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上海、廣東南海兩家機器造紙公司幾乎同時起步，接下來都出現經營困難，前者被輾轉收購，后者被官府收編。劉猷鮑曾任上海機器制紙局高管，1890年創辦香港大成機器制紙局，是洋務運動時期三家紙廠中最成功的一家。因1930年港府建設水庫，大成紙廠停業，劉猷鮑這位杰出企業家也湮沒在歷史塵埃之中。

上海機器造紙局

澳門曹氏為著名的商業家族，晚清時期有三兄弟曹安（曹源彰、曹永秋）、曹應達（曹雨泉）、曹應賢（曹渭泉、曹有）表現突出。曹安自1834年起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買辦，后移居香港，其遺產設立曹存善堂，嗣子以該堂名義捐巨款給山西賑災，曾國荃特地為之奏請“樂善好施”牌坊，并為其嗣子曹善業（曹子基）請獎。（《曾國荃全集》第１冊第547-548頁）這次捐款，由鄭觀應為之牽線，顯示曹氏家族與鄭觀應有十分密切的關系。

上海機器造紙局由曹應賢之子曹子?（曹善謙）創辦。需要指出的是，之前有關論著多將曹子?（撝）寫作“曹子揮”，筆者認為不妥。舊時人名與字號常有關聯，?（撝）字有謙抑之義，換作“揮”字則不知所謂。1882年，曹子?通過鄭觀應稟請李鴻章核準設立上海機器造紙局。鄭觀應給李鴻章的稟文稱：

竊查閱海關年結，洋絨、洋紙入口日多，絨之材料出自羊毛，宜設于北五省。紙之材料細者出自舊絮破布，粗者出自稻草樹皮，皆用機器藥水搗爛而成，到處可也設，亟應仿辦也。惟職道所辦織布局尚未開工，恐蹈好博不專之誚。適有候選同知曹善謙，由前年報效晉賑萬金廣東曹道應賢之子在滬，均愿招商承辦，職道囑其先設機器制造洋紙公司，俟辦有成效再籌辦絨廠。現擬招股銀二十萬兩，職道認招股銀五萬兩贊助其成。茲有公稟并招股章程寄來，囑乞憲恩批準，俾即選匠定機擇地建廠，亦塞漏卮之一端也。（《鄭觀應集》下冊第542頁）

鄭觀應告訴曹子?，北洋衙門核準這方面的稟帖，具體由盛宣懷辦理，建議先辦機器造紙，選址只需濱水地方即可，羊絨廠要在北五省開辦，且俟以后再說。

上海機器制紙局股東除曹子?外，鄭觀應、唐廷樞、李朝覲（李秋坪）等廣東香山商人均有入股。公司集資20萬兩，在楊樹浦江畔購地8506.70平方米，置有英國厄浮斯頓（Empherston）公司1930毫米長網多缸造紙機1臺，半漿漂洗機4臺，Home式成漿機1臺，雙刀切紙機1臺，蒸球4個，鍋爐4座，采用破布、廢麻繩、廢紙、竹子等原料，生產漂白、施膠的洋式紙張，年產600噸，工人100人。（郭遠英：《中國第一家機制紙廠——上海機器造紙局》）

1883年春間，公司股本全部用盡，但工廠尚未建成，曹子?將上海機器造紙局改組為股票公開發行公司，擬集資75000兩，每股價值0.5兩。此時正值上海金融危機爆發，很難募集到新的資金。曹子?不得已，回粵求其兄長曹子俊。曹子俊為德商禪臣洋行買辦，他從廣東、港澳湊集資金，使籌建工作恢復進行。（《曹子俊邀請股東會議函》，載《上海造紙志》第380頁）“子俊”是字號，曹子俊本名尚未查得。

