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臨終前總念叨延安的毛潤之。”1936年秋的上海拉摩斯公寓里，馮雪峰低聲對許廣平說。窗外的梧桐葉打著旋落下，屋內炭火盆發出噼啪聲。這是魯迅生命最后的秋天，也是他思念最濃烈的時刻。

二十年前的北京西城磚塔胡同，木門吱呀一聲推開。1918年8月某個午后，青年毛澤東站在魯迅寓所前，額角還沁著暑熱的汗珠。他剛從北大圖書館下班，懷揣著《新青年》最新刊本想來請教，卻只見門環上落著銅鎖。歷史總在關鍵時刻打結，這次擦肩而過的遺憾，在革命洪流中發酵成特殊的情誼。當時的毛澤東或許不會想到，這位未曾謀面的文壇巨匠，日后會成為他書房里最常翻閱的作家。

當魯迅在《申報》化名“何家干”痛斥當局時，江西山溝里的毛澤東正把油印的魯迅雜文塞進行軍包。1933年深冬，瑞金葉坪村的土坯房里，炭火映著兩張亢奮的臉。“魯迅說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我看現在正是要重拾脊梁骨的時候！”毛澤東把報紙拍在馮雪峰面前，煙灰簌簌落在泛黃的紙頁上。這種精神共振超越時空，當魯迅痛惜“慣于長夜過春時”的黑暗，毛澤東正帶著紅軍穿越婁山關的黎明。

要說這兩人最接近的時刻，當屬1936年那個寒意料峭的初春。陜北窯洞的油燈徹夜未熄，毛澤東伏案研讀剛送到的《海上述林》。油墨香混著土腥氣，這是魯迅抱病為瞿秋白整理的遺作。而千里之外的上海，魯迅正把金華火腿交給交通員：“給潤之補身子。”火腿的咸香裹在油紙里，穿越重重封鎖線。當包裹抵達瓦窯堡時，斯人已逝月余。毛澤東摩挲著火腿表皮結晶的鹽粒，突然對警衛員說：“該給先生寫篇紀念文章了。”

歷史總在細枝末節處顯影。1954年紹興魯迅故居里，毛澤東在三味書屋駐足良久。他手指撫過少年魯迅刻“早”字的課桌，忽然轉頭問陪同人員：“你說先生要是看到現在的供銷社，還會寫《孔乙己》嗎？”這個問題讓在場者愣住。或許在毛澤東心中，魯迅不僅是文學豐碑，更是丈量時代的標尺。這種復雜情結在1966年給江青的信中袒露無遺：“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信紙上的墨跡未干，窗外已是山雨欲來。

1975年的北京中南海，白內障手術前的毛澤東突然背誦起《悼楊銓》。“花開花落兩由之…”老人沙啞的聲線在手術室回蕩，讓主刀醫生唐由之拿鑷子的手微微發顫。這場手術像歷史的隱喻——當《滿江紅》的旋律響起，即將失明的老人執意要看清什么？或許答案藏在三個月后周海嬰的來信里。那封請求保護魯迅手稿的信，讓毛澤東在批閱文件時少見地用了“立即實行”四個字。

從1918到1975，五十七年時光流轉。兩個從未握過手的人，在民族存亡的關口互為鏡像。魯迅用解剖刀般的筆鋒剖開舊中國的膿瘡，毛澤東則用槍桿子剜去腐肉；前者在《狂人日記》里吶喊“救救孩子”，后者在黃土地上實踐“為人民服務”。當周海嬰寫下“父親總是想念您”時，歷史完成了一次奇妙的閉環——那個錯過見面的遺憾，最終升華為精神同頻的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