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紛爭，除了訴訟、仲裁之外，還有什么辦法？解決紛爭，除了敵對互傷之外，如何歡喜共贏？

2025年5月30日，國際調解院正式落戶香港，33個國家作為創始國成員，現場簽署《關于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

國際調解院，全球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主要針對四類爭議：投資者與國家間的糾紛、政府間的糾紛、跨國商業糾紛和新興領域。

國際調解院為什么會落戶香港？《問答神州》專訪香港和解中心會長、香港國際調解中心主席羅偉雄，2025年6月16日晚20:30鳳凰衛視中文臺首播。

羅偉雄：香港是爭議解決之地

是當之無愧的國際中心

吳小莉：很高興到香港和解中心。英文mediation很多人翻譯成調解，我們為什么是“和解”？“調解”比較中性，“和解”是希望以和為貴，大家都不要吵？

羅偉雄：對，mediation現在翻譯是用“調解”，當年想用“和解”，中國的文化，同時配合成立國際中心的成果，是和諧的協會。

吳小莉：中心命名的時候，是哪一年？

羅偉雄：1999年。

吳小莉：香港真的是發展得好早。說句實話，如果不是因為2023年4月份，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揭牌，我訪問了林定國司長，我才知道訴訟，仲裁之后，調解是一個很重要的解決紛爭的方式。

羅偉雄：對，現在國際上調解非常流行，應該說是國際糾紛解決、新領域發展的領頭兵。調解的糾紛解決方法是中國一個特色，在香港差不多有40年的時間。國際和解中心成立以后，我們主要是做國際關于專業調解的人員培訓，整個制度的引進以及優化。特別在2015年，2018年，2023年，是突破性的發展。

吳小莉：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為什么？

羅偉雄：以前國際上大部分調解都是做地區性的調解，香港在2015年已經考慮到這一因素，發展了跨境國際的調解，在國際調解方面，香港走在前列。2018年我們出了一個國際調解程序，用調解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之余，也可以令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唯獨香港有這個程序。我們也做了十幾年的培訓，有大量國際調解人才，不單只是我們自己做，也在外國幫培訓人才，香港在爭議解決方面，是當之無愧的國際中心。

吳小莉：這方面香港在國際上是多高的地位？

羅偉雄：香港的法律體制是全球聞名的，公平、開放，今年我們是國際最受歡迎的第二大仲裁地。

吳小莉：第一是誰？之前香港是第三名，我們超越了誰？

羅偉雄：第一是倫敦。我們超過了新加坡。真正發揮調解的作用，是非常需要程序化的，將當事人由敵對思維改變成合作共贏的思維，這需要一個非常嚴謹的策略、程序才行。大部分地方的調解，只是兩方坐下來，大家互利互讓的角度之下，達成一個協議，中間取一個平衡點，我們則是要當事人可以拿到比自己處理更高的回報。

訴訟或仲裁，處理周期可能用年去計算，但是調解解決問題只要一至三個月。因為我們有很清晰的理論基礎和程序，所以成功率非常高。如果純粹是商事，我們的成功率會達到80%，履約率是98%。

吳小莉：您剛才說的整個系統或者理論、管理程序的設計，是不是已經得到了國際的認可？是不是很多國家都開始采用這個方式來進行調解？

羅偉雄：沒錯，我們在內地已經有16個分中心、3個人才發展基地；在國外我們有6個分中心，2個人才發展基地。我們也有相當多的合作伙伴，很多機構都是用我們的設計，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資歷，通過我們整個系統可以全球化。香港有一個專業考核評核機制，拿到這個資格在全球都可以用到。所以在香港，現在的調解程序、理論基礎非常成熟，這就是香港調解專業可以領先世界的原因。

國際調解院如何讓當事方雙贏？

2022年5月，印度監管機構以違反《外匯管理法》為由，宣布沒收小米印度公司555多億盧比，約合人民幣46億。

2023年4月，印度相關法院駁回小米印度公司申訴，小米被允許繼續上訴，至今沒有結果……

吳小莉：您提到國際上的商事糾紛是很適合調解的，比如說小米和印度政府的糾紛，它涉及的就是典型的國際調解院四大項目之一，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問題。您可以舉個例子，比如小米可以怎么做？

羅偉雄：小米將來可以通過國際調解院申請與印度政府進行相關的調解。大家的角度不同，小米需要打進印度市場，所以它的考慮就是怎樣滿足市場的需要；而在印度政府方面，其實它要考慮如何吸引其他地方投資進印度、怎樣令它的商業環境更有吸引力、怎樣在這個過程中，降低對小米或者其它公司相關政策失衡的地方，而導致投資減少；還有小米的投資也可以令當地的就業增加。

通過這幾方面給當事人的分析，他自己再去想，是不是要用差的方法，令我們不能繼續合作，而所有利益也都拿不到。當兩方各自看到怎樣做會更好時，就會進入剛才我們的目標，通過兩邊的合作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做到更好。

吳小莉：國際調解員可以就一個案件找到一個雙方都能夠獲利的方式，但國際政治這么復雜，地緣政治也很緊張，會不會使得我們的調解，尤其是跨境調解越來越困難？

羅偉雄：我們不擔心地緣政治，反而考慮的是安全性的問題。因為地緣政治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原因影響到，相反我們邀請他們的參與代表來香港，這里又中立又安全，香港仍然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怎樣才能成為一名調解員？

