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軍事打擊，目標覆蓋德黑蘭、納坦茲、伊斯法罕等地百余處軍事與核設施，高官和科學家被定點清除，標志著中東沖突進入全新階段。此次行動不僅旨在削弱伊朗核能力，更意圖清除其長期通過代理人破壞地區秩序的根源性威脅，以色列將之視為重塑中東格局、推進“正常化”與區域一體化的契機。相較此前拜登政府對以色列軍事冒進行為加以約束、優先推動外交進程的克制立場，特朗普政府幾乎未對打擊目標設限，轉而將以色列軍事優勢作為對伊談判的壓迫手段，并提出以“更多制裁換更多限制”的協議愿景，表明其不排除動武可能。本輪沖突的實質，不僅是以色列對安全威脅的回應，更是美國中東政策從“遏制—協調”走向“縱容—重塑”的重要轉折。一方面可能迎來以色列主導下的新聯盟體系，另一方面也存在被推入更廣泛沖突甚至核危機的風險。關鍵變量不再只是“伊朗是否妥協”，而是“美以聯動是否壓垮現有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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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以“共謀”還是有分歧？

美國在以伊沖突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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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默許還是戰略共謀？
以色列襲擊行動背后的美方角色

以色列6月13日凌晨對伊朗發動代號為“崛起的雄獅（Operation Rising Lion）”的襲擊行動，標志著中東局勢自2023年加沙沖突以來的最大升級。此次襲擊規模空前，涉及200多架戰機，摧毀了伊朗包括納坦茲鈾濃縮設施在內的100多個目標，造成多位伊朗高級將領和核科學家身亡。此前，伊朗駐聯合國特使公開表示，襲擊已造成78名伊朗人死亡，320多人受傷。這一系列精準打擊顯然并非倉促決策，而是以色列長年情報積累和戰術準備的集中體現。問題在于，美國究竟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來源：金融時報

從目前情報與輿論釋放來看，美國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以軍打擊行動，但高度“知情”。早在行動前48小時，美國已宣布從中東撤離非必要外交人員，五角大樓調動“愛國者”導彈與“薩德”反導系統，并將B-2戰略轟炸機部署至伊朗周邊基地。NBC和CBS等美媒亦在襲擊前披露，以色列“已就攻擊計劃知會美方”。而特朗普總統則在行動后第一時間表態“他們（伊朗）現在都死了”，“我們給了他們機會，但他們沒有珍惜”。以此來看，美方并未阻止以色列，也未對其行動表示異議，反而在戰后高調叫好。更具象征意義的是，以色列在特朗普設定的“伊朗必須簽署核協議”期限剛過數小時即發動打擊，這種時間節點的吻合本身，令“共謀”成為全球媒體與分析界關注的焦點。

伊朗最高領袖辦公室官方網站發布的這張照片顯示，6月13日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在已故革命創始人阿亞圖拉霍梅尼的肖像下發表電視講話

來源：美聯社

美以是否共謀，不能僅憑表象判斷。美方國務卿魯比奧襲擊后迅速發表的聲明語言模糊，稱“敦促伊朗保持克制”，同時又強調“美國不會介入沖突”。這一說法看似中立，實則暴露出美方在戰略上既試圖保持距離，又默認以色列行動的矛盾心態。可以說，美方在此事件中采取的是“戰略默許”而非“直接共謀”的角色，即在確保以色列自負風險的前提下，不阻止、不反對，甚至在政治上給予配合。這種“知情不制止”的姿態，既為以色列爭取戰略縱深，又避免美軍直接卷入高烈度沖突，這顯示出特朗普政府仍然堅持通過幕后支持以色列行動來維持在中東的地區威懾力。

02

美以立場錯位：
核談主導權之爭與政策目標分歧

盡管在遏制伊朗核能力問題上，美以戰略目標趨同，但在手段與優先級排序上卻顯現分歧。特朗普政府雖然延續“極限施壓”政策，但自2025年初上任以來，展現出在一定條件下與伊朗達成核協議的意愿。

