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編者按:人文交流是新時代以來我國周邊工作的重要抓手,而免簽無疑是促進國際人文交流的關鍵一步。隨著免簽“朋友圈”持續擴大、周邊合作不斷加深,未來我國開展周邊人文交流的發力點在哪里?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嘉賓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代帆: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
龍興春: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于婉瑩: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韓國研究中心副主任
發力文旅,為中國東盟交流注入青春活力
代帆
無論地理還是人文,中國與東南亞都有著獨特的親密聯系。從地理范圍而言,東南亞國家與中國或山水相連或隔海相望,是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上十字路口”。而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來看,早在唐宋時期,就有不少中國人南下定居。進入19世紀后,更有大量福建、廣東沿海居民移民到東南亞。時至今日,在東南亞每個國家,都生活著大量華人。馬來西亞人口構成中華人占27%,而在新加坡,這一比例高達75%左右。
華人的到來促進了中華文化和習俗與東南亞本土文化的交融,例如歷史上新馬地區的峇峇、娘惹文化。更不用說這里的一些古代王國,與中國的中原王朝之間悠久的官方互動。鄭和七下西洋,訪問東南亞10余國,如今印度尼西亞的三寶壟、菲律賓的三寶顏等城市,即是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友好交往的象征。
中國長期高度重視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自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以來,雙邊關系更是突飛猛進。如今中國已連續15年保持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則連續4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
作為中國的全面戰略伙伴,東盟與中國的政治經貿紐帶固然關鍵,但面向未來的長治久安、合作共贏,人文交流才是更具韌性的“根脈工程”。雙方領導人對此早有深刻共識,過去十余年間,一系列開創性實踐已構筑起堅實的民意基礎。
以教育交流為例,2024年中國—東盟雙向留學規模突破17.5萬人次,形成雙向奔赴的格局。同時,中國高校已實現東盟10國官方語言全覆蓋——從越南語到巽他語,從柬埔寨高棉語到緬甸語,語言專業的系統化建設為深入開展跨文化溝通架起橋梁。與此同時,東盟多國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的步伐也在持續加速:泰國教育部將漢語列為中小學選修第二外語,柬埔寨建立的“中文教育走廊”覆蓋了200余所學校,老撾也啟動了“中文+鐵路”“中文+電氣”的萬人職業教育培訓計劃。學習中文的熱潮在湄公河畔、馬來群島持續涌動。
而隨著文旅產業的蓬勃發展,中國與東盟之間的互動愈發頻繁。2024年1月至8月,東盟國家人員入境中國內地累計達969萬人次,同比大幅增長113.1%,而同期中國公民前往東盟國家更是高達1620.5萬人次,同比增長105.2%。這一數據不僅彰顯了雙方文旅交流的熱度,也凸顯了彼此文旅市場的強大吸引力與廣闊前景。
與此同時,中國的一批影視作品在馬來西亞、越南等東盟國家收獲了極高人氣。某調研機構數據顯示,2023年C—Drama(中國影視劇)在東盟五大國家流媒體平臺收視率的占比達20%,《瑯琊榜》《甄嬛傳》等電視連續劇成為不少當地家庭的熒屏霸主。不少中國當代小說也被譯成泰文出版發行,在泰國書店頗為暢銷。而泰國的青春偶像劇,同樣在中國擁有龐大的粉絲群體。這些備受雙方青年喜愛的文化產品,結合中國—東盟青年論壇等官方交流渠道,讓雙方對彼此社會發展的理解不斷加深,為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的長遠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青春活力。
