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談論基因編輯，到底在談論什么？

先強調一個事實：基因編輯不是轉基因。基因編輯的技術重點是修飾自身基因，不用引入外源基因。當然需要的話，也可以引入新基因。

基因編輯是國際生物育種競爭的制高點，其產業化也是大勢所趨。我國基因編輯動物領域已積累了大量科研成果，但在產業化推進上一直慎之又慎。

在此前提之下，我們拋開評價基因編輯“好不好”，而是試圖從監管層面出發，探討什么樣的政策能幫助基因編輯順利、安全實現產業化。

近年來，各國基因編輯動物的成果不斷涌現，但技術“熱”與監管“冷”形成鮮明對比。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細節是：即便在國外媒體中，“基因編輯”與“轉基因”的概念仍常被混淆。狹義上，當前主流基因編輯食品多為無外源基因插入類型，與涉及重組DNA的轉基因食品存在本質差異，這也成為監管爭議的核心——是否將二者等同對待？

籠統而言，目前各國監管政策大致分為兩個方向：要么將基因編輯食品歸入普通食品，要么套用轉基因食品的嚴格標準。更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多國監管法案涵蓋動植物，但實際落地重心仍偏向植物作物。在基因編輯動物應用領域，全球態度始終保持謹慎。2018年，美國聯合12國發布聲明反對對基因編輯產品不合理區分，但現實卻是：美國轉基因三文魚折戟市場、阿根廷基因編輯羅非魚僅存監管綠色通道案例、日本基因編輯水產品遭遇民間團體反對。

上市即倒閉、消費者抗議的現實，折射出全球基因編輯動物食品從實驗室到餐桌的困局——當科學突破撞上市場高墻，當技術遭遇監管分歧，各國陷入“管得太嚴怕錯過機遇，放得太松恐引發風險”的兩難抉擇。技術突破或許只需幾年，而構建“科學監管-市場接受-產業落地”的完整鏈條，可能需要更長時間。

矛盾：

要么普通食品，要么轉基因？

目前各國監管政策大致形成兩種態勢：要么將經過審批的無外源基因插入的基因編輯食品歸入普通食品，采取輕量級監管；要么直接套用轉基因食品的嚴格標準，實施全面審查。

在寬松監管陣營，美國、日本、阿根廷等國選擇將無外源基因的基因編輯食品與普通食品等同對待。

美國作為基因改良動物審批的先行者，2015年便批準全球首例轉基因三文魚（Aqu Advantage鮭魚）上市，卻對基因編輯食品采取“標簽豁免”政策——消費者無法通過標簽識別未引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編輯動物產品。

日本則憑寬松監管成為全球批準基因編輯動物食品最多的國家：2019年起，未引入外源基因的編輯產物僅需備案即可上市，甚至無需強制標注。寬松的背后，是日本水產養殖業面對資源約束與疾病威脅的現實焦慮——當傳統育種難以突破瓶頸，基因編輯被視作振興產業的新抓手。

阿根廷雖早在2015年就將無外源DNA的基因編輯生物歸為常規動植物監管，2019年更宣稱開發出”全球首個消費級基因編輯動物”——魚片產量提升70%的羅非魚，但截至目前仍無真正上市案例，僅存監管綠色通道。

日本經過基因編輯的鯛魚，體型和成長速度都比普通魚的提升不少。

歐盟、中國、新西蘭等嚴格監管陣營，則選擇將基因編輯與轉基因實質等同。

歐盟作為全球最保守的監管區，2018年歐洲法院裁定基因編輯植物需按轉基因標準監管，引發科學界爭議。但在2024年，又以47票贊成、31票反對、4票棄權，投票贊成對新基因組技術(NGT)植物進行循證監管，被認為是給以后的基因編輯提案鋪平了道路。

新西蘭曾以最嚴苛基因技術監管著稱，去年才宣布計劃2025年底取消相關禁令。中國依據2001年《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將基因編輯納入轉基因監管體系，但在研發端已儲備多項技術成果，相關部門正加速調研，為產業化鋪路。以加拿大、英國、韓國為代表的中立陣營，正試圖在兩種態度中尋找平衡。

加拿大雖曾批準美國轉基因三文魚上市，卻對基因編輯動物保持“條件性寬松”：若編輯性狀與天然突變一致（如光滑毛牛），則無需全面審批；但若涉及全新性狀（如抗病能力），仍需按新物種評估安全。

英國脫歐后推動基因編輯立法改革，將無外源片段的編輯生物（含脊椎動物）移出轉基因范疇，但明確要求建立公開登記制度，并以“動物福利許可”為商業化前提。韓國雖仍將基因編輯生物視為轉基因管理，卻已啟動立法調整，不過受限于轉基因食品強制標簽制度，若無新規豁免，基因編輯動物食品上市仍需標注。