今年4月起，美伊間在阿曼與意大利舉行了至少五輪間接核談判，圍繞濃縮鈾豐度、庫存削減與制裁解除展開實質性博弈。特朗普本人在5月22日還親自致電內塔尼亞胡，要求其不要破壞談判進程。但內塔尼亞胡顯然并不信任外交路徑，堅定認為伊朗談判只是“拖延時間”。以色列選擇在美伊即將進行第六輪核談前數小時動武，實際上等于向美方釋放“拒絕外交解決”的明確信號。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左）四月在橢圓形辦公室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會談

來源：Getty Images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6月12日通過譴責伊朗違反核不擴散義務的決議，被視為以色列啟動行動的“法律背書”。但該決議由美英法推動通過，意味著美國或有意為以色列掃清外交障礙，轉而以硬手段應對伊朗核進程。關鍵是：特朗普政府是否愿意讓以色列主導地區事務、以其方式解決核問題？從魯比奧“美國不介入”的說法，到特朗普“伊朗要盡快簽協議”的反復暗示，再到美國國務院發布四級旅行警告和撤離人員的部署，可見美方在“是否要戰爭”這一關鍵問題上，態度游移。

更深層的錯位還體現在對“以伊沖突是否可控”的判斷分歧上。美國內部有聲音擔心，以色列對伊朗高層指揮系統的斬首式打擊，可能逼迫德黑蘭做出不可逆的升級反應，從而使美國被動卷入全面戰爭。而內塔尼亞胡則押注于“短期高強度打擊+美國戰后兜底”的模式，以避免伊朗達成核能力的同時，瓦解其政權根基。這對美以之間一度緊密的戰略協調構成挑戰，也反映出雙方雖在目的上高度一致，但在執行方式與容錯空間認知上差距甚遠。

03

伊核問題多邊框架已崩，
美伊信任破產

本次沖突暴露出美國在中東政策戰略設計的深層困境——其原擬通過談判重建多邊機制、穩定伊核問題與地區秩序的框架已然崩塌。伊朗在遭受大規模軍事打擊后，第一時間宣布退出原定6月15日的核協議談判，這意味著特朗普政府推動的外交途徑再度遭遇“戰略死亡”。更重要的是，伊朗官方將襲擊解讀為美以共謀，進一步打破美伊之間本就脆弱的外交信任。

德黑蘭遭襲擊后受損建筑的景象

來源：Getty Images

以色列的單邊行動亦損害了美國在中東的平衡戰略。過去數年，美國試圖在遏制伊朗的同時，穩定其與沙特等國的關系，緩解紅海與霍爾木茲海峽的緊張局勢。而此次襲擊極可能迫使伊朗重新動用其代理網絡（如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或采取封鎖油路等極端手段，威脅全球能源市場穩定。此外，美國對沖突升級的被動反應，也削弱了其作為“可信調解者”的國際形象，使其在中東多邊外交中更加邊緣化。

美國戰略界也日益警覺當前中東政策正面臨“先手損耗”：一方面被以色列牽引，削弱自主戰略空間；另一方面則陷于以伊沖突的連鎖反應之中，不得不以更大資源投入中東，從而分散原本意在印太的戰略重心。此前拜登政府意圖恢復對伊朗制約、削弱以色列行動自主權的嘗試已明顯失敗，當前的美國中東政策或正在失去統攝全局的能力，正在轉向“被動響應”模式。

04

沖突雙方的考量與處境

以色列發動襲擊的時機，并非簡單的軍事判斷，而是深受國內政局所驅動。以色列政府將此次行動定性為“預防性打擊”，聲稱伊朗核項目已接近“不可逆的武器化臨界點”。但據國際原子能機構6月12日的報告顯示，伊朗雖存在歷史性違規，但并無新進展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顯然，此次襲擊并非應對突發核危機，而是有著高度政治化的戰略考量。