從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以及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長遠視角看,雙方在人文交流領域仍存在提升空間。第一,雙方人文交流存在國別不均衡發展的趨勢,如泰國、馬來西亞與中國的人文交流熱火朝天,但少數國家因為政治、財力等原因,與中國的人文交流依然處于較低的水平;第二,雙方的人文交流往往局限于當地華人社會,與當地主流社會交往需要更加積極;第三,盡管成績令人矚目,但是相較中國與東盟近20億人口的規模,雙方人員之間的往來依然遠遠不夠,部分民眾依然缺乏對對方社會、國情和文化的深入了解,甚至不乏偏見。不過,作為與中國山水相連、淵源深厚,且存在廣泛共同利益的地區,隨著合作深入,中國—東南亞之間的人文交流無疑潛力無限,值得期待。
破解“知南甚少”,培育“橋梁青年”
龍興春
受經濟、科技發展水平制約,南亞國家過去長期將對外合作的重心置于西方發達國家。這導致了一個矛盾現象:盡管南亞與中國地理上近在咫尺,彼此在心理上卻相對疏離,甚至不得不借助西方媒介來了解對方,由此也產生了諸多誤解。中國與南亞國家的關系雖在近幾年取得顯著發展,但仍蘊藏著巨大潛力。
未來,在深化經貿合作的同時,加強人文領域的交流互動是重建中國—南亞心靈之橋的關鍵。南亞地區同樣孕育了眾多歷史悠久的燦爛文明,只有通過教育合作、藝術展演等多元形式,為區域合作筑牢人文根基,才能真正實現從“地理近鄰”到“心靈相通”的跨越。過去傳統的媒體及智庫對話、藝術團體互訪、學術論壇會議等交流方式,存在參與人數少、影響范圍小、非常態化開展等局限性,已無法滿足新時代中國和南亞國家間的人文交流需要。因此,要在原有人文交流方式的基礎之上,嘗試拓展機制化、平臺化的人文交流途徑。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要從青年、從教育做起。隨著中國綜合實力提升,來華留學的“磁場效應”也在持續增強,尤其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帶動下,南亞青年赴華留學規模一度實現跨越式增長:2019年印度來華留學生超2.3萬名,巴基斯坦、尼泊爾也分別突破1萬和近1萬人次。但也存在顯著的雙向流動結構失衡問題,同期中國赴南亞留學人數峰值僅約2000人(以印度為例),近年更降至百余人規模,與南亞國家來華留學生萬人級體量形成鮮明對比。
要破局這種單向流動,需從供需兩端著手。第一,優化“南亞留學”的項目供給。盡管在高等教育水平上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但南亞快速增長的經濟與外部投資,催生了許多企業的本地化需求,僅巴基斯坦瓜達爾港項目就急需數千名雙語管理人才。這使得“懂南亞”成為一項超越學歷的稀缺能力。可嘗試依托中資企業設立“區域化人才獎學金”,定向資助中國學生赴南亞攻讀國際關系、法律等專業,疊加當地低廉的學費和生活費成本,打造“低成本、高回報”的留學新選項。
第二,完善語言教育生態體系。繼北京外國語大學開設馬爾代夫迪維西語、四川外國語大學設立不丹宗卡語專業后,如今中國高校已實現了對南亞國家官方語言全覆蓋。伴隨對中文人才的巨大需求,南亞各國民眾對學習中文積極性高漲。對此,可實施“官民協同”的策略,在印度以外國家,依托孔子學院或魯班工坊構建“中文+職業技能”培訓體系;針對存在官方合作限制的印度市場,則主打民間渠道,提供師資認證、教材研發等方面支持,規避政策壁壘的同時響應本土需求。
第三,創新雙向交流機制。可建立長短期結合的師生流動機制,既推出以學年為單位的訪問學者計劃,也設立短期研修的體驗學期,涵蓋佛教藝術考察、香料貿易史調研等主題,并通過 “留學歸國人才數據庫”對接中資企業,形成“留學—實踐—就業”閉環。
這種立體化的教育交流網絡,不僅有助于破解“知南甚少”的困境,更可培育兼具專業素養與區域洞察力的“橋梁青年”,為雙邊合作注入可持續的人文動能。
