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此前在香港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出席并致辭。來自亞洲、非洲、拉美和歐洲85個國家和近20個國際組織的高級別代表約400人出席。33個國家現場簽署公約，成為創始成員國。王毅表示，3年前，中國同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同倡議建立國際調解院。國際調解院作為國際法治領域的創新之舉，在國際關系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調解院的成立踐行了《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將填補國際調解領域機制的空白。

國際調解院(資料圖)

據海外網報道，在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中央政府明確支持香港建設為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將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無疑是中央力挺香港的重要體現。這不僅將吸引世界各地人士來港解決爭議，更有助于吸引更多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學術機構進駐，進一步鞏固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知名度，為香港發展帶來寶貴機遇。從近期看，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將會為香港的法律服務帶來更多客戶。

現有的國際組織架構，更偏向于西方。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親華，結果被送去了海牙國際刑事法院，說他在禁毒的時候違反人權。而那位在加沙搞種族滅絕，禁止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地帶，讓加沙200萬人陷入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的內塔尼亞胡，啥事沒有。菲律賓非法侵占我國多個島礁，結果海牙仲裁法院在我國沒有參與仲裁的情況下，非法宣布菲律賓勝訴，對此我國的回應是：不接受、不參與南海仲裁案，不接受、不承認該裁決，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該裁決的主張和行動。

國際法庭(資料圖)

過去來說，由于現代國際法、國際性體系準則等其實說白了都起源于西方。所以國際上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的國際組織，也大都由西方國家倡導成立，并服務于西方國家的利益。這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訴求往往得不到滿足，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就連發聲渠道有時候都會受到限制，這顯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雖然是世界第一強國，但是美國卻并未參加國際調解院，直接被“剔除出局”了。

對中小國家來說，調解院就是 “避風港”。比如印尼和澳大利亞的海上爭端，老撾和柬埔寨的湄公河糾紛，以前只能在大國夾縫中求生存，現在可以來香港找中立第三方調解。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帶一路”的“安全閥”。以后中企海外投資遇到糾紛，不用再去西方仲裁院碰運氣，直接來香港調解，省時省力還不傷和氣。國際調解院，這個全球公共產品，不是為了取代誰，而是給世界多一種選擇。就像王毅外長說的：“只要善用調解，就能化干戈為玉帛，變高墻為通途。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撰文介紹，公約簽署后，各締約國將商議國際調解院未來運作的細節。6月3日，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已通過“批準國際調解院公約的法律草案”。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表示，國際調解院的誕生是造福人類未來的一大喜訊。霍政欣說，國際調解院是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它的成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制定涉及三大主要調解類別的規則，起草調解院內部決策議事、經營、財務，秘書處等規則，都需要在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框架下進行。

香港(資料圖)

國際調解院的成立不僅是技術性機制創新，更折射出了國際秩序轉型的三大趨勢：從“霸權穩定”到“多元共治”。發達國家主導的“法律單邊主義”遭遇合法性危機，而調解院以共商共建原則，為南方國家提供了規則替代方案；從“零和博弈”到“增量創造”。傳統爭端解決聚焦“輸贏判定”，調解院則通過利益整合創造共贏空間。在氣候變化、數字主權等新型爭端中，這種“非對抗性治理”更易達成可持續解決方案；從“文明沖突”到“價值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