當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正面臨其執政以來最復雜的局面：國內司法改革引發持續分裂，極端正統派威脅解散執政聯盟，提前選舉風險驟增，同時腐敗案審理也將重啟。國際層面，以色列因加沙戰爭遭遇嚴重外交孤立，面臨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威脅，美國亦對其在中東政策上漸失耐心。在此背景下，突襲伊朗成為一種轉移危機、凝聚國內支持、重新主導國際敘事的政治手段。通過構建“外部生存威脅”，以色列試圖回歸“被圍攻的民主國家”定位，壓制外部批評、重塑國家安全議程。

來源：美國國防情報局（伊朗軍事結構）

從打擊方式來看，此次行動也遠非針對核能力本身的有限“先發制人”行為，而是一種有意削弱伊朗政權系統性能力的組合式打擊。襲擊覆蓋導彈陣地、煉油設施、能源管網乃至革命衛隊總部，并對高層進行斬首式暗殺。伊朗前國防部長、最高領袖顧問沙姆哈尼的遇襲，意味著以色列有意切斷伊朗在外交與談判領域的中樞鏈接。更關鍵的是，以色列此舉顯然意在展示其在伊朗境內的情報與技術滲透能力，制造心理震懾，打擊伊朗民眾對政權的信心。

伊朗的應對同樣具有戰略意味。面對以色列的軍事壓制，伊朗迅速恢復行動能力，數日內多次發射導彈，擊中包括特拉維夫、海法等以色列核心城市目標。雖然軍事反擊的效果有限，但其象征意義巨大——不僅向國內民眾展示了政權的“未垮塌”，也向以色列傳遞出“可以承受初期損失但不會不戰而降”的信號。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面臨執政四十年來最嚴峻的挑戰，但政權并未出現預期中的崩盤跡象，相反，在民族主義情緒激發下，部分原本對體制不滿的民眾也轉而強調國家主權與對外一致性。這一點與以色列國內政治機制類似：危機時刻，批評者反而趨于“國家團結”。

自周五以來伊朗和以色列的沖突

來源：紐約時報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伊朗今日的社會結構已與兩伊戰爭年代截然不同。革命動員力削弱，青年一代不再對神權體制抱有幻想，經濟困境與制裁之下民眾日漸疲憊。但正如分析人士指出，即便是在體制內外充滿裂痕的當下，伊朗依然沒有明確的政權替代選項，流亡反對派缺乏民意基礎，改革派也受限于體制結構。正是在這種“無退出機制”的制度環境中，伊朗政府只能在有限空間中維持僵局，以“生存即勝利”的邏輯進行對沖。對于以色列而言，這是一次賭上國際信譽和國內秩序的政治豪賭；對伊朗而言，這是一次生死邊緣的極限抵抗。短期內，這場沖突可能導致局勢暫時“冷卻”，通過秘密外交達成有限停火或非正式協議；但長期來看，其所暴露的制度性脆弱與區域戰略真空，注定使中東再次成為多邊秩序爭奪的焦點。

05

各方反應

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強烈反應，各國和國際組織紛紛表態，試圖對迅速升級的局勢進行政治定位與戰略回應。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達了對中東局勢的“深切關切”，呼吁“最大限度的克制”，并對以色列選擇在美伊核談判仍在進行之際襲擊伊朗核設施表示特別擔憂。聯合國安理會隨后應伊朗請求召開緊急會議，獲得了俄羅斯和中國的支持。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格羅西強調，任何軍事行動都不得危及核設施安全，稱襲擊可能對整個地區構成嚴重風險，并宣布將在維也納召開特別理事會。

以色列對外交手段的想法不屑一顧。“他們當然想停下來。他們想停下來，卻又繼續制造殺戮工具。我們給了他們一個機會，”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說道，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廣泛的戰爭目標。“我們希望實現三個核心目標：消除核計劃、消除生產彈道導彈的能力以及消除恐怖軸心。”他并未明確第三次戰爭的目標。周二晚些時候，伊朗外交部長吉迪恩·薩爾對此作出了不同的表述，稱其任務是“嚴重破壞（伊朗）消滅以色列國的計劃”。伊朗陸軍總司令阿卜杜勒·拉希姆·穆薩維將軍在一段視頻中表示：“迄今為止的行動完全是為了警告和威懾。懲罰行動將很快實施。”

