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一次五一勞動節的慶典活動，劉亞樓將大半輩子沒出過遠門、沒熱鬧過的老父親，從家鄉接到北京來參加。在天安門城樓的觀禮臺上，煙火表演開始時，劉父卻無心觀看，東張西望，好似在尋找什么。

劉亞樓問父親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嗎？劉父說，亞樓啊，當年給我銀元的高個子首長在哪里？我要當面好好謝謝人家呀。劉亞樓聽后恍然大悟，立即帶著老父親去見那位“高個子首長”，父子一同謝謝人家。

相信不少人看到“高個子首長”的描述，要么想到毛主席，要么想到羅瑞卿。而劉父口中“當年給他銀元的高個子首長”，不是別人正是有羅長子之稱的羅瑞卿。

1929年9月，劉亞樓離開福建老家，參加紅軍。不久他因讀過中學有一定文化、早先又參加過革命活動，從地方游擊隊升至紅四軍隨營學校，學習各種軍政知識。

有一天，劉父想看望兒子，也精準找到了兒子所在的部隊駐地。可是劉亞樓碰巧不在，帶隊出去執行任務了，不知道什么時候回來。劉父對參加革命紅軍的兒子本就十分擔心，如今自己來找還沒見到，心情更加低落。

而且劉父來找劉亞樓可能不是僅僅因為思念愛子，很可能還遇到了什么困難，想找兒子幫忙或合計合計。劉父帶著滿臉的失望要走時，羅瑞卿拉住他，掏出所有的積蓄遞過去，并說自己只有這么多，回去好好過日子，不用擔心亞樓。

劉父推辭了一番，但拗不過羅瑞卿，最后在一再感謝下收了。這事，劉亞樓很可能一直不知道，只知道父親來看望、自己錯過了。羅瑞卿不是那種挾恩自重的人，很可能只跟劉亞樓提了一嘴，沒提塞銀元的事。

建國后的羅瑞卿，應該早就忘記這事了。可羅瑞卿能忘，作為另一當事人的劉父卻終身難忘。羅瑞卿就是這樣的人，無論身處怎樣的職務、有著多高的地位，待人總是豪爽熱情。

羅瑞卿任抗大教育長時，聽說一個被動脫黨7年、9年沒見面的朋友到延安，立即派人帶著馬車去迎接。原本是約好了第二天見面的，但他實在想早點見到，便在處理完公務的半夜，摸黑趕去。

朋友見到羅瑞卿十分驚訝。沒等朋友開口，羅瑞卿就主動開口解釋：“我今天非見到你不可，否則睡不著覺啊。”次日一大早，羅瑞卿給朋友安排好黨籍和工作問題，還帶著他參加有毛主席在的晚會。

羅瑞卿不在意朋友過往不明的問題，他相信朋友肯定是意外才脫黨的。逢人就介紹這是自己的老同學、老朋友，一點不害怕被牽連。

其實憑羅瑞卿跟劉亞樓幾十年的革命感情，給劉父銀元這種事，用不著劉父特地來感謝。

劉亞樓參加紅軍沒多久，就成了羅瑞卿的下級，羅是紅四軍支隊政委。當然，他們之間不只是長久的上下級關系，他們的私交也非常好。走過長征來到陜北，劉亞樓跟羅瑞卿同時進入紅軍大學學習。羅瑞卿跟劉亞樓的職務升遷都比較快，二人還都有一大共同特點：精明干練。兩相比較，劉比羅更加鋒芒畢露。

羅瑞卿有孩子后，劉亞樓經常從口袋掏出兩塊巧克力，笑著遞給孩子們。那時候的巧克力可是稀罕貨，就是不一般的家庭也很少吃過。

建國后的10年里，羅瑞卿任公安部長，劉亞樓是空軍司令，兩人在工作上有過不少交集。有一次羅瑞卿陪同毛主席，乘飛機從杭州回北京，那時候天氣預報和空中通訊都不太發達；飛機到北京時正好遇上雷陣雨，顛簸得相當厲害。

毛主席就坐在那正常批閱文件，一點都不緊張。最后是飛機駕駛員得到羅瑞卿的允許，試著穿過云層的一條縫下降，結果硬是穿過云層才下降。飛機停穩后，毛主席和羅瑞卿下來，見到臉色慘白、驚魂未定的劉亞樓（羅多年后跟孩子們笑著說起）。

毛主席見狀調笑道：“怎么了？今天差點去見馬克思啊？”劉亞樓只是苦笑，他是真被嚇到了，沒想到差點去見馬克思的人，卻主動開起了玩笑。后來，羅瑞卿和劉亞樓共同給中央寫了份報告，從此毛主席外出不再坐飛機，改乘火車了。

羅瑞卿跟劉亞樓的感情一直都很好，劉患病后，羅一直表現出極大的關心。當時劉南下上海接受專門的治療，羅特地從北京給其寫去一封信，叮囑他不要擔心工作，好好休息。

劉亞樓去世的那一年，內心萬分糾結，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好戰友羅瑞卿跟好首長101之間有什么問題。他預感到將會發生什么，只能試著去消解兩人的矛盾，盡可能把兩人重新拉到一塊。

最后一次談話，劉亞樓凄然地說：“只要你們的誤會消除，我劉亞樓現在上八寶山也安心了。”羅瑞卿以為他生病想太多，憂心過度了，便安慰他好好休息，沒什么問題解決不了。

劉亞樓病危時，回光返照突然清醒過來，望著一旁的羅瑞卿，斷斷續續地輕聲說出“披肝瀝膽”幾個字。到同年年底，羅瑞卿聽說了關于這位好戰友的“揭發”，完全不敢相信。

1977年的一天，劉亞樓的妻子翟云英，帶著孩子前去看望已經復出工作的羅瑞卿，流著淚發誓，稱自己絕對沒有做那個假證，自己和亞樓絕對不會干那種事，請你相信我。

羅瑞卿心里清楚那到底怎么回事，更對翟云英在那10年的生活、工作情況有所了解，便轉過來安慰好朋友的妻子：“不要背包袱，好好過日子。如果需要幫助可以來找我，我跟亞樓的關系你知道，不用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