1884年8月，造紙局蒸汽機試車成功，170匹馬力鍋爐運行完美，1884年11月開工制造。局內設原料車間，以破布（舊衣服）、竹子為原料；加工后，送入漂洗車間，用苛性鈉漂洗；漂洗完畢，進入制漿車間打成紙漿；紙漿通過管道輸送到抄紙車間。抄紙車間長120英尺，寬30英尺。廠長為英國人美脫倫先生（Mr. W.Maitland），顧問工程師為T.J.Waters。1886年《字林行名錄》顯示，公司執行董事為曹子俊，管理人員包括Choi Yuck-chi、Lau Yau-pau（劉猷鮑），廠長W. 美脫倫（Maitland），造紙工程師A.Pollock。

不幸的是，上海機器造紙局生產的洋紙無法與進口洋紙競爭，后來轉產中國連史紙等，也難與土紙爭奪市場。從1884至1891年，造紙局每年均出現虧損，累計11萬兩有多。1892年春，上海機器造紙局因債臺高筑，無法維持，曹子俊召集股東會議，商討辦法，終因籌款無著，被迫在1892年5月登報招賣廠產：“造紙局茲因歷年虧折，生意不前，積欠巨款，迫得將所有地基房屋、機器等項一概招人承買，如合意者請至本局面議……”同年7月9日，曹子俊將工廠以87500兩賣給洋人地亞士。（《中國近代造紙工業史》第69-70頁）不久，有華商購回，用“倫章造紙局”之名，1915年由劉柏森租辦，更名為寶源紙廠，1925年改為天章造紙廠西廠。（羅端陽：《也談我國第一家機器造紙廠》）坊間曾有“李鴻章創辦倫章紙廠”的說法，不確。李鴻章或許有少量附股，主要股東是曹氏兄弟。

廣東宏遠堂造紙總局

上海機器造紙局籌辦的同一年，廣東機器造紙總局也開始籌備。1882年夏，《循環日報》稱：“日本信息云，中國有人欲在粵垣設立制紙局，專仿西法以制各種紙張，經在杜機澳制造局定造機器一副，其力可抵四十匹馬力者，以備開局需用云。”（1882年6月14日《循環日報》）

該公司創始人為廣東南海人鐘星溪，據上海英文報紙報道，此人原名或是鐘錫良（Chung Shi-liang）。1885年底，鐘星溪以“總理人”名義刊登廣告，稱之前通過中國駐日本公使黎庶昌，移咨直隸總督李鴻章，轉咨兩廣總督張之洞、廣東巡撫倪文蔚，札行廣東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善后局，令廣州知府、南海知縣、番禺知縣核議具詳，1885年7月26 日，奉張之洞、倪文蔚批準，由南海、番禺兩縣出示給諭“準予開辦，限十年內粵東別人不得另購機器制造紙張”。公司以碎布、桑枝、禾草、蔗渣、蕉樹等為原料。公司刊登招股告白，擬籌集資本12萬兩，分作1200股，每股100兩，認股日先交50兩，另外50兩在機器運到之日收齊。從告白可知，公司總部設在省城興隆大街，名為宏遠堂總局，廠址設在南海縣鹽步鎮水藤鄉。（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第1000-1001頁）

至1890年，公司資本增加到15萬兩，預計每周可生產紙張40噸。機器系英國愛丁堡柏川公司（Bertram & Son）出品，在監造師霍斯保（Horsburgh）與工程師葛列森（Grierson）的監督下安裝起來，來自香港的約翰斯頓（A. Johnston）擔任工程顧問。工廠預計雇傭工人100人，其中有幾個在美國造紙廠工作過，外國人則只有霍斯保與葛列森2人。（同上書1002頁）

據粵海關報告，這家紙廠產品質量很好，價格比土紙要便宜，但是紙面太過光滑、硬度稍高，不適于用毛筆書寫，故而生產數年仍未獲利。另據其他史料，宏遠堂實際生產新聞紙、包裝紙、印刷用紙，因當時國內鉛字印刷尚未普及，銷路不廣，至1894年股本虧蝕殆盡。時任粵海關庫書的貪官周榮曜，先后向公司注資。

