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的公開聲明

蔣介石叛變革命后，留學生中的國共斗爭白熱化、公開化了。

針對“四一二”政變和國民黨右派學生的極右言行，中山大學總支部 召開了全校大會，譴責和聲討蔣介石，還通過了致電武漢國民政府，要求嚴 懲蔣介石的決議。

電報說：“當前中國革命的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及其忠實 走狗的反擊。假革命的蔣介石及其一伙違背了黨的原則和紀律，他們背叛了 我們的革命，屠殺上海的革命工人，從而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

現在他們成 了我們革命道路上的障礙，但是我們有信心，得到我們工人群眾和革命軍隊 支持的國民黨中執會和國民政府一定會勇敢堅定地進行反對反革命的蔣介石 及其一伙的斗爭。我們確信我們會得到最后勝利。”

會上，左權、烏蘭夫等共產黨員先后講話，同仇敵愾，表達了不怕流血犧牲、革命到底的決心。

就在這個集會上，蔣經國發表了最為激烈最為憤慨的演講。

他說：“今 天，我在這里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共青團(他當時已經加入了 共青團)的兒子來講話的。”他“痛斥”蔣介石背叛孫中山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罪行，“聲明”斷絕與蔣介石的父子關系，博得了與會者熱烈的掌 聲。

幾天后，他又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譴責蔣介石背叛革命的書面聲明。 聲明說：“蔣介石的叛變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當他滔滔不絕地談論革命時， 他已經逐漸開始背叛革命，切盼與張作霖、孫傳芳妥協。蔣介石已經結束了 他的革命生涯。

作為一個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國工 人大眾的敵人。蔣介石曾經是我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經走向反革命 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了。”

蔣經國的聲明由蘇聯塔斯社全文發表，并 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傳播到全世界。他“大義滅親” “堅決革命”的言行受 到廣大留學生的歡迎，更受到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歡迎。

“四一二”政變前，蔣介石曾是蘇聯人民心目中的“中國的民族英雄和革 命家”,莫斯科五一勞動節籌備委員會原來準備在游行隊伍中，高舉一個蔣 介石大型全身塑像，中山大學的學生也畫了蔣介石身著戎裝的大幅油畫像。 “四一二”政變后，蔣介石成了反革命，畫像被焚燒。

蔣經國發表演說和公開聲明后，一夜之間，他成為一些人心目中的“英雄”。蔣經國1937年從蘇 聯回到中國后，立即把他的演講和聲明拋到九霄云外，回到蔣介石懷抱。蔣 介石也不計前嫌，原諒了他“不得已而為之”的“忤逆”言行，再續父子情 緣，并著意把他作為接班人培養。

蔣經國在莫斯科留學時照

風云突變，分道揚鑣

暑假之后，我們畢業了。1927年8月16日，學校舉行了畢業典禮。校長 拉齊斯給學業成績優等者頒發了《畢業證書》《優秀學員證書》和“紅星獎章”。

我是獲獎者之一。畢業又獲獎，本應高興和慶賀，可我怎么也高興不起來。 國內嚴峻的政治形勢使我憂慮，留蘇學生中的思想動蕩促使我認真思考。

1927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叛變革命，馮玉祥先是與汪精衛舉行了鄭州 會議，然后又與蔣介石舉行了徐州會議，和蔣介石拜了把子，稱兄道弟，還 參加了國民黨。他主張“寧漢合作”(寧：蔣介石的南京政權；漢：汪精衛 的武漢政權)“團結反共”,與蔣、汪站在了一條線上。

第一次國內革命失 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在國內局勢風 云突變的影響下，留蘇學生迅即分化為兩大陣營。國民黨右派勢力比過去強 大，反共氣焰更加囂張，一些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經不起考驗，投靠了國民 黨，還有少數人拋棄了布爾什維克，倒向了托洛茨基、成為托派。

在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歷史關頭，經過反復思考，我覺得自己 的想法成熟了。畢業后的第二天，就去莫斯科找張振亞，向他提出了回國參 加革命武裝斗爭的要求。

他說： "你來得正好，東方部已經通知，要找你談 話。”

我隨他去了共產國際總部大樓。在東方部辦公室見到特列依采夫將 軍。他是蘇軍工兵專家，曾擔任過紅軍工程兵學校校長和莫斯科高級步兵學 校校長，時任東方部軍事部部長。

他開門見山地問： "智林斯基同志，你 從步校畢業了，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和打算?”