特拉維夫附近貝內貝拉克的一棟房屋被伊朗彈道導彈摧毀

來源：Shutterstock

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在X上發布另一條消息，誓言伊朗將毫不含糊地回應以色列。他說：“我們必須對恐怖主義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給予強烈回應。我們不會向猶太復國主義者施以任何憐憫。”

歐美國家內部對此次襲擊的態度表現出復雜與分裂。一方面，特朗普總統告訴記者，他預計伊朗核計劃早在美國需要干預之前就將被“消滅”。后來，他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平臺“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暗示，美國已將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納入其核打擊范圍，并可能立即做出采取攻勢的決定。“我們確切地知道所謂的‘最高領袖’藏身何處。他很容易被擊中，但在那里很安全——我們不會把他干掉（殺死！），至少目前不會，”特朗普說。“但我們不希望導彈襲擊平民或美國士兵。我們的耐心正在耗盡。”幾分鐘后，特朗普在一篇帖子中直言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特朗普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我們現在完全控制了伊朗上空。”特朗普在空軍一號上對記者發表了隨心所欲的言論，還強調，伊朗威脅對美國人或美國基地發動任何襲擊，都將遭到壓倒性力量的反擊，他表示：“我們將采取強硬措施，毫不留情。”

另一方面，盡管英、法、德等國普遍承認以色列擁有自衛權，但同時均呼吁以外交手段解決沖突，避免局勢失控。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七國集團會議期間警告不要試圖以軍事方式推動政權更替，強調那將帶來“混亂”。德國總理默茨指出，防止伊朗擁有核武器是歐洲的共識，但必須通過外交手段完成。意大利外長則分別與伊朗和以色列外長通話，敦促雙方回到談判桌前。英國表示支持以色列捍衛自身安全的權利，但同時強調當前亟需緩和緊張局勢。相較之下，捷克直接將以色列的打擊稱為對核威脅的“合理回應”。

2023年6月20日，一架F-35戰斗機在巴黎北部進行飛行表演

來源：Zuma Press

俄羅斯則更加明確地將立場置于伊朗一方。俄羅斯譴責以色列的行為為“不可接受的持續侵略”，強調這一行徑破壞了地區穩定結構，并公開支持伊朗在聯合國的立場。俄羅斯總統新聞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向國家通訊社表示：“俄羅斯對緊張局勢急劇升級表示擔憂并予以譴責。”對俄羅斯而言，以伊沖突為其深化與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關系提供了地緣戰略機遇。隨著西方持續為以色列提供軍事支持，部分阿拉伯國家對西方“選邊站隊”的失望情緒愈加明顯，這為莫斯科提供了廣泛的外交騰挪空間。通過將自身定位為“更堅定、更尊重區域主權”的伙伴，俄羅斯不僅意圖加強與海灣國家在能源、武器貿易、基礎設施投資等方面的合作，還試圖在敘利亞、伊朗乃至紅海航道安全問題上扮演“非西方穩定者”的角色。這種立場與其全球戰略相一致——在多極體系中削弱美國與歐盟的影響力，擴大自身外交籌碼，尤其是在能源安全領域對歐盟構成牽制。

中國方面則表達了對局勢升級的“嚴重關切”，呼吁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導致危機加深的行為，表示愿意發揮“建設性作用”以緩和局勢。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已分別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以色列外長薩爾通電話，呼吁伊以雙方通過對話解決分歧。王毅外長還表示，敦促對以色列擁有影響力的國家，為恢復和平作出切實努力。

