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AI制圖 2024年復旦大學關于學生使用AI寫畢業論文的要求 麥可思的調查報告

正值2025年畢業季，關于“論文AI率”的討論沖上熱搜。一些高校在傳統的查重、答辯等流程之外，新增了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檢測，作為論文審核的補充機制。

多家機構數據顯示，近三成高校學生表示曾使用AI工具參與論文或作業寫作。為此，多所高校設定論文“AI率”上限在20%至40%之間。一些學生為達標反復修改，甚至借助AI“反向優化”，此舉引發對檢測標準合理性與技術可靠性的質疑。

伴隨AI工具在學習中的快速普及，不少高校和教師正嘗試從“堵”轉向“疏”。但AI能否用于畢業論文？使用邊界如何界定？檢測標準是否科學？在AI深度融入教育體系的當下，這些問題正成為高校亟待探索的新課題。

畢業論文“AI參與度”持續提升

兩年前，還在讀大二的學生小王接觸了ChatGPT，感覺像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無論是學習、生活還是情緒調節，AI工具逐漸融入了他的日常。

2025年，作為應屆畢業生的小王需要完成本科論文。他顯得從容許多：一篇上萬字的論文，從選題到完成初稿，僅用了一周多的時間。

選題由導師提前確定，相關文獻資料也由導師推薦，他在初步修訂好大綱后，將文獻輸入AI工具提取要點，并結合自身理解和案例進行擴展。“每一步都有我自己和AI的參與，差不多各占一半。”他說。

小王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過去查閱文獻往往要花費數小時甚至幾天，現在只需將PDF格式資料上傳至AI工具，幾秒鐘內即可提取出核心觀點，并以結構化方式呈現，大大提高了效率。

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他主要借助AI進行資料梳理、信息提煉、列出大綱、潤色語句等輔助性工作。“特別是在思維卡殼的時候，把困惑輸進去，幾秒鐘就能獲得不少啟發。”最終，他順利通過了論文答辯。

小王就讀的是文科專業，和他類似，河南許昌學院2025屆計算機專業的畢業生小林也是AI的重度使用者。“ChatGPT剛出現時，我用它調試代碼。一段怎么都跑不通的程序，AI改一改就能運行了，覺得特別神奇。”他回憶道。

從那之后，小林在寫作業、處理難題時會頻繁用到AI工具。在畢業論文寫作階段，AI更是幫他理清論文思路、規范格式，還節省了不少查閱資料的時間。

清華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畢業生小米則主要用AI進行語言潤色。在她看來，AI有時“聰明”，有時“傻”，但在模擬深度思考時展現出的推理過程，反而比直接給出的答案更具啟發性。

不過，幾位受訪大學生都表示，AI在幫助寫作的同時，仍存在“幻覺”（生成不實內容）問題，因此“只適合輔助使用，不敢完全依賴”。

北青報記者采訪發現，目前大學生普遍熱衷于使用AI工具查閱資料、翻譯潤色、數據分析、論文寫作、日常溝通等。使用場景的多樣化，也帶動了高校教學與學生學習方式的變化。

去年，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王思遙與浙江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黃亞婷聯合開展了一項調研。結果顯示，在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全日制本科生中，生成式AI在學習中的使用頻率較高，“有時使用”“經常使用”“總是使用”的占比分別為32.92%、40.49%和12.29%；約三至四成本科生表示曾直接復制AI生成內容用于作業。

“那還是2024年的數據，”小王補充說，“到今年，包括DeepSeek等更多中文大模型普及后，使用AI寫論文的人更多了。據我觀察，身邊幾乎每個同學都不同程度地在用AI工具。”

而第三方機構麥可思在2024年對3000多名中國高校師生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近三成大學生已將AI工具應用于論文或作業寫作。

代降“AI率”形成灰色服務鏈

隨著畢業論文寫作中AI工具的使用日益普遍，一些高校開始引入AIGC檢測機制，試圖對“AI參與度”進行管理與限制。繼查重、盲審、答辯之后，“AI率”逐漸成為影響畢業流程的新變量。

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高校明確禁止學生使用AI工具撰寫論文核心內容，僅允許其在輔助檢索、語言潤色、代碼調試等環節發揮作用。天津科技大學設定“AI生成內容不超過40%”的預警線，超出部分必須修改。福州大學則將“AI率”與論文評分直接掛鉤，明確規定檢測值不得高于20%。

