷流失。
音樂人收入為何陷入惡性循環?
隨著流媒體平臺的崛起,錄音版權的價值已經大幅縮水。業內數據顯示,平臺為藝術家支付的每次播放費用僅為0.003美元至0.005美元之間,這一報酬遠遠低于藝術家實際付出的創作成本。
今年4月,美國勞動委員會主席Carmen De La Rosa透露,紐約市目前有超過14,000名音樂人,他們為娛樂行業帶來了數十億的收入,卻依然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無法獲得應有的回報。
表面上看,問題似乎并不復雜。知名藝術家通過自帶粉絲基礎和巡演收入,或許能夠彌補流媒體帶來的收入損失?但現實遠非如此簡單。雖然巡演的確為藝術家提供了一定的收入來源,但并不能有效地彌補流媒體收入的巨大差距。
以Kate Nash為例,她強調,盡管她的巡演并不奢華,但幕后所需的投入極為龐大。每一場演出都需要雇傭樂隊、工作人員、巡演經理、技術人員、燈光和音響工程師。盡管她的票房跟七年前差不多,但巡演所需的其他一切成本都增加了。
并且,她拒絕削減對團隊成員的報酬,這也意味著在巡演結束后常常面臨財務虧損。
Kate Nash也并非唯一一位面臨巡演經濟壓力的藝術家。
近年來,包括The Black Keys,、Animal Collective和Santigold在內的許多音樂人被迫完全或部分取消巡演。Santigold曾致信樂迷,解釋說巡演成本的不斷上升——再加上隨著疫情消退舉辦演出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已將許多藝術家逼到了極限。就連 Coachella 音樂節、新奧爾良爵士音樂節和紐約州 Governors Ball 音樂節去年的門票銷量,也比往年有所放緩。
那么問題又回到了流媒體上,低報酬與高成本的巡演運營相互疊加,最終導致收入來源的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過去音樂人的收入來源和行業結構也和現在截然不同。
文化記者GOMEZ SARMIENTO在今年5月的NPR播客中提到,回溯到1990年代,音樂人有多種途徑賺取收入,如錄制專輯、銷售實體專輯、電臺播放、參與電影或廣告等,同時也可以通過巡演和銷售周邊商品獲得可觀的收入。
在那個時代,音樂人即便沒有巨額財富,也能過得相對舒適,經濟壓力并不如今天如此沉重。
然而今天,音樂人不僅需要創作與巡演,還必須在社交媒體平臺上保持高頻的活躍度,諸如TikTok、Instagram等社交平臺的更新和粉絲互動,已成為他們維系公眾關注和提升商業價值的必修課。許多音樂人即便得到了好評,經濟壓力依然無法得到緩解。
例如,美國民謠歌手Lizzie No的專輯《Halfsies》讓她躋身《Rolling Stone》“音樂未來”特刊的25位藝術家名單中,但如此大的好評也不足以支付她的開銷。
Lizzie No分享了自己長達10個半月的巡演經歷,“連續十個月半沒休息,我實際上并沒有賺到什么錢”,當她回到家時,雖然網絡上充斥著好評,口袋卻空空。為了應對生活開銷,她不得不再次踏上巡演之路,重復著不斷掙扎的生計壓力。
不過,隨著Lizzie No加入OnlyFans,她的賬號也開始呈現一些未發布的音樂作品。Lizzie No表示,政治抗議是她藝術創作的核心,她不斷探索如何利用自己的巡演影響力來推動生育、社會和環境正義的議題,但這些想法并非總能獲得線上社區或主流音樂行業的認可。
Lizzie No認為,OnlyFans為她提供了一個無需任何過濾器的表達空間,同時平臺的聲譽也使她能夠收取遠高于Patreon等主流創作者經濟平臺的費用。
這種知名藝術家仍面臨經濟問題的情況,并非音樂行業獨有,電影行業也發生過。比如2023年轟動全球的7·13好萊塢大罷工,也是好萊塢63年來首次全行業罷工。
美國影視演員協會(SAG-AFTRA)表示,過去10年,流媒體的興起導致演員收入受到侵蝕,人工智能也對創作型從業者的生存構成威脅。經過1個月的談判,雙方未就包括上述關切在內的問題達成一致。該協會投票決定舉行“歷史性的”罷工,為行業爭取更好的保障。
然而,GOMEZ SARMIENTO表示,相比影視行業,音樂行業卻缺乏類似的工會支持和集體力量。由于音樂行業的高度分散性,藝術家們通常與不同的公司和機構合作,缺乏統一的聲音和凝聚力。這使得他們很難像影視行業的演員和編劇那樣通過工會組織起來,集體爭取公平的待遇和權益。
因此,藝術家收入的惡性循環源于流媒體、唱片公司分配不均、演出的頭部集中、小型場館運營成本上司等深層次問題。未來,音樂行業亟需進行深入的改革,提升藝術家的集體力量,推動行業結構的優化,確保藝術家能夠在透明健康的環境中進行創作,并獲得應有的回報。
結語
當Kate Nash的臀部成為比格萊美提名更有效的“巡演融資工具”,我們目睹的不僅是藝術家的個體困境,而是整個內容創造體系的崩壞。
流媒體的微薄版稅與巡演的高昂成本,在唱片公司、平臺等行業鏈條的失衡中,共同壓垮了創作者的經濟基底。但愿隨著像《音樂家生計工資法案》這樣的政策增多,能促成制度性糾偏,并推動音樂行業分配機制的變革。
畢竟,人類文明的璀璨浪漫,從來也不是用“屁股”點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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