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琨

電視劇《我叫張思德》以張思德的成長經歷為主要線索，詳盡講述了“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如何在一位普通戰士身上生根、開花的，是近年來不可多得的優質主旋律之作。

《我叫張思德》劇照，圖片來源于網絡

谷娃子的成長史，也是信仰的生長史

在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張思德的名字多半始于語文課本中的《為人民服務》。這一文本所呈現的張思德，更像是一個被定格的道德符號，其人之為人的人生路徑和情感脈絡，反倒隱沒在背景中。

電視劇《我叫張思德》是對此種符號化形象的復位。它以谷娃子這樣一個充滿地方色彩和泥土氣息的稱謂為起點，追溯了一個來自四川儀隴的革命青年在戰爭與苦難中摸索前行的成長歷程。

該劇并未將張思德塑造成天生的英雄，而是注重揭示其人性中的掙扎、遲疑與頓悟，強調信仰是在一個個具體行動中自發生成的精神力量。

劇作開篇采用倒敘結構，以張思德犧牲前未曾寄出的家書為引，層層鋪展其生命軌跡。在延安的窯洞中，毛主席聽說張思德寫了家信，主動提出幫他看看有沒有需要修改之處。張思德略顯羞澀地拿出信紙，站在炭火旁讀了起來。這封家書語言樸實，內容上也沒有什么豪言壯語，唯有一個在外游子對母親的叮囑掛念。

信中那句“我在做很多有意義的事”，成為串聯起整部劇集的核心線索。觀眾跟隨接下來的鏡頭，見證他深入金城寨、冒死護鹽路、夜熬草藥、抗敵酷刑直至犧牲的過程。劇中的每一幕，都在持續加注這句“有意義的事”的分量。

值得注意的是，《我叫張思德》在敘事策略上，摒棄拔高式敘事手法，不追求價值先行，也不將人物置于宏大敘事中加以強塑，而是把張思德放回他所處的現實土壤中，靜觀他如何在一件件小事中摸索方向，又如何在反復失敗后重拾信念。

從那個光著腳板的四川鄉下少年，到戰火紛飛中奮勇殺敵的革命戰士，再到延安窯洞里默默燒炭的普通勞動者，張思德的每一步成長，都扎根于生活，始終帶著人間的煙火氣。他不是被塑造的模范，而是從人民中走來、最終又歸于人民的普通人。

《我叫張思德》的意義，正在于它以一個平凡個體的命運軌跡，重新喚起觀眾對“為人民服務”這一理想的日常化感知，讓理想落地，讓信仰有根，也讓那個曾被課本定格的名字重新鮮活起來，成為可以共情的真實生命存在。

主旋律電視劇的人民性表達

電視劇《我叫張思德》的意義，并不止于還原了一個真實、鮮活的張思德形象，更在于它對主旋律影視劇美學的革新。它借由生活化、具體化的敘事，讓信仰回到日常，讓人民真正成為敘事的起點與落腳點。在這一過程中，劇集完成了從“講道理”到“講故事”的轉換，這無疑是當前主旋律創作中一次極為可貴的創作轉向。

這種人民性的落實，首先體現劇組在制作層面對細節的極致追求。

5年拍攝、實景走訪、2000多件道具復刻、30多道舊化工序……戰斗場面的呈現，由電影《長津湖》《志愿軍》的特效團隊參與制作。正是這種對細節的執拗，才讓歷史不再抽象，而成為可以觸摸、可以體感的現實經驗，讓觀眾得以切身體會那段崢嶸歲月的苦難與輝煌。

其次，也是最核心的成功之處，在于人物表演層面的去表演化。

牛駿峰飾演的張思德，顯然不同于《英雄兒女》中王成式的英雄。他的話不多，所有情緒盡數內收，不以高調表達來證明信仰的存在，而是靠一次次具體的行動，把信仰“活”出來。

這種內斂有力的表演方式，擁有更強的穿透力：它打破了觀眾對英雄的預設，構建了一個既有信仰張力，又有血肉溫度的普通人形象。觀眾看到的，是一個真實可感的人，是一個在極端處境下仍能倔強站起來的人。

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借保爾之口說：“一個人的一生應該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那種不悔不羞、全力以赴的人生理想，在張思德身上獲得了具體落地。

他不是講道理的人，而是踐行者。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信仰的注腳。當屏幕里的谷娃子一遍又一遍地翻越險峰、沖過槍林彈雨，只為了完成一件“有意義的事”時，我們很難不自問：今天的我們，還有什么是值得去拼命完成的“有意義的事”？還有什么，是我們愿意為之堅守一生的信仰？

這些追問，并不屬于過去，是此刻的叩問。劇集讓“張思德”不只是一個歷史符號，而成為一面鏡子，投射出一種可能的方向。那條他走過的信仰之路，不因時間流轉而褪色，它依然可以為今天的我們照亮腳下，提醒我們：偉大從不遙遠，它往往就藏在平凡的選擇與持續的付出中。

作者簡介

劉海琨，四川傳媒學院編導藝術學院講師，戲劇與影視評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