高校的做法不盡相同。一些學校將“AI率”作為能否參與評優的依據，另一些則將其作為答辯的前提門檻。同時，知網、維普、PaperPass等平臺也陸續上線AIGC檢測服務，與傳統查重工具并行使用。

面對愈加嚴格的限制，一些學生開始嘗試“主動降AI率”。西北民族大學畢業生小咩告訴北青報記者，雖然學校沒有硬性標準，但老師曾提醒論文可能會抽查“AI率”，于是他和不少同學選擇在寫作中只會適度使用AI工具輔助整理資料、潤色語言，之后還會再用AI檢測工具反復進行修改，以將“AI率”控制在20%以內。

“有些原本通順、結構清晰的句子，被檢測系統標紅后只得反復修改，結果改得越來越別扭。”小咩說。這些被判定為“AI生成”的內容，一部分其實是他自己寫的，另一部分是對AI輔助提煉內容的再加工與整合，但由于底層邏輯仍接近AI輸出，這些句子依然被標記為“高AI率”，不得不再次“降重”。

最終，他的論文AI特征值為14.3%，順利通過答辯。但他坦言，這種“為了過審而反復修改”的過程不僅耗時，還影響了表達質量，“改著改著，就忘了論文到底要講什么了。”

不少學生甚至借助AI工具“反向優化”論文，通過改寫、拆句、調整語序等方式“降低AI特征”。北京林業大學畢業生小陳表示，雖然學校目前未對“AI率”作出強制規定，但出于穩妥考慮，他還是使用了AI檢測工具給自己的論文降“AI率”，并將AI特征值控制在30%以內。

他坦言，自己主要用AI做語言潤色，“原本只是想讓句子更通順，結果反而有些段落被系統標紅了，只能一遍遍改。”

在社交平臺上，“代降AI率”也成為灰色服務鏈的一環，價格從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小咩的一位同學被導師質疑“你這篇初稿到底有多少是自己寫的”之后，在某社交軟件上花費百余元購買了“軟件加人工修改”服務，才將檢測結果降至“安全區”。

用AI寫論文，再用另一套AI工具來判斷是否“AI過重”、降“AI率”，這一過程本身就很荒唐，引發各方爭議。而在這一系列操作中，也有學生發現，“AI率”的檢測實際并不穩定：在未修改正文內容，僅增加參考文獻和封面后，檢測值竟從27.2%降至0.5%。有人評價，這類檢測在技術上尚不成熟，甚至可能誤傷真實原創內容。

AIGC檢測工具本身的準確性同樣受到技術質疑。一位從事大模型研發的技術人員告訴北青報記者，目前的檢測主要依靠語言特征匹配，包括詞頻、句式、邏輯結構等，“但AI生成內容恰恰語言規范、邏輯清晰，與學術寫作風格高度重合，檢測系統很難作出準確區分。”

在他看來，現階段的AIGC檢測仍處于“博弈期”，既難以精確識別AI生成內容，又可能誤判人類原創文本，“如果用AI寫，再用AI查，只會把學生引入一場低效的文字游戲。這種方式短期內或可形成震懾，但不應成為教育評價的長久依賴。”

一些高校鼓勵學生理性使用AI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關于生成式AI工具（生成式AI是能生成內容的人工智能，如ChatGPT，區別于傳統識別型AI）在高校中的使用，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管理規范，整體仍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階段。但在全社會擁抱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也有越來越多高校開始從嚴禁、反對，轉向更為開放、引導的態度。

2023年初，香港大學曾明令禁止學生使用ChatGPT等AI工具完成課程作業和論文。到了當年8月，該校宣布自新學年起向師生免費開放多種生成式AI應用，并通過工作坊等形式幫助大家熟悉工具的使用方式。

對于從“禁止”轉向“引導”的原因，香港大學在官網中解釋稱，生成式AI快速普及，學生具備掌握并應用該類工具的能力日益重要。除口語、寫作、視頻、數碼4種基礎傳播能力外，生成式AI被視為“第五種重要能力”。

根據新政策，教師需在教學中引導學生合理使用AI工具，提升其分析能力與批判性思維。同時，課程考核機制也需相應調整，確保在遵守學術誠信原則的前提下，實現公平有效地教學與評估。

在內地，高校也在逐步推動AI課程體系建設。2024年9月，南京大學宣布面向全體本科生開設“人工智能通識核心課程體系”；浙江大學自秋季學期起將人工智能課程設為本科生通識必修課，涵蓋理工農醫文等多個專業方向。

