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這樣人到中年仍選擇逆行留學，大抵是為了一個不算浪漫的因由——理想主義，對于可預見的消耗、“內卷”的未來的厭倦；失去最后的稻草，失戀、失業或者失去生命的意義。于是像我這樣的人，生于一個在正常受教育的年紀留不起學的普通家庭，到了30來歲，不生小孩，決定把自己的“內在小孩”重新培養一番，踏上了這條說不上光明的路。

2023年6月15日，帶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壯，我踏上了前往美國洛杉磯的航班，在登機前的朋友圈中，我引用了柏瑞爾?馬卡姆的一句話，“如果你必須離開一個地方，一個你曾經住過、愛過、深埋著你所有過往的地方，無論以何種方式離開，都不要慢慢離開，要盡你所能決絕地離開，永遠不要回頭，也永遠不要相信過去的時光才是更好的，因為它們已經消亡。”

然而，一年半后我仍在頻頻回首，這條路痛苦焦灼，并非我所想象的“英雄旅程”般的敘事——我所遭遇的困境微小磨人且持續不斷，并非獎賞前的試煉；我所得到的并非我所預期，還遠不到取到“寶藏”的那天。而所有的未知中我唯一能確定的事，是這條路，確是我想走、應走的路。

野生之城與未馴之夢

初來乍到，洛杉磯以“俠盜獵車手”（GTA 5）般的熱情歡迎了我。由于公寓租期尚未開始，我在網上按價格排序，盲訂了一間最有“性價比”的民宿，結果藏在了號稱最“兇險”的墨西哥社區，街區房屋幾乎戶均掛有“惡犬警告”標識，就像在告訴你：這里，不歡迎陌生人。而我的“小屋”——堪比哈利·波特姨父家的樓梯間。波多黎各房東胡安娜雖不善言辭，卻是個爽快的女人，她幫我一起把23公斤重的行李搬進搬出，還在樓梯間底下給我安置了一張能放電腦的小桌子。

我原以為她只是個話少的嚴肅女人，后來才發現，在這個步力所及的區域，西班牙語才是唯一的“官方語言”，英語反而成了小語種。于是在落地美國最初的幾天里，我始終處于一種“語言不通”的境地。飯店老板用流利的西語自顧自幫我推薦了一碗香得要命的傳統羊肉湯和一杯甜過頭的米漿飲料；便利店的壯漢用潦草的英語問我：怎么沒在附近見過你？他正在柜臺里給兒子理發。那個學齡小帥哥奶聲奶氣的一句“Hello”，可能是我那幾天聽過最親切的美式英語。

南加州大學

夜里，房東不在家，偌大的房子漆黑一片。隔壁卻開起了派對，躁動的音樂震得小樓梯間墻灰都快掉下來。我忍不住推門出去偷看，結果一眼掃過去，進出的人全是美劇里毒梟標配的長相和氣勢。我立刻縮回屋里，把門鎖死。幾天后，我打車去新公寓時，來接我的危地馬拉司機告訴我，這片區域很危險，“都是幫派，還有槍戰。”我回想起夜里傳來的那些短促零星的“鞭炮聲”，才意識到——我這是盲跳進了毒圈。

新公寓在韓國城，景象全然不同。臥室窗外是加州藍得透亮的天空和一排排棕櫚樹，附近的餐館、商場儼然一副亞洲社區歲月靜好的文明樣子，但街頭卻被無家可歸者的帳篷占領。任何剛來這里的人，只要步行穿過幾條街區，都不可避免產生這種穿越感。

這不是我第一次來美國，也非第一次踏足加州，但真正住下來，整座城市都換上了另一副面孔——為什么會這樣？這是第一次長居異國的我，一開始無論如何都想不明白的事。

還未來得及正式認識這座城市，就到了南加利福尼亞大學（USC）的歡迎午餐會。在新生見面會上，我強迫自己熱情洋溢地和每個人社交——堅持不做西方刻板印象里內斂寡言的亞洲人，是我最后的倔強。因為這番大膽輸出，我認識了來自福羅里達的Ray，他和我一樣選擇了調查報道。Ray曾是一名政治記者，在業余時間獨自做了一組關于美國監獄體系的報道。

我們的20人小項目里，招收的都是有過幾年工作經驗的年輕記者，或是想從其他行業轉型過來的人。國際生占了不到三分之一——兩個中國人、一個越南人、一個印度人、一個芬蘭人、一個加拿大，其余都是美國人，其中一個是韓裔美國人。

