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面對韓國新總統李在明的走馬上任，前總統尹錫悅最近的日子可想而知。6月9日，韓國警察廳國家偵查本部正式宣布，傳喚尹錫悅于12日以犯罪嫌疑人身份接受訊問。這一事態的升級，標志著圍繞“12·3緊急戒嚴事件”的風暴，已從政治漩渦轉入司法雷區。曾以“鐵腕檢察官”形象登上青瓦臺寶座的尹錫悅，如今卻因涉嫌妨礙司法、濫用職權、刪改加密信息等多重指控，被其曾領導的國家機器盯上，令人唏噓。

這場震動政壇的“戒嚴門”，其根本問題已遠遠超越單一執政行為的法律定性，而關涉到韓國民主機制的基本運行邏輯。2023年12月3日，在國內民意失控、支持率跳水、彈劾危機臨頭之際，尹錫悅突然發布“緊急戒嚴令”，并迅速調動警衛處、軍方及情報系統，試圖凍結社會局勢。而后續指令竟包括阻止公調處對其執行拘留，乃至下令刪除軍警高官的加密通訊記錄，這些行為幾乎等同于直接干預國家調查體系、操縱情報證據、掩蓋政權危機，是對文官政府制度和三權分立原則的嚴重挑戰。

韓國不是第一次面對總統被清算的歷史。從盧泰愚、全斗煥到李明博、樸槿惠，一任總統下臺即成“囚徒”的惡性循環，似乎早已成為制度性詛咒。而尹錫悅本身就是借著“反文在寅”的檢察風暴才登上權位，如今卻重蹈覆轍地成為被檢舉對象，這種歷史的反諷暴露了韓國政治的一大悖論：制度形式上的民主，掩蓋不了權力運行中深藏的軍警合謀、密令操作與對抗性政治生態。尹錫悅在任時曾頻繁更換情報、軍警、法務高層，試圖建立對權力鏈條的全盤掌控，如今卻正是這些機構遞交的證據成為他最危險的枷鎖。

更令人警惕的是，“加密手機”一事將整場危機推入更深層的國家安全灰區。據報道，警方不僅獲取了總統警衛處提交的服務器數據，還完成了對國務會議監控畫面的分析。數據顯示，尹錫悅在發布戒嚴令后，曾親自致電包括警察廳廳長、首爾警察廳廳長及多位軍方高級將領。這組通信記錄若屬實，其性質將不再只是“政治判斷失誤”，而是典型的“越權干政”乃至“軟政變”操作。若一個總統能調動國家暴力機關為個人政治生存開路，那么韓國憲法所保障的民主秩序，實質上已名存實亡。

值得玩味的是，面對警方連續兩次傳喚通知，尹錫悅最初選擇“既不出席，也不回應”的姿態，似乎妄圖維持政治余威與道德姿態。但此舉反而坐實了外界對他“心虛規避”的批評。6月9日他出現在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卻拒絕就媒體提問作出任何答復，更暴露出其在政治孤島上的困頓現實。支持者早已分裂，保守派高層也趨于冷淡。前檢察長出身的他，如今要面對的是比他曾審判過的任何一位被告更復雜的司法困局。

當前韓國的政壇格局也因這場風波而深刻震蕩。共同民主黨借勢強化了對保守派舊勢力“軍政勾結”的控訴，而新興在野力量也開始構建“清理司法權腐敗”的話語聯盟。與此同時，韓國民眾對總統權力邊界的質疑日益提升，這將倒逼國會在未來推進總統職權限縮、軍警信息公開等立法工程。可以預見，尹錫悅案將成為韓國民主機制修復的一次重大“測試案”。

放眼國際局勢，這起事件也對周邊國家產生了不小的示范效應。在東亞政治生態中，韓國長期被視為“激烈選舉+司法清算”的民主典范，而“總統治軍”、“密令操控”的陰影再度顯現，使其政治制度的脆弱性暴露無遺。與此同時，日本岸田政權在國內也面臨自民黨獻金丑聞沖擊，臺灣則在選后執政困境中步履維艱，東亞諸國在面對權力傳承與政治透明上的結構性病灶正集體顯影。而在全球范圍，“前總統被捕”的戲碼也并非罕見：美國的特朗普、巴西的博索納羅、秘魯的卡斯蒂略，均在任后陷入司法旋渦，說明這一問題并非民主國家的“意外事故”，而是體制深層危機的周期性表現。

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尹錫悅案將重塑韓國政軍關系。在“光州慘案”陰影揮之不去的歷史語境下，軍方一旦被認定卷入總統指令的違法行為，將遭遇政治信用崩塌的風險。而這也將成為未來任何一任韓國總統在行使軍事指揮權時必須忌憚的“前車之鑒”。

從歷史邏輯上說，尹錫悅可能并不是韓國最后一個因“權力防衛戰”而跌落神壇的總統；但若這次事件不能成為徹底清算國家暴力工具濫權的契機，韓國憲政的根基將繼續處于搖搖欲墜的危險狀態。倘若民主制度始終無法從總統權力向制度權威過渡，那么韓國的“清算循環”還將繼續周而復始。而如今輪到尹錫悅站上審判席，真正接受質問的，不僅是他個人的決策，更是整個權力系統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