中東國家幾乎一致對以色列的行為表示譴責，但語氣和立場存在差異。伊朗的盟友陣營中，伊拉克政府強烈指責以色列違反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并向安理會提交抗議，稱以色列空襲還侵犯了伊拉克領空。黎巴嫩外交部稱襲擊破壞了維護地區穩定的一切努力，真主黨則稱其為“野蠻侵略”，警告可能引爆區域戰火。胡塞武裝和哈馬斯則強調伊朗有權進行自衛，支持其核發展主張。阿富汗塔利班也加入譴責行列，批評以色列破壞地區安全與主權。

與此同時，海灣國家表達了不同程度的外交譴責和對局勢升級的擔憂。沙特稱襲擊“令人發指”，卡塔爾認為這是對主權的公然侵犯，阿聯酋、阿曼、土耳其等則強調襲擊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呼吁各方恢復外交溝通，防止事態進一步升級。約旦立即關閉領空，明確表示不會允許本國領土成為任何沖突的平臺。黎巴嫩總統也呼吁國際社會采取行動，防止以色列達成其“清晰可見的戰略目標”。

亞太及全球南方國家大多對襲擊表示譴責，并呼吁避免沖突蔓延。印尼、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利班等伊斯蘭國家明確站在伊朗一方，認為以色列的行為違反國際法并破壞地區穩定。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則采取較為中立的表態，對局勢“深感憂慮”，敦促恢復對話、避免誤判。非洲聯盟主席也對沖突升級表示“嚴重關切”，強調應立即停止敵對行動，防止局勢繼續惡化。

02

從“壓而不控”到“知情默許”：

美國在以伊沖突中的戰略考量

01

戰略模糊背后的現實選擇：
美國的“介入不參與”策略

美國在以伊沖突中展示出一種既保持距離、又保留影響力的戰略模糊性，其實質是對中東政策現實困境的一種被動適配。盡管特朗普政府對外堅持“未參與本次打擊”，但從情報共享、地區軍事部署與外交表態的蛛絲馬跡來看，美國實際上對以色列的行動不僅“知情”，更通過操作性手段進行了戰術性支持——例如提前撤出駐中東非必要外交人員、加密區域防空網部署、避免干預行動細節。

特朗普本人在多次表態中承認“知道發生了什么”，并公開對以色列的軍事效果表示“高度贊賞”，進一步強化了外界對“默許”甚至“背書”的判斷。這種模糊態度背后的邏輯并非戰略失誤，而是出于美方在中東當下戰略選項有限的理性權衡——既不愿全力介入一場高烈度地區戰爭，又不想因對以色列設限而失去關鍵盟友信任。

“我們有可能介入”，特朗普在6月15日的采訪中模糊釋放這一信號。他一方面堅持當前“尚未介入”，另一方面又在軍事上調動噴氣式戰斗機、部署地面防空系統并重申“將保護美國資產和人員”。特朗普向美國廣播公司 (ABC) 表示，他提到特朗普與普京周六的通話，并表示他“愿意”讓俄羅斯總統調解這場沖突。這種“軟介入”姿態本質上是對中東政策矛盾的繼續拖延與模糊化：維持地區影響力、遏制伊朗核突破，同時避免直接卷入戰爭。它既是美國地緣政治資源再分配下的被動防御，也是對以色列戰略沖動的一種現實性追認。

02

特朗普政府

對以伊沖突的搖擺戰略與內部分歧

以色列與伊朗的沖突愈演愈烈，美國政府在表態與行動上的謹慎，折射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外交政策的深層結構轉型。與第一任期中圍繞“極限施壓”所構建的鷹派班底不同，當前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決策層由一批強調“美國優先”理念的內政優先主義者主導，這一變化正從根本上逐步重塑美國對中東安全格局的應對方式。

首先，特朗普政府內閣本身就體現出對干預主義的根本懷疑。副總統JD·萬斯、公職情報總監圖爾西·加巴德、政策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等人，均長期主張從中東沖突中脫身，集中資源應對國內經濟、安全與社會撕裂。他們不僅對以色列的襲擊行動持保留態度，更在內部辯論中明確反對因以色列戰略冒險而卷入對伊戰爭。

