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南京明故宮機場的跑道上，一架空軍運輸機正準備起飛。

艙內擠滿了國民黨官員及其家眷，行李堆積如山。

當機械師報告“載重超限，必須減重”時，負責押運文物的官員指著艙尾十個蒙布木箱，語氣急促：“這是陳倉石鼓……”

話音未落，便被人打斷。

木箱被倉促卸下，留在了即將解放的南京——彼時誰也未曾想，這十個被視為“石頭”的物件，竟是歷經兩千余年風雨的“中華第一古物”。

陳倉石鼓的前世

唐代：被放羊老人偶然掀開的文明密碼

貞觀元年（627年），陜西鳳翔陳倉山的牧羊人在山坡掘土時，鋤頭碰到了一塊布滿紋路的花崗巖。

拂去泥土，石面上竟刻著斑駁的文字。

消息傳開后，鄉民因無法解讀文字，將其奉為“神物”焚香祭拜。

直到文豪韓愈寫下《石鼓歌》，“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才讓這十面高約90厘米、重約一噸的“石鼓”首次進入文人視野。

但唐代官方并未及時保護，石鼓在山野中暴露了百余年，直到安史之亂爆發。

唐肅宗逃亡雍城時，聽聞石鼓奇事，命人將其運至行宮。

叛軍逼近時，官軍將石鼓掩埋荒野，并謊稱“已損毀”。

這場戰亂成為石鼓與戰火結緣的開端，也讓它們在歷史中首次“失蹤”。

兩宋：造假與尋寶的曲折守護

五代十國的混亂中，石鼓隨孔廟被毀再次遺失。

北宋仁宗年間，這位癡迷書畫的皇帝翻閱典籍時發現石鼓記載，遂下詔全國尋訪。

鳳翔知府司馬池尋得九面，為湊足十面，竟命人仿刻“作原石鼓”獻于朝廷。

騙局敗露后，司馬池被貶，而真正的作原石鼓被金石收藏家向傳師尋得——石面已被鄉民鑿去一半改作搗米臼。

宋徽宗對石鼓珍愛有加，命人在文字裂縫中填金保護。

靖康之變時，金兵擄走石鼓，挖去黃金后棄于荒野，直至南宋時期才被重新運回北京，此后在元明清三朝都城輾轉。

戰火中的遷徙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故宮文物開始大規模南遷。

陳倉石鼓被列入首批轉移名單，工人們用浸濕的棉花裹住文字，外覆毛邊紙，再套上木箱，經火車、輪船輾轉運輸。

從北平到南京，再到重慶的山洞倉庫，石鼓隨國民政府顛沛流離，卻奇跡般保存完好。

1946年，它們隨文物回遷南京，存于中央博物院，直到1948年底，蔣介石集團決定撤往臺灣。

1949年的抉擇

從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國民黨分三批用飛機運輸文物。

首批2972箱、第二批1680箱順利運抵臺灣，第三批原計劃運輸1700箱，卻因官員家屬蜂擁登機，載重嚴重超標。

當時押運官員在日記中寫道：“艙內人滿為患，行李堆積至艙頂……機械師三次報超重。”

最終，800余箱文物被留在南京，其中包括十面陳倉石鼓。

這些被“丟下”的石鼓，后被解放軍接管，移交北京故宮博物院。

如今，它們陳列在珍寶館中，石面上斑駁的刻痕仍清晰可見——那是秦代大篆的遺存，記載著秦王狩獵、祭祀的場景，718個文字被稱為“篆書之祖”，是研究先秦歷史的活化石。

石鼓的價值：為何被稱為“中華第一古物”？

考古學家馮友蘭曾評價：“陳倉石鼓是中國最早的石刻文字，年代或早于秦始皇泰山刻石。”

其文字介于大篆與小篆之間，字形方正，筆畫古樸，是研究漢字演變的關鍵事物。

更重要的是，石鼓文內容記錄了秦國早期政治生活，如“鑾車鼓”刻有“鑾車孔庶，籀員孔武”，描繪秦王車駕出行的盛景，為研究秦文化提供了直接史料。

值得注意的是，學術界對石鼓的具體年代尚存爭議，部分學者認為其可能屬于西周時期，也有觀點支持秦襄公時期。

但無論如何，它們作為先秦石刻文的珍稀遺存，價值不可估量。

2018年，陳倉石鼓登上《國家寶藏》第二季，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單霽翔曾說：“它們經歷過十幾次大的戰亂流離，每一道裂痕都是文明的傷痕，卻始終未離開這片土地。”

文物背后的家國情懷

站在故宮石鼓館，看著十面花崗巖鼓身，很難不感嘆命運的奇妙——若不是1949年那架超重的飛機，這些國寶或許至今仍孤懸海峽對岸。

從唐肅宗的倉皇掩埋，到司馬池的造假邀功，再到金兵挖金棄鼓的短視，石鼓的千年流轉，恰是一部濃縮的中國文物保護史。

如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2972箱南遷文物，而陳倉石鼓作為“九大鎮國之寶”，留在了北京。

它們的分合，恰似兩岸關系的隱喻——同根同源的文明，終將在歷史的長河中走向團圓。

正如石鼓上的文字雖歷經磨損卻從未消失，中華文明的脈絡，也必將在血脈相連中延續傳承。

參考資料：《故宮文物南遷史》；《陳倉石鼓研究》；《國家寶藏》；《文物押運日記（1948-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