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之先生，您如何評價毛澤東的《蝶戀花》？”1959年深秋，一位美國記者在胡適紐約寓所的客廳里發問。胡適放下茶杯，指尖輕輕叩著書頁：“這首詩詞很一般嘛，沒有一句是通的。”這句評價跨越太平洋傳到中南海時，毛主席剛寫完《到韶山》的手稿，聽聞后只是笑笑：“胡適之還是老樣子嘛。”

1918年10月的北平已透著寒意，25歲的毛澤東踩著滿地銀杏葉走進北大紅樓。楊昌濟的推薦信讓這個湖南青年獲得了月薪八塊銀元的圖書館管理員職位，每天整理完《新青年》雜志，他總會站在教室后門旁聽胡適的哲學課。那時的胡適不過27歲，已是風靡京城的學術明星，他操著績溪口音的普通話講解實驗主義，臺下擠滿了慕名而來的學生。“潤之兄的筆記倒比正式學生更詳實。”某日課后，胡適瞥見毛澤東密密麻麻的聽課記錄，不禁對楊昌濟感嘆。

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中，胡適的確影響了毛澤東的人生抉擇。1919年春天，他們曾在景山東街的茶館長談。“赴法勤工儉學雖好，但中國的問題終歸要中國人自己解決。”胡適把玩著青瓷茶盞，窗外柳絮紛飛。這句話讓毛澤東最終放棄留學計劃，轉而投身湖南農村調查。次年《湘江評論》創刊，胡適讀到毛澤東撰寫的《民眾的大聯合》，特意寫信給傅斯年：“毛君之文如湘江激流，當為湖湘新文化之先聲。”

歷史的分水嶺出現在1927年。當毛澤東在井岡山點燃星星之火時，胡適正與蔣介石在廬山討論“好人政府”構想。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胡適主張的“和平交涉”與共產黨的武裝抗日形成鮮明對比。重慶談判期間，兩人在曾家巖50號最后一次面對面，胡適勸毛澤東“做憲政框架下的在野黨”，毛澤東抽著煙笑道：“適之先生的書生氣，倒比十年前更濃了。”

1948年12月15日的南苑機場寒風刺骨，胡適望著舷窗外漸遠的北平城郭，不會想到此去竟是永別。在美國的寓公歲月遠沒有他預想的體面，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長的頭銜聽著光鮮，實際年薪僅夠支付曼哈頓公寓的租金。某日妻子江冬秀發現米缸見底，胡適不得不典當珍藏的明版《水經注》，卻遭當鋪老板壓價：“胡博士的簽名？現在可不如蔣總統的墨寶值錢。”

困頓中的胡適對毛澤東的評論愈發尖刻。1958年與何炳棣的爭論頗具代表性，當這位年輕學者盛贊《沁園春·雪》的氣魄時，胡適敲著煙斗反駁：“這種直白文字，進不了我的文學課堂。”但私下與唐德剛聊天時又承認：“毛潤之的白話文，倒是比他的舊詩強得多。”這種矛盾態度，恰似他既不肯公開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又不愿認同新中國政權的復雜心境。

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對胡適始終保持著特殊寬容。1956年周恩來托人捎話，邀請胡適回大陸看看，被婉拒后主席擺擺手：“他愿意當蔣家的牌位，就由他去吧。”三年后胡適在臺灣聽聞大陸批判胡適思想運動，反倒松了口氣：“這樣最好，彼此都少了念想。”1961年毛澤東接見日本訪華團，席間突然提起：“胡適之提倡白話文，這點功勞要記在歷史上的。”

1962年2月24日，臺北南港飄著細雨。剛主持完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的胡適心臟病突發，倒在蔡元培紀念館的石階上。消息傳回北京，毛澤東正在翻閱新編的《胡適文存》，沉默許久后對秘書說：“告訴出版局，胡適的著作，還是要作為學術資料保存。”書案上的臺燈將他的影子投在墻上，恍如當年北大圖書館里那個抄寫卡片的清瘦青年。

從紅樓到中南海，從實驗主義到階級斗爭，兩個改變中國命運的知識分子終究走上了不同道路。胡適至死保留著1919年《湘江評論》的創刊號，毛澤東書房里始終擺放著1932年版的《嘗試集》。當臺北胡適紀念館的講解員說起“院長晚年常念叨北平的豆汁兒”，北京毛主席紀念堂的參觀者也會在《蝶戀花》手稿前駐足——歷史的長河裹挾著個人的恩怨，最終都化作了文明進程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