1905年，兩廣總督岑春煊查辦貪污案，沒收周榮曜等人股份，增加官款投資，公司變成官股占九成的官營企業，1906年改名增源紙廠。辛亥革命后，經兩次改組，由港商李右泉等承包經營，改名綿遠紙廠。淪陷期間，該廠被日軍強占，抗戰勝利后勉強恢復生產，元氣大傷。1949年后，僅剩的零星設備分別歸入江門造紙廠、國營廣州造紙廠，結束了一段曲折的歷史。（陳華新：《我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的機器造紙廠南海鹽步造紙廠始末》）

香港大成機器造紙局

香港大成機器造紙局（Tai Shing Paper Manufacturing Co. Ltd.）是洋務運動時期創辦的三家機器造紙廠中最成功的一家，在香港這個注重航運、貿易、金融與地產的城市，幾被世人遺忘。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盧受采等《香港經濟史》分別都只提了一句。1930年因建設供水工程，政府征用大成水庫與廠址，紙廠被迫停業，故長期遭到忽視。1890-1930這四十年間，大成不僅生產穩定，銷售也相當成功，股東獲利頗豐。

廣東香山人劉猷鮑（Lau Yau-pau），原名劉賀（Lau Ho），從小就是“學霸”，先后就讀于香港圣保羅書院、中央書院（1889年改稱維多利亞書院，1894年更名皇仁書院），一直都是優等生，年年獲獎，1880年為中央書院年度最佳學生，獲“馬禮遜學者”稱號，由港督軒尼詩親自頒獎，1883年1月離校。《字林行名錄》顯示，1886年1月他列名上海機器造紙局高管，入廠時間或許更早。

上海機器造紙局劉猷鮑

大成機器造紙局劉猷鮑

1890年，劉猷鮑發起成立香港大成機器造紙局，6月開始動工建設，廠址選在港島南部的香港仔（Aberdeen），英文媒體也把該廠叫做Aberdeen Paper Mill。“機器造紙局”這個名字，應該看作是對“上海機器造紙局”的模仿，廣東、香港民營企業很少用“局”作名字。“大成機器造紙局”被粵港兩地人們簡稱為“大成紙廠”。大成紙廠與廣東宏遠堂一樣，都選用了愛丁堡百川公司的造紙設備。劉猷鮑聘請香港久負盛名的建筑師事務所“丹備及機器司繪圖師事務所”（Messrs.Danby，Leigh & Orange ）設計廠區建筑，廠址占地面積達18萬平方英尺。

廠址被一條河涌分成兩邊，紙廠正好利用河水。為防備枯水期缺水，造紙局在山上修建了水庫，儲水量為4400萬加侖。紙局分別為外國專家和本國工人修建了宿舍。主廠房三層高，長800英尺，寬140英尺。廠房包括揀選車間、引擎車間、漂洗車間、機器車間和成型車間，用電照明。工廠配備7臺引擎，每周能生產25-30噸紙張，原料則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破布和稻草，銷售渠道已經落實好。劉猷鮑認為，華人工人工資低是個競爭優勢，相信產品在質量和價格上可與英國競爭。（Hong Kong Daily Press, October 17th ,1890）

香港英文媒體認為，大成廠比上海廠、南海廠規模更大，更為完善，堪與英格蘭、蘇格蘭名廠媲美。經柏川公司介紹，由擁有30年造紙經驗的大衛·貝利（David Baillie）擔任廠長，并聘請哈伊先生（Mr. Hay）為設計工程師。他們于1890年6月到港，首先對場地進行整理，完成大量土石方工程。經安裝調試，大成廠于1892年1月14日投產。除廠長貝利外，還有3個歐洲造紙專家受雇工作，華人工人超過一百人。將破布加工、切碎、漂洗需要16個小時，用稻草做原料則簡單得多。除了星期天休息，工廠日夜開工。柏川公司供應的主要設備造價不菲，估計在11000-15000英鎊之間。大成廠生產的紙張，完全適合中國內地使用，這些機制紙比手工生產的粗糙土紙受歡迎。