校門像是另一個時空的裂縫，走出漂亮的學校，現實仍然盤踞在街頭。

USC 位于洛杉磯市中心，這里不是波士頓小鎮那種“大學烏托邦”，而是全美最混亂的街區之一，由于令人擔憂的安全隱患，學校周邊甚至劃定了 DPS（校園安全巡邏）區域，有“小馬甲”安保人員把守，有24小時安全熱線，有免費的專車服務。

但區域之外，是一片只能自由探索的地圖。我依然要提防公交車上的流浪漢，他們帶著破背包或是一只塑料袋，睡在那里，或喃喃自語，或大聲控訴；一旦你與他們目光交匯，他們便鎖定了觀眾，高聲演講，甚至步步逼近，以防你聽不清他們的喜悅和憤怒——但他們不是闖入者，他們也是這座城市的主人，有流落街頭的自由。對于新聞人來說，這是了解一座城市的最佳入口，畢竟沒有人能一直活在DPS區域內。

在這里，野生的城市和野生的夢想時刻提醒你——如果你覺得生活難以忍受？那歡迎你，來到自由的世界。

認識，新的認識

也許很多人在留學前的那一刻，都懷著對“遠大前程”的美好憧憬，而我，甚至在心里描繪了一整個變革中國新聞業的宏偉藍圖。這個憧憬，在我笨拙地開啟美利堅新生活的短短幾天后，畫上了逗號。如項目主任在此前的郵件中所說，這是一個純美國人項目，即便是對美國本土記者來說，一年內完成 34 個學分的學習強度（比其他項目兩年需要完成的學分還要多），也是一場必須全力以赴的硬仗。

但我沒想到的是，落地美國僅半個月，就要開始在全英文環境中尋找選題、報題、采訪，直接進入職業記者的節奏。這種強度遠甚于我在號稱中國“最快”的《新京報》深度部卷突發時的魔鬼狀態。

本文作者的采訪對象、好萊塢逐夢音樂人Jahmark 和他的朋友，在日落懸崖邊的露天演出。

來之前的抑郁、來之后的新奇，被焦慮這只猛虎嚇得無影無蹤。為期一個半月的夏季學期課程中，貫穿始終的Summer Immersion（夏季沉浸式課程）是重頭戲，每天整半日課程，每周穿插考試，課后還有獨立的采寫作業。沒有任何過渡，我被迫操著三腳貓英語，提前進入真實的美國社會，省略了“我還沒準備好”的環節。

兩周后，我已經扛著三腳架和相機包，站在洛杉磯街頭，為我的音頻作業做街頭采訪。如鼠亂竄的我，逮著人就去搭話。

我們的教授，全然沒有西海岸人的“佛系”，每天以發微信的頻率發群組郵件，追問采訪進度，有時大家太疲憊或者沒有進度裝死不回，他就追加一封：“你們可以聯系這個研究團隊的專家。”語氣是——建議你們“立刻”聯系。如果還不回，你就會發現他堵在別的教授的授課門口，一個一個抓人問進度。我就這樣硬生生被逼出了郵件恐懼癥。

但也是這位教授，幾乎成了我夏季學期的口語陪練。剛來美國時，我帶著在中國做記者的經驗，心里有一肚子疑問，一下課就堵著他聊半小時。我和他聊中國記者如何在美國找到自己的定位，也聊我看到的美國問題。夏季沉浸式項目的終極大作業，是以小組為單位，完成一個以“科技的局限與前景”為主題的多媒體報道，各組自定選題、自行采訪，一個半月后，每個小組的報道將分別呈現為一個獨立網頁，包含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并在禮堂匯報，任務重得可怕。

在小組確定選題前，他提示我，你說你對流浪漢感興趣，那你可以去查查，流浪漢和科技之間的聯系。我有些懵，流浪漢和科技能有什么聯系？查閱之后，我才發現，奧巴馬在任時推出的計劃仍在繼續：無家可歸者可以在指定時間、地點領取一部免費的手機，對于在街頭生存的人來說，這是保證安全和獲取資源的重要保障。

洛杉磯市公立圖書館為無家可歸者推出了Tech2Go 計劃，允許任何持有圖書卡的人免費借用筆記本電腦和互聯網熱點設備，借用期長達六個月。最初發放的 2000 套筆記本電腦/熱點設備在短短三個月內便被借完，組織方迅速獲得新基金并續上5000套。