我向他提出了回國參加武裝 斗爭的請求。我說："蔣介石叛變了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已 經開始，我迫切要求回國，將在蘇聯學到的知識和技能運用到中國革命武 裝斗爭中去。”

同時，我把張自忠給我的信拿給他看。這封信是畢業前收 到的。張在信中說，他并不贊成馮玉祥的政治態度和主張，但是作為一名 軍人，只能服從。現在他已經是師長了，對我“手足之情”依舊，期盼我畢 業后盡快“歸隊”,他屬下有一個團長職務暫缺，可以為我保留，等我回歸后就職。

我還向特列依采夫將軍報告說，我給張自忠回了信，婉拒了他的好意，并且告訴他，我已經信仰共產主義，投身于革命，不會再回舊軍隊效力 了。還請他勸馮玉祥先生“迷途知返，不要與革命為敵，保持一生名節”。

特列依采夫高興地說：“你的決心和想法都很好，做法也很對，與我們的安 排不謀而合。今天請你來，就是想聽聽你的意見，通知你做秘密回國的準 備。”

我高興地和他告別后，又和張振亞談了我的入團問題。

張說：“蔣介石叛變革命后，馮玉祥也亮了相，和蔣介石、汪精衛站到了一起。共產國際 已經通知各軍校，以前和馮玉祥達成的協議作廢，現在可以公開發展你們加入共青團了。

根據你的政治態度和各方面表現，郭金和支部成員都認為你已 經符合入團條件，本想畢業前就發展，可共產國際又下發了一個文件，鑒于 '四一二'后中國時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留蘇學生中的思想非常混亂，因為 對每個人的政治態度不摸底，所以要求各級組織暫停對中國留學生的發展，以半年時間嚴格考察，待徹底摸清后，再恢復發展。

由此看來，你回國之前是解決不了了。我們會把你的情況向國內詳細匯報。我還是那句老話，這也 是對你的考驗，相信你很快就會成為我們組織的成員。"

回到基輔后，我就悄悄地收拾行裝，做回國準備。一個星期后，郭金通 知我帶齊個人全部衣物，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報到。我興高采烈地趕到共產國 際總部，再次見到張振亞和特列依采夫。

他們告訴我，自1927年入夏來， 共產國際先將國民黨派遣來的學生作為第一批公開送回國，隨后又將一些共 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作為第二批秘密送回國，他們回國的路線是從蒙古偷越國 境進入中國，這是共產國際開辟的秘密交通線。

最近，由于國內形勢惡化， 這條通道被國民黨切斷，部分同志慘遭逮捕。因此共產國際決定改變原來計 劃，暫時不再安排人員回國。他們讓我在莫斯科休息一段時間，待回國條件 成熟再出發。這樣，我被滯留在莫斯科。

其間，我再次被共產國際派到莫斯 科高級步兵學校，擔任短期軍事集訓的教官。這次集訓是臨時決定的，起因 是中共中央根據國內形勢急劇變化和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決定在國內開展武 裝斗爭。同時，給共產國際東方部發來專電，要求在蘇聯學習的共產黨員和 共青團員都要學習軍事，以便適應國內革命戰爭的迫切需要。

參加這次集訓 的學員是來自蘇聯各地地方院校的留學生，都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傾向 革命的愛國青年。為不讓國民黨、三青團和傾向國民黨的學員知道，集訓是 秘密舉辦的。學員編成四個連隊。參加者有左權、朱瑞、烏蘭夫、孫冶方、 吳亮平等，教學內容和前兩期大體一樣。不到二十天，集訓就結束了。

不久，張振亞告訴我，共產國際對等待回國的同志作出新的安排。鑒于 回國通道一直未能恢復和重新建立，為確保派遣人員安全，取消行動計劃， 一律留在蘇聯，繼續深造。我被分配到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同時被分 配到高級步校的還有馬宗顯(劉英)、田德修(吉合)、任子訓、黨秉溫、 陳登瀛、董登云等。暫時不能回國了，很遺憾也很無奈。

國內時局風云驟變，革命浪潮洶涌澎湃，當年一起由西北軍來蘇聯留 學的二十四人，由于立場和思想異同，迅速排列組合。

參加了國民黨和三青團以及傾向蔣介石的學員畢業后就回國了。

他們是：葉茂極、石友信、蓋志鴻、郝鵬舉、班福增、

李秉鈞、周元璋、胡運泰、李匯泉、劉汝珍。

我回國 后聽說，他們中除葉茂極返回馮玉祥部隊外，其他人都投靠了國民黨。

其 中：石友信先是在他哥哥石友三的部隊當師長，抗日戰爭中他和石友三都成 了漢奸。

劉汝珍也是先在他哥哥劉汝明部隊當師長，抗戰中也是漢奸，后來 隨國民黨軍隊潰逃臺灣。

郝鵬舉回國后，先是投靠蔣介石，抗戰中成了漢 奸，解放戰爭中官居國民黨中將。

新中國成立后我在上海工作時，陳老總問 我 ：“聽說你有一個同學在國民黨軍隊當大官，是不是郝鵬舉?”

我回答 說：“是的。”

老總又問：“你知道他的下場嗎?”