更具代表性的是美國右翼輿論圈的裂變。塔克·卡爾森、查理·柯克、瑪喬麗·格林等“美國優先”代表性政治人物紛紛發聲，警告特朗普不要被以色列政府“拖入戰爭”，稱以色列應“為自己的戰爭負責”。而這類聲音正在共和黨選民，尤其是年輕基層選民中獲得共鳴，反映出保守派陣營對過去數十年中東政策失誤的深刻反思——從伊拉克戰爭到阿富汗撤軍失敗，干預主義的合法性已在共和黨內部顯著減弱。參議員伯尼·桑德斯近日的表態顯然是在回應總統的帖子，他表示總統“不得對伊朗采取非法軍事行動”。昨天，民主黨參議員蒂姆·凱恩也提出了一項戰爭權力決議，禁止美國武裝部隊在未經國會明確授權或宣戰的情況下對伊朗采取直接行動。當前，有關美國可能進行干預的猜測越來越多，美國表示將關閉其駐耶路撒冷大使館直至周五。

這一克制姿態并不意味著美國政府的統一立場。內閣內部仍保留新保守主義殘余勢力，國務卿馬爾科·盧比奧與駐以大使邁克·赫卡比則更傾向將當前局勢視作“對以色列安全的重大考驗”，并努力將以色列安全訴求與美國海外公民與資產的保護捆綁，試圖爭取更大范圍的戰略介入。

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在加拿大卡爾加里國際機場登上空軍一號，返回華盛頓

來源：美聯社

特朗普總統本人則游走于兩種立場之間，既在公開場合表達對外交路徑的偏好，試圖保留與伊朗談判的空間；又在私下里對以色列提供默認支持，并在襲擊發生后迅速將責任歸咎于伊朗。這種模糊化態度不僅反映了特朗普慣常的政策搖擺，也說明其外交決策極度依賴短期輿論、捐助人意見及與他人私人交流的即時反饋，而非來自情報界或戰略部門的長周期評估。

這一點在中情局、五角大樓與白宮的沖突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例如，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庫里拉建議將額外軍事資產部署至中東以強化以色列防御，但國防部政策層的核心人物（如科爾比）強烈反對，主張將美國的戰略重心繼續向印太傾斜。由此可以看出，當前的特朗普政府雖形式上統一，但在結構上呈現“多中心權力競爭”，無法迅速形成一套連貫的中東政策框架。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在以色列系統性打擊伊朗核與能源設施、伊朗實施報復性導彈襲擊的背景下，美國未像往常那樣啟動對以軍援擴張計劃或立即軍事干預，而是保持外交手勢，通過中東特使史蒂夫·維特科夫主導談判嘗試，為戰后可能的地區重構預留空間。

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克制”并非基于深層次的和平主義傾向，而是源于他所代表的“交易型民族主義”邏輯：即只有當軍事行動有明確的交易價值、對美國家利益有即時回報時，才值得投入。在缺乏明確信號表明美方能主導戰后中東秩序的前提下，他更傾向于通過非軍事手段維持局部穩定、管理盟友、避免資源過度消耗——而這正是當前“美國優先”外交思想對傳統霸權戰略的修正路徑。

03

美國中東戰略陷入
“干預與抽身”的悖論循環

以伊沖突將美國拉入一個政策邏輯自相矛盾的悖論漩渦：一方面欲退出中東、集中資源參與大國競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持續卷入本應收縮的地區危機以維護霸權邊界。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內延續“美國優先”思維，傾向減少中東安全投入、轉向有限干預與代理人治理。但此次沖突也暗示了這種“戰略抽身”的愿景在現實中難以兌現：以色列并未因美國意圖收縮而克制，反而因預期美方仍可提供支持而變得更加主動。結果，美國的“退出”不是激發地區自我治理，而是令局勢更趨混亂，以色列憑借安全“空窗期”設定了新一輪地區游戲規則。

同時，美國對該地區安全的基礎性資源依賴尚未完全消除。紅海危機、霍爾木茲海峽封鎖風險、能源穩定與航運安全等問題仍然高度依賴美軍部署與海上控制。一旦中東局勢長期動蕩，不僅會使美國在全球市場的地緣能源地位受損，還可能對其全球戰略重心——印太與大國競爭——造成掣肘。

