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的華東野戰軍中，一直流傳著陳毅、粟裕和譚震林“三巨頭”的說法，三人一個統籌全局，一個主軍事，一個主政工，共同合作完成出華東解放的大業。

譚震林在三人中雖然一直是默默無聞的狀態，但在軍中卻有很高的威望，戰士們也都對“譚老板”十分敬畏，以至于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話：

值得一提的是，譚震林的“訓話”對象不僅僅是下級指戰員們，有時也包括同級乃至級別高出自己的軍政干部。

當然，最具代表性的一次，還是在南麻臨朐戰役不久后，即將赴膠東軍區主持工作的他寫給粟裕的那封“臨別贈言”信件……

1947年5月，粟裕指揮華野發起孟良崮戰役，在國軍各主力部隊齊頭并進的密集態勢下，以“猛虎掏心”的戰術將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74師一舉殲滅，徹底粉碎了老蔣重點進攻山東的“魯中決戰”計劃。

不甘失敗的老蔣很快調整策略，以“滾筒式戰術”擺出一副重疊交互的前進方陣，逐步向魯中地區推進，試圖以絕對優勢的兵力來壓迫華野的生存空間，迫使對方與之決戰。

面對國軍新一輪的卷土重來，粟裕在一時難以尋求分割殲敵機會的情況下，果斷決定從華野主力中挑出3個縱隊出擊魯南，牽制敵軍一部回援，其余主力部隊則集結于沂水一帶尋機殲敵。

轉戰陜北的教員也給華野發來了“迅速分兵魯西、魯南，配合劉鄧晉冀魯豫野戰軍發起南渡黃河戰役”的電文。打開兩大野戰軍會師通道、掀起全國性的戰略大反攻已經勢在必行。

為此，華野在6月28日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正式作出了“七月分兵”的計劃：

迫于內線作戰戰機難尋、部隊活動空間被一再壓縮的不利態勢，選擇分兵作戰是一次比較穩妥的戰略決策。

出乎意料的是，“七月分兵”后的華野在接連進行的幾次戰役中既沒有達成預期的戰略目標，又使得自身遭受較大的損失。

1947年7月中旬，粟裕指揮華野內線的4個縱隊發起南麻戰役，計劃圍殲敵整編第11師的5個團。

不過，戰役打響后，戰場形勢卻出現了讓他難以預料的變數。先是華野此前收到的“南麻城外圍防御工事未成型、守軍力量薄弱”的情報與事實相去甚遠，這使得一線部隊在敵人子母堡的火力壓制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而后，改由突擊隊連續爆破與火炮輔助打擊相結合戰術的華野，又因盛夏雨季到來，炸藥包受潮難以發揮效果的不利影響，整體攻勢效果并不明顯。

與整編第11師鏖戰4晝夜后，鑒于天氣條件影響和國軍增援部隊的壓力，陳粟于7月21日下達了外圍攻堅部隊撤出戰斗的命令。

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麻戰役過后，本應立即進入休整狀態的華野又獲悉整編第8師師長李彌率部占領臨朐、阻斷華野通向膠濟線以北后方通道的消息。

這樣一來，剛剛經歷艱苦作戰的華野4個主力縱隊又迅速投入到圍攻臨朐的戰役中。

臨朐雖然沒有南麻城密密麻麻的子母堡工事，但李彌卻憑借天然的制高點朐山和護城河彌河，形成了一道互為犄角的防御陣線。

加之彌河水的上漲讓華野攻堅部隊受阻，雖然一度攻入內城，但終因后續部隊難以為繼，以及敵軍援兵趕來而全線撤圍。

南麻、臨朐戰役雖殲敵1.8萬余人，但華野自身傷亡也達2.1萬人，接連兩次未能取得預期效果，不僅讓粟裕開始反思此前對敵作戰中的戰略戰術，也讓譚震林發出了意味深長的逆耳忠言。

在粟裕看來，南麻、臨朐戰役失利，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兩點：

一是華野城市攻堅經驗不足，在照搬孟良崮戰役山地攻擊戰術的前提下，讓部隊在與敵人子母堡與步炮協同作戰時傷亡較大，難以打開局面；二是兩次攻堅均受連降大雨天氣限制，部隊攻堅及后勤補給都受到不利影響，加速了自身的損耗。

鑒于兩次戰役的不盡如人意，身為華野軍事指揮的粟裕自行向軍委起草電報，主動擔下了全部責任并請求處分。

作為老首長的陳毅，為了讓老伙計盡快從兩次戰役的思想陰影下走出，隨即也向軍委去電，在將主要責任攬到自己身上的同時，對粟裕還表達出一種由衷的期許：

相比之下，即將趕赴膠東開辟新局面的譚震林，留給粟裕的近千字信件就顯得更加客觀詳盡一些。

這封信中，譚震林先是對粟裕長期以來的軍事指揮能力給予了充分肯定：

同時，他又客觀公正的對老戰友存在的一些局限性直言不諱：

最后，在總結反思層面，譚震林結合此前蘇中戰役、漣水戰役和孟良崮戰役的成敗得失進行分析。臨收尾時，他特意強調“把戰術提高一步，將來不僅是一只猛虎，而且是如虎添翼”。

此時的譚震林雖與粟裕搭檔一年多時間，且一個主軍，一個主政，工作上交集并不多，但在即將調任前將這番肺腑之言吐露出來，也足見譚震林的坦蕩人品。對此，陳老總曾有過一段形象的描述：

正是得益于這種相輔相成、相互成就的“鐵三角”關系，華野才能在短時期內迅速調整狀態，繼而拉開華東戰略決戰的大幕，吹響全國解放的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