我說： “不知道。自他 回國，就再也沒有聯系。"

老總告訴我說，1946年1月，時任國民黨新編第 六路軍總司令的郝鵬舉，在臺(兒莊)、棗(莊)起義，所部兩萬多人被整 編為“民主聯盟軍”,郝任總司令。為教育和改造郝部及本人，陳老總命令 他率部開進山東莒縣城南一帶休整，并數次召見郝本人談話，曉以大義。

一 天，老總邀郝鵬舉游浮來山，郝知陳老總擅長詩詞，作七絕一首：

"策馬浮來展大荒，齊桓劉勰兩茫茫。

千年古樹應知我，一片忠心照夕陽。”

借機表 白心跡，以求老總唱和，抬高自己的身價。

陳老總沒有理他。因為他了解郝 鵬舉離馮靠蔣、當過漢奸的老底，對他“起義”也心存疑惑。

不久之后，郝 鵬舉在蔣介石指揮重兵大舉進犯解放區時，又搖身一變，公然反水。隨后， 老總指揮我軍將其兩萬余眾全殲，郝本人被俘虜，公審后判處死刑。

刑前， 陳老總召見他，并當場賦《示郝鵬舉》詩：

“教爾做人不做人，教爾不茍竟狗茍，

而今俯首爾就擒，仍自教爾分人狗。”

陳老總的打油詩，惟妙惟肖地 刻畫出郝鵬舉丑惡的靈魂。

聽了陳老總講的故事，我想， 一起到蘇聯留學的同學是同齡人，大家 的經歷、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長的過程都差不多，為什么卻各奔東西，歸屬 了截然對立的兩大陣營?

這無疑是由世界觀決定的。 “天下為公”,還 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我們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大江東去浪淘 沙，每個人在風浪關頭都必須做出選擇。

馬宗顯、吉合和我，不受高官厚 祿誘惑，不惜流血犧牲，決心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革命到底。歷史證明， 這是正確的選擇。

張英（1902年—1932年），漢族，原名馬宗顯，山東省濰縣人，出生于一個貧苦農家。

張英，1902年出生在山東濰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3年在馮玉祥的西北軍當兵。

1925年11月被選派到蘇聯基輔紅軍軍官學校騎兵班學習，1926年11月7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以優異成績后，到維斯特拉高級軍官學校深造。

1928年底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擔任周恩來的警衛員。

1929年3月在濟南被捕。逃脫后，赴青島指揮擊斃出賣鄧恩銘的叛徒王復元。1929年12月16日前往河南商城南部蘇區，化名劉英，任紅軍第三十二師師長。

1930年4月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參謀長。

1931年1月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紅十師副師長、師長，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二十五軍七十三師師長。

1932年2月，在指揮戰斗中負傷。1932年10月，張英在前往上海療傷途經武漢時，遭叛徒出賣被捕，在武漢英勇就義，終年30歲。

（5上）師哲回憶提到的特科紅隊成員：“伍豪之劍”——馬宗顯

（5下）師哲回憶提到的特科紅隊成員：“伍豪之劍”——馬宗顯

吉合（1905年一1983年1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少將 。

原名田德修，河南郾城人。吉合是在蘇聯留學時用的學名，全稱吉合諾夫。

1919年，吉合深知“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經常獨自思考，暗暗探索救國之路。有一次，他讀了馮玉祥將軍寫的《精神書》、《軍人寶鑒》兩本書，十分敬佩其倡導的愛國精神、道德精神、軍人精神。

1920年春節剛過，吉合悄然離家出走，決心投奔馮玉祥將軍，去“拿起槍桿子，走救國之路”。他沿京廣鐵路南下，經湖北武漢，又輾轉到湖南常德，終于找到了馮玉祥的司令部，見到了他崇拜已久的馮玉祥。馮玉祥收他當小兵。

1925年，赴蘇聯深造，被分配到基輔加米涅夫軍官學校，并改名為吉合諾夫，簡稱吉合。曾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野營訓練營中國連任排長，組織指揮學員進行野營訓練。

土地革命時期

1927年秋，吉合從加米涅夫軍官學校畢業，被選送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指揮系第15班深造，同年加入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任過中國班的分隊長、當過軍校教官。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吉合任中共西北特委軍事部長，陜甘紅二十六軍干部訓練班主任、作戰科科長，中共綏遠省委組織部部長。

1931年，回國。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春，任特委組織部部長。

1935年，入蘇聯殖民地民族問題研究院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時期，吉合任新疆新兵營青年干事、戰術教員，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助手。

解放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后，任東北民主聯軍護路軍東部副司令員，指揮部隊打擊土匪，維護鐵路交通的暢通。

1948年，任內蒙古軍區參謀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吉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使館武官，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院務部副部長、辦公室副主任，外國軍事研究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