亞歷山大公園小家園村是城市新型無家可歸者收容所。 它于2021年4月在洛杉磯市北好萊塢開業，由103個小房 子組成，每個房間可住兩人。

除此之外，還有無數非營利組織為無家可歸者提供短暫住房、食物、衣服、洗澡間，甚至免費課程培訓，教無家可歸者使用 Word、Excel，以至運營自己的社交網絡。換句話說，如果把城市生活比作一場電子游戲，一個流浪漢不僅可以通過網站、APP解鎖生存所需的資源，還可以學習各種技能，獲得重回社會的可能，最終，我們小組投票通過了我的選題——無家可歸者的數字素養：一種必要的奢侈。

我們去采訪機構中的服務提供者、政府人士、研究人員，也走上街頭與流浪漢交談，甚至成為志愿者為他們分發餐食。在這樣貼地而行的選題操作過程中，我逐漸理解了美國公民意識是如何形成的——他們天然不信任政府的效率，商業力量往往填補社會問題的空白，而記者的職責不僅是贊揚科技進步，更是監督這些商業設想是否真正發揮作用，是否如承諾般改善人們的生活，還是僅僅是一場自我包裝的營銷敘事。

從最初對流浪漢的恐懼，到對城市治理的批評，我逐漸意識到：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適合生存，關鍵不僅在于現狀的好壞，而在于它的系統復原能力，以及社會是否具備討論和建設的空間。同樣，評判一個歷史轉折點，不能只停留在當下的成敗，而要放眼它的來路與歸途，去看它如何塑造未來。

本文作者的采訪對象正在錄制播客節目。

身份迷失：老生常談的困境與新敘事

南加州大學畢業典禮

隨著時間的推進，初來時的無畏氣勢，以周為單位被迅速壓縮。在敘事非虛構寫作課上，每節課都是一場筋疲力盡的戰斗。教授只用半節課講完所有內容，然后隨機定題，發號施令，我們便沖出教室，力圖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即時采寫任務，再火速返回，迎接隨機投屏講評。

每節課的挑戰不斷升級，我們被要求在十幾分鐘內觀察一個地點，寫幾段文字；45分鐘內觀察一個“非人”對象，寫一篇文章；在街上隨機攔一個陌生人，聊他人生中的挑戰，然后晚上寫出一篇長文……這不是機械性地完成任務，意味著如果遇到的第一個人沒有好故事，就得繼續找，直到找到“那個”故事。

即便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也常在自己的文章突然出現在投影上時，流露出“我好羞恥”的表情，更別提在所有國際生中，英語非母語的只有兩個中國人，而另一個中國女孩曾在香港讀書，用英文寫論文，我是唯一一個從未用英語寫過完整文章的人。

我簡直把七竅都張開了，每個毛孔都在專心聽著。如果大腦是一個語言模型，那我的程序一定相當別扭，一半在努力完成任務，另一半自動模擬美國同學如何看待我的中式英語和中國視角，通過這種假想凝視自我審查，形成自我折磨的反饋回路。

課堂投屏的文章完整度讓我震驚，不僅流暢，學生們還拼命將一些“大詞”和俚語塞入表達，一些顯得非常學術，一些則異常生動——我連讀懂同學的每句話都有些吃力。Ray看出了我的壓力，主動安慰：“別慌。”在自己最擅長的事上變成了“一張白紙”，我有些崩潰。

好在教授并不以詞匯難度來評分，他一視同仁：B是好的，C屬于大多數，而 A——只存在于傳說里。于是，每節課前，美國同學們都會聚在一起議論上節課的評分。我才知道，原來美國人也很在乎分數。而我只是一邊默默慶幸自己勉力維持住 B，這種“不是主場”的感覺，一點一點爬上我的心頭。

打破與融入 “他者”是誰

當地時間2019年10月1日，美國西好萊塢，美國首家正式的大麻咖啡館“洛厄爾農場”開張，吸引消費者前來體驗。

秋天將近結束的時候，龐大的身份命題與選題瓶頸讓我的焦慮達到了巔峰。無頭蒼蠅一般，我想找一位與當下學業關聯不那么緊密的教授聊聊，我想到了Gabe。他是 USC 商業報道方向的負責人，曾任《華爾街日報》洛杉磯分社、歐洲分社、香港分社社長。開學時我們有過一次簡短的交流，他問我是否考慮回到商業報道，而當時的我堅定拒絕。這次我以“討論選題”的名義把他約到辦公室里，卻發現自己醞釀許久的問題不知如何開口。

他表現出對我當時卡住的幾個選題極大的興趣，提出可以幫我提供采訪資源，幫我拆解步驟。我們聊了很久，直到他突然停下看著我說：“你是我選出來的，你不應該沒有自信。”

我愣住了。

Gabe 繼續說道：“你們這屆申請者里，我只看中了兩份簡歷，你是其中之一。我要的就是你。你和其他中國學生不一樣，你也不應該覺得自己比美國同學差，你只是需要一些時間。”他的語氣篤定得讓我一時無言。

