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主任，主席讓您代筆寫信？”值班秘書遞過鋼筆時順口問了一句。汪東興筆尖懸在信紙上方，1956年4月的陽光斜照進中南海辦公室，他想起三小時前毛主席在菊香書屋那聲輕嘆：“東興啊，代我寫封信吧，就說我想他了。”這個“他”正是毛主席貼身衛士趙鶴桐——主席口中“最惦念的大個兒”。

趙鶴桐接到信時正在人民大學圖書館謄抄筆記。信箋上“中南海”三個字讓他手指發顫，連未干的墨水蹭在褲腿都渾然不覺。五月一日清晨，他套上唯一件沒打補丁的中山裝，揣著信直奔新華門。哨兵核驗信件時，他聽見自己心臟撞擊胸腔的悶響，就像八年前在平津戰役前線等待沖鋒號。

“主席，我回來看您了！”趙鶴桐跨進豐澤園門檻時嗓音發啞。正在批閱文件的毛主席猛抬頭，老花鏡滑到鼻尖：“好你個趙大個兒！”兩人相視而笑，八個月時光仿佛從未流逝。主席起身比劃著趙鶴桐的個頭：“警衛局那幫小鬼頭，上回把你攔在西門？”趙鶴桐剛要解釋，主席已抓起電話要訓人，急得他直搓手：“您安全最重要！”

炊事員端上紅燒肉時，趙鶴桐喉結滾動。1949年初春那個清晨突然浮現眼前。他剛調來當衛士時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全，主席手把手教他握筆：“趙——鶴——桐，筆鋒要像鶴翅膀展開。”如今這雙手能寫三千字讀書報告，可聞到主席書房特有的墨香，眼眶還是熱辣辣的。

“還記得這雙鞋嗎？”主席忽然指著趙鶴桐腳上的黑布鞋。1951年寒冬，主席硬拿自己的禮服呢新鞋換走他的舊棉鞋。那鞋面細軟得像天鵝絨，他當晚就上交行政處：“主席的鞋太金貴，我穿著燒腳。”管理員老周抽著旱煙笑：“你小子實在，主席就待見你這實心眼。”

書案上的座鐘敲響十二下，主席忽然正色：“功課跟得上嗎？”趙鶴桐摸出筆記本，密密麻麻的批注從《矛盾論》延伸到《紅樓夢》。主席扶正眼鏡細看，鉛筆劃過的段落正是“探春理家”章節。“好！”主席拍他肩膀，“能讀通這些，比當十個衛士強。”窗外海棠花簌簌落在硯臺里，暈開淡淡的紅。

分別時暮色已濃，主席往他兜里塞了包牡丹煙：“給同學們嘗嘗。”趙鶴桐走到南海邊才敢回頭，主席仍立在廊下揮手，身影融進漸暗的天光里。此后每個周末，他總揣著新寫的讀書筆記往中南海跑，哨兵見了就笑：“趙同志又來交作業啦？”

1976年秋雨綿綿的那天，趙鶴桐在吊唁廳長跪不起。水晶棺里的面容安詳如昨，他恍惚聽見那句：“常回家看看。”褲袋里牡丹煙早已受潮板結，就像那些沒來得及匯報的讀書心得，永遠停在了九月九日。

多年后整理舊物，趙鶴桐摩挲著泛黃的信箋突然愣住——當年汪東興代筆的信，字跡竟與主席日常批文如出一轍。或許那封信從始至終，都是主席親手所書？窗外的玉蘭花開了又謝，答案已隨春風散入時光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