劉猷鮑汲取了上海、南海紙廠的教訓，主要生產六部紙、連史紙、毛邊紙等適合國人使用的產品，投產后連續盈利。此事說來容易做來難，用進口設備生產中國紙張，中間不知要經過多少次試驗與改進，原料配方、工序調試極端復雜。這些細節，或許是劉猷鮑的“商業秘密”，沒有對外公布。

1894年，香港華人陳鏸勛在《香港雜記》中寫到香港仔“村口有黃埔船澳公司，村尾有大成紙局，異樣翻新，內有無窮奇巧機器”。（暨南大學出版社第79頁）1906年，南海紙局改為官商合辦，兩廣總督岑春煊曾派人到大成廠取經。1909年，大成紙廠向香港大學籌備處捐款500銀元。民國初年，劉猷鮑見銷路日廣，貿然決定擴大生產，向瑞吉銀號揭借巨款引進新的設備，結果形成沉重債務負擔，后來進行公司重組，債權人瑞吉銀號接管了紙廠，派岑弼西為總經理、郭瑞初為經理。按一般情況推測，劉猷鮑此后仍是公司小股東，只是喪失了控制權。

1910年，香港《士蔑西報》推出香港工業系列報道，其中香港仔部分重點講述大成紙廠，對劉猷鮑經營有方倍加稱贊。他在大陸沿海各地委任代理人收購破布，用帆船運到香港作原料。工廠安裝了最先進的機器，用電燈照明，超過100個工人日夜不停地工作，僅在每星期五停工休息。該廠產品主要銷往中國大陸、日本，有華人定居的各國，聲譽甚佳。（The Hong Kong Telegraph, March 1st，1910）

1928年港英政府建成大潭篤水塘，只能供應港島中區、東區。為解決香港西區、上環食水問題，1929年5月，港府決定收購大成紙廠水庫，擴大建設“香港仔上水塘” ，以52.5萬元整體收購了紙廠。1930年初，報章報道稱大成紙局“獲利亦不菲，其制紙廠則設在香港仔石排灣，且自筑有水塘一座，以為制紙之需，在今年水荒時，政府為展筑水塘、以利居民起見，乃決議將該廠之地址收回，俾將水塘展筑，該局亦已允肯。”（1930年1月18日《香港工商日報》）紙廠于1930年2月停止生產。1934年，“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在原大成紙廠地段上建成，后改稱“香港仔工業學校”。

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大成紙廠原址重建）

大成廠自開業以后連續盈利，有些年份的盈利還相當可觀。政府收購紙廠及水庫，對股東來說是獲利離場，并非虧損倒閉。港府收購后，大成廠將機器設備拍賣，造紙工程師謝英明等以低價買下其價值200萬的設備，次年初運至廣州，改設私營廣州紙廠。（謝英明：《私營廣州紙廠始末》，載《廣東文史資料》第20輯）私營廣州紙廠設在南石頭。不久，陳濟棠在南石頭籌建廣東省營制紙廠。同一地方有公私兩家不同的造紙廠，不可混淆。

謝英明的回憶有一些可笑之處。他說：“劉猷鮑系廣東中山縣人，早年留學英國，畢業后，受聘任英皇太子的私人教授。1894年（光緒二十年），劉獻鮑離英回國，接著在香港籌辦紙廠。因為劉獻鮑同英皇室的關系，他到香港時，得到英國香港總督的大力支持，很快就取得在香港仔建設廠房和水塔的權利。”劉猷鮑只是就讀于中央書院（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獲得Morrison Scholar稱號，被附會為“英皇太子的私人教授”，所說大成廠的創辦年份也不準確。《中國近代造紙工業史》偏信一面之詞，書中劉猷鮑生平幾乎全抄謝英明回憶，顯得頗為滑稽。