漸漸地，我意識到，困住我的不僅是外部環境，可能更是自己。我一直盯著“自己”——自己的過去，自己的表現，自己預設的期待，自己的雄心壯志……我被困在這些自我設限里，反復衡量、反復較勁，卻忽略了此刻正在發生的事情。

如果繼續這樣，我可能連唯一一次近身接觸美國人，真正感受另一種文化的機會都要失去了。于是，在不同的課和選題中，我嘗試放掉“我”的想法，去進入“他者”的世界。

在播客課上，我第一次知道，在美國，連超市里的食物都是分級的：價格昂貴的超市總是能享受到最新鮮的食材，幾天后，未售出的食物會被下放到下一級超市，而最后一批，經過層層流轉，最終來到廉價超市的貨架上。它們外表依然鮮亮，但買回家很快就會腐爛。而現實是，最便宜的超市往往分布在墨西哥裔或黑人社區。

蔬菜只是階級劃分的一個例子，有同學發現，連水、空氣的清潔程度，都與社區的經濟水平成正比——城市規劃、教育資源、公共設施等隱形的不公分配，成為許多社區難以跨越階層固化的重要原因。

我第一次聽說，在美國，原住民需要經過聯邦或州政府認證，才能正式獲得法律身份和相應的權利。而要被認證，首先需要獲得官方頒發的血統證書（CDIB），證明原住民血統比例達到一定標準。但即便擁有 CDIB，也不意味著自動獲得部落成員身份，想要成為部落的一員，還需符合該部落的其他要求，如文化認同、社區聯系等。

然而，加州的原住民部落，僅有一半得到了聯邦政府的正式認可。洛杉磯附近的原住民更因為殖民歷史和部落治理結構等原因，至今未被聯邦政府承認。這直接導致許多原住民兒童在申請學校時，無法獲得本該屬于他們的獎學金和福利。而貧困是原住民通過教育實現階級越遷的巨大阻礙。

這一話題在課堂上引發了憤怒和討論。在美國的知識階層中，原住民的文化和歷史通常受到尊重，原住民權益被忽視或剝奪時，往往會激發人們的愧疚感和道德反思。

在另一個同學的選題中，她關注到洛杉磯中央男子監獄內一位年輕在押人員的離奇死亡——他的母親四處奔走，卻始終未能得到清晰的死亡原因。她開始深入研究，發現早在2021年，洛杉磯縣監督委員會就已投票決定關閉這座監獄，理由是其內部環境“非人道”。然而，三年過去，這座監獄依然在運作，而在押人員的死亡事件仍在持續發生。她決定籌集非營利機構的基金，調查這座監獄以及整個洛杉磯縣監獄系統在押人員死亡的長期問題。她不僅采訪受害者家屬、律師，甚至成功申請到監獄調查部門的實習。而她，僅僅是一名本科生。

這些來自課堂的嚴肅討論，讓我對每一位記者刮目相看。他們對自己社區的深度關注與投入讓我感到意外。

在亞洲學生群體中，競爭往往是直觀而殘酷的，你可以輕易地為每個人排出名次、打出分數，最優秀的總是一騎絕塵。相反，美國的課堂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狀態——難分伯仲，每個人都擁有獨特的優勢，鮮有人是全面碾壓式的“學霸”，并且大家的作品都可以用“有趣”來形容。

更讓我驚訝的是，這種環境下的互動模式。大家彼此友善，愿意互相幫助，討論時直接而不留情面，但并非出于攻擊，而是希望對方變得更好。在這種氛圍下產出的新聞，無論是國際局勢，還是街頭社區，都充滿了極其豐富的細節，刨根問底的深度，以及對人的關注。

美國人的美國世界

當我按照教授的建議，開始搜索加州知名的大麻農場時，確實找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線索。我找到一個叫“玻璃屋品牌”的大麻企業，它的創始人曾是洛杉磯警局一名緝毒明星警官，專精于幫派與毒品案件，曾促成多起重罪逮捕。而如今，他經營著加州最大規模的機械化大麻農場，同時積極倡導大麻及毒品去罪化。這幾乎是一個典型的瘋狂反轉美劇，但它卻存在于現實中。

我還找到了一個在大麻行業摸爬滾打二十余年的“老兵”Victor。在大麻非法時期他是一名隱蔽的吸食者；后來進入咨詢行業，隨著合法化成為趨勢，他開始著手自己的大麻生意，他是洛杉磯最早的一家大麻旅行公司的創始人——專門帶領游客深入北加州紅杉深谷，提供“一生一次”的大麻之旅。