在教育合作之外,也要著力推動中國與南亞的新媒體交互創新。中國有著高度創造性的新媒體,而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則以網民活躍度高、在線時間長著稱,是世界上最活躍的網絡群體之一。但由于平臺、語言、文化等問題,中國新媒體產品觸達南亞網民的傳播鏈條效率很低。因此要在內容、技術和生態三方面,全方位提升中國—南亞的新媒體交流體系。具體包括積極與南亞本土傳媒公司合作,創制雙語文化、財經或科技類節目;打造熟悉中國的南亞紅人博主;在海外電商平臺商品廣告中融入中國故事,打造“數字文化市集”等。最終在教育和網絡新媒體的共同作用下,培育出網絡時代超越地理距離的“虛擬近鄰”意識。
硬科技+軟文化,助東北亞根系交叉生長
于婉瑩
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韓三國的關系發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復雜影響。但當“周末去上海”成為韓國年輕人的時髦選擇,當中國麻辣燙在日本掀起風潮,地區人文交流正悄然掀起一場深刻的認知革命,建立起愈發穩固的文明互鑒基石。
近年來,中國實施的一系列簽證便利化政策,成為打破人員往來結構性壁壘、激活“雙向奔赴”的關鍵一步。日韓兩國受益尤為顯著。一方面,免簽政策極大釋放了日韓兩國旅游市場活力。數據顯示,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赴華韓國公民達64.79萬人次,同比激增60.6%。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赴韓、赴日旅游同樣復蘇強勁,2025年前4個月累計赴韓游客達156.5萬人次。同期中國游客赴日也達313萬人次,已超越2019年時的水平。
在經濟賬背后,一些“文化賬”的變化更值得深思。過去走馬觀花的旅行模式正快速被深度體驗所取代,在豫園學寫福字、在首爾梨泰院拍韓式證件照、在濟州島吃柑橘冰淇淋配烏龍茶……一系列小眾而特色的打卡點成為吸引游客的“文化盲盒”,更便利的往來讓文化交流從“定制線路”轉向“個人化探索”。而隨著交流加深,分享日常生活“煙火氣”、關注各類文體賽事與活動等相似習慣或愛好,不斷在年輕群體中喚起共鳴,讓他們成為“行走的文化翻譯官”。這種日常化、去符號化的真實互動,正有力消解認知偏差,推動東北亞民間往來從結構性失衡走向新平衡。
留學生是國家間人文交流的天然紐帶。近年來,中日韓三國的留學圖景正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調整,回暖趨勢與挑戰并存。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赴韓留學生總數突破7萬人,在日中國留學生人數超11萬,占比均接近其國際學生總數的半壁江山。然而,受疫情沖擊及國際環境變化影響,留學生雙向流動的天平尚未恢復平衡,2024年在華韓國留學生約1.45萬人,僅為高峰期的1/5。
隨著國際人員往來秩序復蘇及全球留學格局重塑,留學生的雙向流動正顯現積極信號:一是日韓在簡化簽證流程、推進雙語授課等方面不斷完善,讓赴日韓留學的熱潮持續高漲;二是擴大免簽后,日韓青年來華意愿亦逐步回升。在此背景下,如何以更高質量的教育供給、更開放的發展機遇增強吸引力,讓留學深化地區青年外交的紐帶作用更加突出,已成為三國構建更緊密的人文共同體的核心命題。
作為亞洲乃至全球的創新高地,在中日韓區域合作框架下,科創合作與人文交流是互補的兩大支柱。首先,“人”的流動既是人文交流的核心,也是科技創新合作的基礎。科研人員的跨國合作、聯合培養,同樣有成為人文交流的延伸或載體的潛力。其次,技術的傳播背后,也有著文化邏輯與思維方式的互通。例如中國短視頻平臺在日韓的流行,既屬于科技傳播,也隱含了微短劇等文化產品的影響力。當中日韓“創新合作中心”與“文化交流年”并行推進,當技術研討的思維碰撞與文化展演的情感共鳴同頻,“硬科技”與“軟文化”的交織,不僅會讓區域合作更具溫度,還能勾勒出一條以創新匯眾智、以人文聚民心的共生路徑。
人文交流不是“形象工程”而是“根系工程”。它不追求短期的數據躍升,而是致力于培育不同文明根系的交叉生長。異國網友可以為同一句臺詞共赴“落葉之約”,實驗室里說著不同語言的學生們也能為同一個課題絞盡腦汁,這些邁過簽證、語言、文化差異的阻礙,浸潤在日常生活肌理中的交流,是人文交流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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