2025年春季學期，清華大學面向研究生推出《大模型與生成式人工智能》，旨在幫助學生系統掌握大模型基本知識與應用方法，培養“人工智能+”復合型創新人才。

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執教26年的李希光教授，2025年春季開設了一門名為《一個與AI競賽的新聞寫作課堂》的課程。

課堂上，他將學生分為“人腦組”和“AI組”，后者可使用ChatGPT、DeepSeek、Kimi、豆包4款工具進行寫作。師生則會共同對比“人腦文本”與“AI文本”的寫作風格和邏輯差異。

據了解，這門課并不要求學生寫傳統論文，而是要求他們完成時效性較強的采訪類寫作。期末考試則是前往北京胡同實地采訪，寫出一篇觀察文章。

學生們普遍反映，在這類任務中，AI只能作為輔助工具，真正的調研與判斷依然需要依靠個人實踐。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青年教師郎昆對學生使用AI持鼓勵態度。他所教授的思政課是本科生的必修課，選課學生來自不同院系。在與學生的交流中他發現，約半數以上同學會使用IA輔助完成課程論文。

“我和很多老師討論過這個現象。學生選擇AI，可能是因為對作業缺乏感受，不知從何寫起，或者覺得內容空泛。”郎昆說。與其一味限制學生使用AI，不如反思作業本身是否足夠具體、有啟發性。為此，他對作業形式進行了調整，“我們布置作業，不是為了增加負擔，而是希望學生能在課外也有思考。”

他舉例說，比如可以讓學生觀察家鄉2012年以來的發展變化。資料查閱也可以借助AI工具，例如檢索政府工作報告，但這些變化背后的理解和分析仍需由學生親自完成。

（應受訪對象要求，文中畢業生均為化名）

本版文/本報記者朱健勇

統籌/林艷張彬

供圖/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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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使用可以鼓勵標準仍需厘清

“同學們在寫作業或論文時使用AI，這件事已無法阻擋。關鍵在于，是把AI當搜索引擎用，還是直接生成后不加修改地提交？這中間有本質區別。”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郎昆說。

那么，如何引導學生負責任地使用AI工具呢？郎昆認為，只要學生的論文或作業體現出自己的思想，結構清晰、論證合理，即便過程中借助了AI來潤色或輔助整理，也完全可能是一篇高質量的成果。

“這個道理很簡單。”郎昆舉例說，就像工業革命之后，英國原本靠手工織布的勞動被紡織機替代了。那評價布好不好的標準，是手織與否嗎？顯然不是，而是布的質量，“今天也是一樣，我們評價寫作，關鍵看內容質量，而不是是否純手寫。”

他進一步舉例：過去司機的核心能力是“認路”，導航普及后，司機是否優秀的評判標準也改變了。學者亦然，以前“博聞強記”是一項基本功，如今借助電子工具查找文獻更為高效，更重要的能力轉向了對信息的理解與分析。

“AI來了，實驗科學領域也會發生類似變化。過去看學生能不能長期泡在實驗室，未來如果實驗室機器人普及了，比拼的就不是誰做得多，而是誰能更好地指導機器人、設計實驗。”在他看來，教育的評價重心將從體力投入轉向邏輯能力與創新思維。

郎昆強調，他支持學生使用AI，但“風箏線必須自己攥著”，要學會“去粗取精”，“不能AI說什么都信，最終還是要學生自己對內容負責。”

關于“畢業論文AI率”的爭議，郎昆坦言，自己寫論文時也會使用AI工具，清華目前并未對“AI率”作出統一查驗規定。他表示，如果未來清華上線AI檢測功能，從技術上并非難事，但是否真正有必要，仍存在較大討論空間，“好論文應當進行多維度評價，而不僅是單一比重的技術判定。”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高校試圖通過“AI查重”限制學生濫用AI，初衷可以理解，但目前的技術手段還難以完全勝任這一任務。將AI檢測結果等同于傳統查重率，并作為唯一標準，并不可取。

儲朝暉認為，“查AI率”這一討論本身是對技術發展的自然反應，但無論是簡單禁止還是全面鼓勵都不現實。尤其在畢業論文寫作中，學校和教師應給予學生更多過程性指導，引導其合理使用AI工具，并防止照搬照抄。“同時，這也對教育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未來，還需要完善配套的規則與法律，來進一步明確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