他的旅行路線位于北加州的“翡翠三角”——美國最著名的大麻種植區，距離我六小時車程。我狠心買了一臺二手車，趁春假考了駕照，在農歷新年前一天，一腳油門駛向北加州。

那段時間，Victor 帶著我沿著標志性的 101 號公路，進入一個個隱藏在深山、被鐵柵欄和密碼鎖圍住的農場。我認識了合法的持照農場主，也接觸到非法但愿意為我提供住宿的地下從業者。

我認識了Season，她所運營的農場是翡翠三角最早獲得全面合法種植許可的大麻農場之一。Season 像個母親一樣照顧我。拍攝期間，我住在她家里，她給我做飯，臨睡前幫我生暖風，出門時塞給我羽絨服和圍巾。她和Victor帶我去參加翡翠三角最有名的大麻派對，路上，她和 Victor 一起轉頭叮囑我：“千萬別吃別人遞來的糖果，因為派對上的食物里都有大麻！（或蘑菇！）”

Season曾因種植/持有大麻入獄，但她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種植者，奉行自然主義種植哲學，堅持不使用化學制劑、不采用溫室種植，完全依靠雨水灌溉。她告訴我，大麻合法化后，一度出現“淘金熱”，歐洲人紛紛跑來北加州承包農場，開設大麻生意，甚至帶來了各種歐洲餐廳和小型社區。然而，當市場價格下跌，他們又迅速撤離，留下本地農民苦苦支撐。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又是一個“歐洲人登陸美洲”的故事。

就在我到訪當天，還有一個農場遭遇了搶劫。劫匪幾乎跟我同時抵達農場，他們的寶馬車就停在我的車旁，他們甚至試圖阻止我拍攝，聲稱自己是“私人訪客”，盡管我只是提著攝像機路過他們身邊，并沒有對他們進行任何拍攝。在我們離開后不久，他們對農場進行了洗劫。農場主報警后，警方卻因為“距離太遠、響應時間超過半小時”而拒絕出警。這個農場是完全合法的，這起事件清晰地暴露出，即便是合法經營的農場，也依然生活在恐懼之中。

這次拍攝經歷，改變了我的視角。我時常會回憶起，我住在Season家，每天早上大家睡眼惺忪地搶咖啡喝，晚上她的朋友來訪，他們跳舞、讀詩、唱歌……Season也會給我講述她瘋狂的愛情故事和失敗的婚姻，講令她無比自豪的女兒，講她一個人只身來到此地時的孤獨——這個看似友好的熟人小鎮并不歡迎外州的移民，即便她也是白人。他們也會好奇地向我提問關于中國的事情。那是我在美國這一年里最幸福的時光。

我發現，對于美國人的故事，我可以有我的局外人視角。作為一個三十歲才來讀書的留學生，從業數年后，我逐漸意識到，深刻理解人性至關重要。這遠非幾千字的新聞報道所能完全承載，他們需要讓所有人聽見他們的聲音，看到他們的表情。同時，這也意味著真正走進他們的生活，與他們共處，展開無數次對話，并投入大量時間。這才是紀錄，而不僅僅是采訪。

遠觀具有其意義：反思的空間與思考的自由

故事講到尾聲，我的留學生涯也已告一段落。如果僅從最后的成績來看，似乎是個圓滿的結局——那位從不給A的非虛構寫作教授，在我的最終作品上破例打了A；法律課上，全班僅有兩篇滿分論文，我是其中之一；在最后一學期，我被播客、紀錄片、商業、調查四位教授評價為“他們最好的學生”。

然而，我已不是一個青澀的大學生，活在成績帶來的甜蜜里——從現實層面上，此刻，我仍滯留在洛杉磯，焦灼于工作與簽證之間，一籌莫展。所以，時至今日，我似乎應該承認，留學無益于改變現狀——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改變現狀。

沒有迎來命運的轉折，沒有獲得理想中的終生事業；甚至相反，生活突然失去了具體目標。日復一日的空白里，我終于意識到——并非每一個陷入困境的人，都會等來壓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迎來命運的轉機。少年漫里的英雄總在逆境中爆發，而成年人的現實，卻更像《西線無戰事》或《等待戈多》。

那么，中年留學的意義究竟是什么？是距離。與新環境的格格不入，讓我無法憑直覺去認同任何事物；而與故土的物理隔絕，使我終于能以旁觀者的視角，重新審視那個曾經影響我一生的世界。

如果這些還不夠，我實在不知道還有什么更寶貴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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