2012年，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成立，對調解員的準入和考核標準做出統一規定，香港當前注冊的本地及國際認可的調解員共有約4000名，超過95%為兼職。

吳小莉：現在有哪些專業背景的人會想來做調解員？

羅偉雄：背景無所謂。因為每一種糾紛都有可能出現，我們絕大部分的調解員恰恰來自不同界別，只有20%左右的調解員是律師或者大律師，這是比較特別的。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法律背景，而是需要行業經歷和專業能力，包括分析力、控場、統籌能力，還有最重要的親和力，這些會讓我們更容易和當事人溝通得更清晰。

因為調解本身就是一個獨立專業，所以考調解員的人不需要一定有很多其他專業身份的資歷，但是這些資歷會在他將來的發展中，有非常大的幫助。他需要完成大專，然后正式去讀一個專業的課程，課程完成后就會考試。現在香港的考評安排是考兩個模擬的調解練習，以調解員的身份，通過他的調解技巧，程序安排幫兩方處理一些糾紛，協助達成和解。

吳小莉：和十多年前相比，您覺得現在民眾對于調解是否越來越理解，越來越愿意接受？

羅偉雄：比起最初，接受度已經高了很多，對于調解的理解度也越來越高，調解員的專業度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尊重。但是我們仍然覺得有部分的工作需要做得更好，例如法院的《實務指示 31-調解》，需要先進行調解程序，所以用一個專業的調解員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他的代表律師要懂得怎樣用調解的程序。

遺憾的是，我們一萬四千多名的律師與大律師，成為調解員的不到兩千人，成為調解代理的更少，現在有百多人，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錯配形式。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律師或者大律師能夠參與調解，更加懂得整個制度如何運作，對于香港會有更大的幫助和支援。

吳小莉：所以不理解調解的不只是一般民眾，還有很多是律師，大律師。

羅偉雄：沒錯。因為傳統業務的律師，他的思維沒有改變，仍然會處在舊的對抗思維，處理不了調解，我們需要一些新的律師智慧，我們可以讓律師知道，他會帶動他的當事人，在解決問題后有更好的結果。

現在調解代理分兩個部分收費，律師做調解代理時，會收取基本的解決問題費用；第二個部分是增值部分，譬如一個五千萬的糾紛，他幫客戶想到的方法與對方合作，增加到一個億的回報，即有五千萬增加，這樣，他們是有條件向當事人拿大概10%，這部分增值的部分更加值。 以前沒有接觸過這種方式的律師不太認可調解，現在只要他明白后面的結構與邏輯，他會轉變思維，非常樂意參與調解的工作，還會鼓勵他當事人去做，因為最終當事人的滿意度是最重要的。

吳小莉：因為對于律師本身來說，和解的可能性和時間都會比訴訟要快，而且高，他的標的仍然是有增值的部分，他的收益仍然是高的。

羅偉雄：沒錯。

羅偉雄：東方的智慧很適合做調解

合作是長遠的利益

吳小莉：2007年香港特區政府的特首報告當中，就說要推行調解，香港的調解其實比聯合國還要早很多年。

羅偉雄：在中國，我們很早就有調解，我們用“和事佬”的方式做調解。

吳小莉：像您說的“和事佬”，就是很多鄉紳做的事情，包括香港，在新界地帶，那些鄉長們就是“和事佬”，解決糾紛，就是調解。

羅偉雄：沒錯。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外國就引進了中國的調解，并開始制度化。

吳小莉：是哪個國家？

羅偉雄：美國。大概在1970年代左右，因為案件量太多，糾紛太多，沒辦法處理，引入這條機制挺好的，可以去處理到。美國社會習慣把一件事制度化，然后我們再引進來，所以在1980年代初之前，香港是用著中國的傳統方式“和事佬”的方式調解，1980年代中，開始引進專業的調解服務，而它帶動的效果更好。當年香港新國際機場建設，出現的糾紛用調解制度很快解決了，沒有大型的糾紛出現了。

吳小莉：也就是我們現在的赤鱲角國際機場，它是受益者。

羅偉雄：沒錯。

吳小莉：您說了非常有趣的一點，“調解”原來從中國來，繞了一圈又回到了中國，而且把它發揚光大，香港把它條理化、法律化、規范化和程序化。

羅偉雄：繞了一個圈，拿了國際的經驗回來，我們將會做得更成功。

吳小莉：東方智慧很適合做糾紛的解決，而且更不傷感情。

羅偉雄：沒錯。有些朋友都問，為什么外國推進不了我們現在中國做的調解？我的答案很簡單，歐美用了我們調解的方式、理念以至制度，但是差了一樣東西——心態。因為商業模式，歐美的商業模式與東方是不一樣的，他們是掠奪性的，不是想長遠的關系，但是我們東方的智慧，合作是長遠的利益。差了這個關鍵的核心，所以西方一直都沒辦法發展到一個完善的調解制度。

吳小莉：所以香港做示范作用是特別好的，東方智慧是可以調解，無論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你們就是其中的驗證者和推動者。

羅偉雄：我感到非常榮幸可以參與當中！

制作人：韓煙

編導：穆媛

編輯：金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