正因如此，特朗普雖在言辭中強調“不愿卷入中東戰爭”，但在行動上仍在維持“可迅速轉向”的戰略可塑性。部署戰機與防空系統、召集國家安全會議、重新評估對以情報支持，都是其在“進退之間”尋找政策緩沖的操作。美方一方面對伊朗發出“必要時將動用全部武力”警告，一方面又對以色列強調“自衛而非擴張”，這種雙線并行的策略，短期或可穩定盟友信心，但長期必然引發戰略目標與行為模式的錯配。

若當前態勢持續，美國將面臨三大風險：一是區域秩序主導力進一步轉移至更具主動性的以色列與沙特等地區強權；二是美伊之間的政治對話渠道全面塌陷，永久喪失通過協議控制伊朗核計劃的窗口；三是中東盟友為應對安全真空，加快“多極對沖”，降低對美國的戰略依賴。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周一晚間表示，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因中東沖突而突然離開加拿大舉行的 G7 峰會。她說：“特朗普總統在七國集團峰會上度過了美好的一天，甚至與英國和首相基爾·斯塔默簽署了一項重要的貿易協議。”萊維特寫道：“雖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由于中東局勢，特朗普總統將在今晚與各國元首共進晚餐后離開。”

以伊沖突深刻暴露了美國中東政策從“結構主導”走向“反應驅動”的轉型困境。從“壓而不控”到“知情默許”，美國的中東戰略不再具有系統主導性，而轉為對局勢的“條件反射”。特朗普政府在試圖以最小成本維持霸權邊界的同時，實則暴露出控制力、話語權與可信度的同步下滑。

03

以色列打破核談平衡，

美國還能穩住中東嗎？

01

特朗普在“優先次序”中定義伊朗與烏克蘭

在此次以色列對伊朗的大規模襲擊背后，美國并非完全旁觀者。相反，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動一場以犧牲烏克蘭戰略支持為代價、換取對伊朗核威脅壓制空間的“戰略區域交換”——這正是“交易式外交”的典型體現。

特朗普政府外交理念長期基于現實主義：反對“意識形態輸出”，強調以美國利益為唯一坐標。在這一框架下，中東的核擴散威脅遠比俄烏沖突更具戰略緊迫性。共和黨內鷹派精英多次警告，伊朗一旦擁有核武，不僅以色列安全將岌岌可危，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與能源主導地位也將迅速崩潰。因此，優先遏制伊朗，被視為事關美國全球戰略平衡的根本利益。

事實的演進路徑也幾乎印證了這一思維模式：6月1日，烏克蘭對俄羅斯戰略轟炸機的遠程襲擊激怒克里姆林宮，引發俄方大規模報復空襲。但白宮對此反應異常冷淡：既未強烈譴責俄羅斯，也未追加制裁，更未迅速擴大對烏軍事援助。這一“低度介入”的姿態，成為觀察者識別“戰略放手”的關鍵節點。

幾乎在同一時間段內，美國緊急調撥原本供烏克蘭使用的兩萬枚防空彈藥至中東前沿。此舉非但未事先通報烏方，甚至在以色列空襲伊朗核設施前數小時完成部署，指向一個核心事實：美國事先知情，并為以色列的突襲準備了防御緩沖。這不是“巧合”，而是策略聯動。美方在烏克蘭方向的撤手，是為了騰出資源和政治空間，應對伊朗可能的猛烈報復。特朗普政府并未公然承認與以色列的聯合行動，但也未作任何撇清。總統在社交媒體上明確警告伊朗“如果不妥協，將一無所有”，這種語言背后不是調停，而是壓力。這是“交易式外交”的真正核心：不試圖通過規則維護秩序，而是通過權力交換達成短期最優。