總體而言，全球都在積極推動基因編輯動物簡化的監管政策，為產業化鋪路。更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多國監管法案涵蓋動植物，但實際落地重心仍偏向植物作物。在基因編輯動物應用領域，全球態度始終保持謹慎。

爭議：

通過上市就代表民眾接受了？

隨著基因編輯技術的不斷進步，各國監管法規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但倫理爭議始終如影隨形。公眾對基因編輯的態度呈現鮮明的“實用主義”——對于用于疾病防治的，大多持積極態度；但對于涉及到“非醫療用途”，如涉及食品安全、倫理討論的，觀點則更加多元和激烈。

在鄰國日本，消費者往往能輕易地接觸到轉基因或基因編輯農產品。2025年4月28日，該國又新增批準1項基因編輯羅非魚上市銷售。但是，來自日本大眾媒體的市場教育，與來自民間的爭議也長期存在。

2019年日本當局決定“基因組編輯食品不需要監管”之后，2020年馬上出現了農民、學者發起的“OK種子”運動——雖然政府認為基因編輯食品不需要貼上標簽，但農民反過來可以在未經編輯的本地物種上貼“OK種子”標志以示區分。

我國是世界范圍內較早開展基因編輯技術研究的國家之一，但到目前為止，產業化進程依然停留在討論與倡議階段。2020年成功實現國際首個水產養殖魚類基因編輯育種的新品系黃顙魚課題組負責人——中國水產科學院珠江水產研究所李凱彬也對記者坦言，公眾接受程度是產業化面臨的最大挑戰。

即使是在擁有全球首例上市轉基因三文魚的美國，情況也是如此。美聯社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由于此前轉基因、基因編輯等概念混淆，約51%的美國人對基因編輯技術作為“新型轉基因食品”仍存在疑慮，超過75%的受訪者希望食品標簽上能明確標注“是否經基因編輯”，以滿足消費知情權。

市場選擇的結果可能更加證明了消費者的焦慮。美國花了20年時間才批準了一種轉基因三文魚，公司Aqua Bounty在產品上市之后卻一直處于虧損狀態，到2024年12月宣布徹底關停養殖業務，并大幅裁減員工。直到今年5月，美國才重新批準對某種呼吸道病毒免疫的豬進入食品鏈。

轉基因三文魚（后）與同齡普通三文魚（前）

呼吁：

公眾應擁有知情與選擇權

據預測，2027年全球基因編輯市場規模將達157.9億美元，其中農業應用（含動植物育種）占比可觀。數據既勾勒出誘人的技術前景，也放大了監管滯后的隱憂。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曹曉風院士早在2023年全國兩會上便呼吁：亟需出臺合理監管政策，在釋放基因編輯動物育種潛力的同時，守牢食用安全與環境風險底線。

對于科學家來說，基因編輯技術無疑是劃時代的。通過精確修改魚類的基因組，允許直接改變遺傳特征，并可短時間內引入有益的遺傳變化，極大地縮短傳統育種所需的周期。傳統育種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實現某些遺傳改良，而基因編輯則能在一代魚中就完成這一過程。

對于國家來說，基因編輯技術是“端牢飯碗”的重要抓手。從全球各國的監管趨勢可以看出，多數國家傾向對“無外源基因插入”的基因編輯食品放寬監管，但安全退出機制和標識要求仍是核心。

泰國的做法或許更有借鑒價值。今年3月5日，泰國漁業局頒布實施《使用基因編輯技術開發水生動物的認證標準與程序》，首次將監管范圍延伸至水產養殖。法規正是明確認證范圍限定為僅通過基因編輯技術修飾內源基因、未引入外源DNA的水生動物新品種，并設置了一旦發現認證品種出現非預期性狀表達、養殖環境風險超標或申報信息存在虛假陳述等情況就撤銷認證的機制。

不久前，我國水產行業頭部企業海大集團重金5000萬以獨占方式獲得華中農業大學“無肌間刺草魚技術”20年的使用權，被業內人士視為吹響我國基因編輯產業化前哨；近日，桂建芳、包振民、陳松林三位院士提出“十五五”時期水產種業發展建議時，都對推動基因編輯水產養殖動物的研發和產業化應用提出了寶貴建議。

不久的未來，基因編輯技術終將突破產業化障礙，從實驗室走向市場。但在前沿技術和公眾認知提升的同時，我們依然呼吁更加透明而科學的監管政策——科學家可以對生物進行基因改造，而大眾也應該擁有選擇消費或不消費的權

最后做個小調查：你會選擇消費基因編輯過的食品嗎？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采寫：南方農村報記者 黃旭君、周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