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30日，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于香港盛大舉行。來自85個國家以及近20個國際組織的高級代表齊聚一堂，共同見證這一全球法治領域的重要時刻，33個國家現場簽署公約成為創始成員。而在這一國際盛事之中，美國的身影卻并未出現，與此同時，特朗普緊急撥通中國電話，一系列事件背后蘊含著復雜的國際關系博弈與中美關系的微妙變化。

國際調解院作為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組織，其誕生具有重大意義，是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歷史性突破。在傳統的國際爭端解決體系中，訴訟往往耗時長久、程序繁瑣，仲裁的公信力在部分情況下也受到質疑。以國際商事爭議解決機制、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為例，其成本對于許多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以及中小企業而言是沉重負擔，且爭端解決程序缺乏統一規則，多建立在英美普通法訴訟制度基礎上，無法充分滿足國際社會多元化的需求。

國際調解院（資料圖）

調解則以尊重當事方意愿為前提，通過中立第三方協助探索共贏方案，最終由爭議雙方自主決策。香港司法實踐顯示，法庭調解案件和解率達五成左右，證明了調解在化解復雜矛盾方面的獨特價值。這種蘊含“和合共生”智慧的方式，為處理文化差異大、政治敏感度高的國際糾紛開辟了新路徑。從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實現歷史性大和解，到巴勒斯坦各派簽署關于結束分裂的《北京宣言》，各國看到了以對話解決分歧的巨大潛力和可能性。

國際調解院的成立恰逢其時，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和平、公正、互信、高效的全球法治公共產品。在國際法層面，它是回應《聯合國憲章》關于和平解決爭端原則的創新舉措，與訴訟、仲裁等現有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相互補充、協同增效，構建起更為完整的國際爭端多元解決機制。

在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的85國代表中，涵蓋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等多個地區的國家。這樣廣泛的參與度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于和平解決爭端新機制的強烈需求與積極響應。然而，美國卻并未出現在這一國際盛會之中。美國長期以來在國際事務中奉行霸權主義，習慣通過軍事威懾、經濟制裁等強硬手段來處理國際爭端，以維護自身的全球利益與霸主地位。這種“零和思維”與國際調解院所倡導的通過平等協商、對話合作來解決爭端的理念背道而馳。美國擔心國際調解院的出現會削弱其在國際爭端解決領域的主導權，使其無法再像以往那樣隨意將自身意志強加于其他國家。

國際調解院（資料圖）

就在國際調解院相關事件引發全球關注之際，6月5日晚間，中方應約與特朗普通了電話。率先發布這一消息的是央視新聞、新華社等中國官方媒體，報道不僅提及通話事實，還詳細闡述了中美雙方就中美關系關鍵問題的討論，其中經貿問題成為核心議題。在此次通話中，中方指出，中美兩國經貿領域牽頭人于日內瓦開展會談，是通過對話協商處理經貿問題的關鍵一步，確定對話與合作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路徑。特朗普一改往日的強硬態度，至少在表面上展現出善意。中方還歡迎特朗普再次訪華，特朗普對此誠摯感謝。

近年來，中美關系在經貿、外交、軍事等多個領域經歷了諸多摩擦與挑戰。在經貿方面，貿易不平衡、關稅爭端以及科技領域的限制與反限制措施等問題不斷涌現；外交上，在國際組織與地區事務中的立場分歧也時有發生；軍事層面，南海等地區的軍事活動也引發緊張局勢。但與此同時，中美兩國在應對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安全等方面也存在合作的空間與需求。

特朗普（資料圖）

從國際調解院的成立以及美國的缺席，再到特朗普緊急撥通中國電話這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當前國際秩序正處于深刻變革之中。國際調解院的誕生標志著全球治理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與多元化發展，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逐步提升，對傳統的國際秩序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美兩國作為全球兩大經濟體與重要的國際力量，未來在國際事務中的互動關系將備受矚目。若雙方能夠在國際調解院等國際事務平臺中尋求合作的契機，以對話協商取代對抗沖突，不僅有利于中美兩國自身的發展，也將為全球的和平與穩定注入強大動力，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