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16日，華東野戰軍兵臨濟南。

八天之后，這座國民黨在山東的重鎮被徹底攻克，而影響戰局走向的一件關鍵事件，正是吳化文率部起義。

這場突如其來的倒戈，不僅讓濟南內防徹底瓦解，還成了此后渡江戰役中的加速劑。可吳化文是誰？他的三個師長又有著怎樣的來頭和結局？

吳化文，其實是個典型的“墻頭草”。他一生的選擇，多數時候不是基于理念，而是為了自保。

這個名字在抗戰中并不光彩。他出身馮玉祥部，后來轉投韓復榘，再后來受蔣介石指派在抗戰期間“偽降”日軍，成了偽軍中的高級將領。在當時，這種做法，說是戰術需要也罷，說是為虎作倀也罷，總之和民族大義有些對不起來。

1945年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把吳化文收回麾下，表面是重用，實則是利用——用這個“走過日本門”的人來牽制華東解放區。

到了解放戰爭爆發后，吳化文率部駐防濟南外圍，以“第二綏靖區司令”的名義帶兵兩萬，看起來兵強馬壯，實則軍心不穩，自己心里也沒底。隨著人民解放軍對濟南包圍圈逐步收緊，他開始考慮“翻身”這條路——也就是投誠共產黨。

其實中共早就盯上他這顆“不定時炸彈”。不斷通過地下黨和密電做思想工作，一邊勸降，一邊用兵圍困。直到1948年9月16日華野總攻打響，吳化文才下定決心，在濟南外圍西南一線集體起義，兵不血刃地將防區交給了解放軍。

此舉在軍事上直接動搖了濟南的國民黨防御體系，也讓內城被孤立，極大加速了解放進程。

可吳化文的起義，并不是他一個人的事。他的部隊里，三位師長起著決定性作用。如果他們不松口，這兩萬人馬就未必這么順利被改編。

第一個人，是楊友柏，103師師長。

這人來頭不小，不只是吳化文的下屬，更是他妹夫。出身地主家庭，受過些教育，能打仗也懂得揣摩上意，是吳化文最早一批親信。

抗戰期間，吳化文帶頭投降日本，他沒吭聲，老老實實一起當了偽軍。這樣的歷史，建國后不少人諱莫如深，他卻曾經半公開地承認：“那是跟著走，沒多想。”

楊友柏的軍事能力不俗，治軍卻頗為嚴厲，手段偏冷酷。在舊軍隊里這不稀奇——許多軍官都靠高壓來維持軍紀。但有個細節說明他性格復雜：士兵們私下管他叫“楊別子”，說他不近人情。可在起義之后，他卻變了不少。

35軍改編后，他當上副軍長兼103師師長。打完濟南，他又帶兵參加了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一路打得狠，成績突出。而且他真在逐步“轉化”。這不是嘴上說說，而是有具體例子。

比如，吳化文有一次在軍內開會，說了句戲言：

“咱們過去像妓女，跟誰都行，現在可算從良了。”

這話把楊友柏氣得當場摔桌子走人：“你把我們當妓女？”

他不愿再為過去背鍋，開始把自己看作一個新軍人。這說明他并不是沒有反思能力的人，也不是一根筋。

建國后，他被安排在地方軍區任顧問，后來又當了安徽省政府參事，低調務實，一直干到去世。1986年，老人在老家渦陽病逝，享年82歲，算是壽終正寢。

第二位，是趙廣興，104師師長。

這個人，出身可謂天壤之別。他是貧農家的孩子，從小吃苦。沒念過書，靠當石匠學徒識了幾個字。那會兒，窮孩子出頭的路，要么科舉（早廢了），要么當兵。他選了后者。

17歲進軍營，混到了連長，再后來成了吳化文的得力干將。打仗不要命，紀律嚴明，是他當時的標簽。可是抗戰期間，他也跟著吳化文“投敵”，做了偽軍。

這一點，他后悔過。

建國后，他經常對家人說：“這段歷史最對不起祖宗。”這不是官話，而是從心里往外冒的悔意。

他在起義時起了關鍵作用。當時部隊里不是人人同意起義的，他靠手腕平息異議，還清理掉幾個反對最強烈的營長和排長。

沒有他的配合，吳化文根本拉不動部隊。

起義成功后，他被任命為104師師長，隨后隨軍打到南京。他沒多少文化，卻有強烈的學習意愿。1949年，他主動報讀華東軍政大學，補課補得非常認真。

畢業后，1952年他被調到安徽省交通廳當辦事員，一直干到去世。他并不追求高位，也沒人刻意打壓，生活安穩，收入體面。

1960年病逝，年僅58歲。雖然早逝，但能從一個貧家子弟走到共和國公務員，已是命運給他最大的肯定。

第三個，也是最特殊的，是何志斌，105師師長。

他的經歷和前兩位完全不同。他出身于陜西長安的中產家庭，早年讀過書，考入洛陽軍官學校，受過系統軍事教育。打小就崇尚“精忠報國”那一套，在馮玉祥部里混得不錯。

關鍵在于，抗戰時期，他沒有投敵。相反，他參加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跟日軍打得很兇，后來還跟八路軍多次合作。

這段歷史，讓他后來在共產黨這邊很受歡迎。

1946年，內戰剛開打，他就試圖起義，帶著1700人準備向解放軍靠攏。陳毅親自接見了他，對他非常看重。可惜風頭太緊，他麾下幾個團長發動嘩變，把他挾持回國民黨營地。

這事他憋在心里兩年。

到了吳化文準備起義時，他自然成了內部的積極分子。改編后他任105師師長，作戰很有章法，尤其在渡江戰役中調動得當，被評為模范師。

建國后，他沒被邊緣化，反而越干越高。當了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還曾任杭州警備區副司令。他的政治清白和抗戰經歷，為他在新政權中贏得了真正的尊重。

1998年病逝，享年89歲。他是三人中最晚離世的，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位。

很多人都說，歷史是人民寫的，不是某些人物自己講的。但我們翻翻這三位師長的履歷，其實可以得出一些清晰的判斷。

吳化文的三個師長，只有何志斌在抗戰中始終堅守陣地，沒做偽軍。

這在那個時期很難得。他不僅看清了國共之爭的本質，還早早在政治上做了表態。相比之下，楊友柏、趙廣興只能說是“跟著走”，雖然后來做了不少補救，但前史確實有污點。

但共產黨對他們的態度卻很清楚：既看歷史，也看表現。

三人都得到了安置，也沒有遭到清算。國家看重的是他們起義后所立的戰功，是他們在新政權中的態度和努力。這體現了中國革命在勝利后的胸懷與理性。

如果要給這三人寫一個共同的注腳，那可能是“在夾縫中做了不算太壞的選擇”。

他們都是舊軍人，從舊制度里走出來，本沒有歸宿。可歷史留給他們一次翻身的機會，他們接住了。尤其是何志斌，他從不丟棄理想，哪怕現實中處處受困，依舊守住了底線。

而共產黨，也沒有一棍子打死。不是“你以前投過敵，就永遠不得翻身”，而是“你有沒有真心改過，有沒有為人民出力”。

《解放濟南戰役紀實》 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吳化文與第二綏靖區的解放》 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