香港仔示意地圖

劉猷鮑：自強運動只是“自欺”

面對德國強占膠州灣之后的瓜分狂潮，1898年英國前海軍上將、國會議員貝司福勛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受英國聯合商會委托訪華，考察遠東商務，搜集中國官場、商界對英國對華政策的意見，前后兩度在香港停留，與香港商界有充分的交流。

1899年1月22日，貝司福在香港中華會館與華商開會，討論“門戶開放”政策，據估計到會的華人有1500人之多，華商頭面人物何啟、何東、廖維杰（廖仲愷叔父）、劉渭川（匯豐銀行買辦）、何獻墀（企業家、張之洞的“坐港”）、梁紹剛（“香港圣人”梁安之子）、黃金福（太古倉買辦）、李陞（香港首富）、李柏（“洪全福起義”主要出資者）均有出席。會議通過決議，支持貝司福的立場。劉猷鮑繼何東之后第二個發言。他說：

近幾年，歐洲社會每天都在談論有關中國的兩個問題：門戶開放與勢力范圍。我們對后者不感興趣。除中國以外，沒有其他國家被作為問題這樣談論過，引起政治家以及商界有識之士的不斷關注。我們身為中國之子，可能為了幾個原因，不情愿地卷入到上述論題中。但形勢所迫，我們必須適當修改一些傳統理念。這種改變，不僅有利他人，更重要的是有利自己。……我只想說，國家的狀況業已如此，我們該做的第一件事是尋找有效的補救辦法，防止從很差變得更差。補救辦法是什么？不外乎“尋求外援”與“對內改革”。

……讓我們回顧一下近代史。國務活動家們剛學會爬就想跳，時常大聲嚷嚷要練兵、造艦、開礦、修鐵路；文人們嘗試通過各種聯合辦學來改善教育；在激烈競爭中商業專家們幾乎什么可能賺錢的領域都嘗試過。我斗膽說，我們匆忙地做能做之事，但沒有得到好的結果。過去半個世紀或者更長，練兵也，造艦也，只是覆滅；開礦也，只是極少數人得益；鋪設鐵路也，然后很快被拆掉；聯合辦學也，跌遭壓制，被文明世界當作笑話；商業、工業階級沒有贏得什么值得贊揚的聲望。我指出這些缺點，可能會被認為太過輕率，但這些是事實，除非是盲人，否則怎么會看不到？整個國家，最大的問題是自欺（self-deception）。（The China Mail, January 23rd, 1899）

作為親力親為的企業家，劉猷鮑對“自強運動”所做的總結鞭辟入里，可謂通達之論。發表這通演講時，正值戊戌政變失敗不久。從劉猷鮑的角度看，光緒帝的激進改革也可作如是觀。面對岌岌可危的形勢，年輕的皇帝覺得不能坐以待斃，總要做點什么才安心，后果如何則不暇顧及，含有很大的“自欺”成分。

李鴻章曾對吳永大談“裱糊匠”，頗有深意。“裱糊匠”所做的為了“中看”，是否“中用”則非所計也。故此，“自強運動”名義上是要讓國家重新強盛，實際只是涂刷外觀，“自強”最終淪為“自欺”。

上海機器造紙局、廣東宏遠堂造紙總局經李鴻章、張之洞批準，擁有十年“專利”，也即在十年內，他人不得再創辦機器造紙企業。這個“專利”制度初衷或許是想給幼稚工業提供保護，客觀上卻阻礙了行業進步。劉猷鮑赴香港創業，除了上學多年的因素外，與上述“專利”制度不無關系。受制于“專利”制度，他無法在上海、廣東創辦類似企業，最佳選擇只有香港。對于民用工業來說，壟斷制度只是妨礙民營企業的涌現，保護不了缺乏競爭力的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眾、需求之多樣性，應鼓勵更多民營企業嘗試機器造紙，而非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