02

美國戰略資產在中東加速貶值

這種權衡邏輯在帶來戰術機會的同時，也在削弱美國中東戰略的結構性影響力。此前美國歷任政府均將“防止伊朗獲得核武器”視為紅線政策，但方式有所不同：奧巴馬主張通過協議鎖定，推動達成《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JCPOA），以外交手段實現核限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則偏好極限施壓與單邊退出，通過制裁孤立伊朗、摧毀協議架構；而拜登政府則試圖在維持對伊朗壓力的同時恢復多邊談判機制，推動伊朗重返核協議框架，通過“制裁換核限制”的方式恢復約束力，同時謹慎約束以色列避免軍事升級，以保持地區穩定和外交主導權。而當前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則陷入一種戰略進退兩難的狀態——既恢復核談判，又默許盟友以武力擾亂進程。目前最直接的后果，是美伊核談機制的徹底瓦解。在伊朗最高軍事將領和核科學家遭襲、納坦茲濃縮設施被重創之后，伊朗方面第一時間宣布退出核談，終結了本已瀕臨崩盤的外交接觸。

6月3日，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奇（中）在黎巴嫩貝魯特南郊被殺害的真主黨領導人哈桑·納斯魯拉的墳墓前獻花圈

來源：美聯社

更嚴重的是，美國對以色列行為的默許，加劇了伊朗“圍墻心理”——它不再相信美方在中東擁有調解意圖，而是將華盛頓視為“空襲伊朗的政治合謀者”。伊朗將其定位為以色列行動的“幕后支持者”，明確表示“美方難辭其咎”。而阿拉伯國家雖在表面保持克制，私下對美以單邊行動的反感也在上升。美國在地區的道義主張正被以色列的軍事邏輯所吞噬，調停者角色向“被動跟隨者”轉化。伊朗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掌握“確鑿證據”證明美國為以色列的襲擊提供了支持。伊朗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這些襲擊“不可能在沒有與美國協調和批準的情況下進行”，并補充說，美國將“對以色列冒險主義造成的危險后果負責”。這種信任失衡將直接影響美國在未來地區安全事務中的發言權和可信性。如果美國無法在中東再建起有力的調解機制，其角色將被更具自主意志的中東國家或其他全球力量（如中國、俄羅斯、歐盟）所邊緣化，逐漸失去作為“國際秩序設計者”的核心地位。

與此同時，美國在中東長期依賴的“調解者”身份與外交機制正面臨根本性侵蝕。以色列對伊朗的大規模空襲行動并未獲得傳統盟友的一致支持，反而暴露出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結構性下滑。卡塔爾公開指責襲擊“嚴重違反國際法”，不僅打破了以往對美以政策的克制默許，也象征著對美國中立聲譽的明確否定。阿聯酋與約旦則采取更具防御意味的戰略調整：前者呼吁全面克制、后者關閉領空、提升軍備戒備水平，并敦促聯合國迅速介入。這些行動表明，美國已難以維系以往“安全提供者”與“秩序調節者”的雙重角色。在以色列將軍事升級作為政策工具、而美國未能及時制衡或調停的背景下，中東國家開始更加主動地尋求戰略自主，或轉向多邊平臺與其他大國（如中國、俄羅斯）展開平衡性合作。這不僅動搖了美國在中東聯盟體系的道義基礎，也預示著該地區未來將更多由“多邊對沖”而非“單極領導”來塑造沖突管理與穩定路徑。

這種信任流失也發生在能源層面。過去兩周，全球能源市場在地緣沖突沖擊下迅速動蕩，以色列6月14日對伊朗南帕爾斯天然氣設施的打擊，引發了原油市場的強烈反應。盡管5月末OPEC+剛宣布增產配額，市場一度預期供應充足、油價回落，以色列對伊朗能源設施的精確打擊雖未影響出口管線，但已造成油價大幅波動：布倫特原油價格在襲擊后次日飆升7%，并持續上揚；西德克薩斯輕質原油突破5%。伊朗雖長期遭受制裁，仍是全球第九大產油國，其產量中斷可能立刻消耗OPEC+的閑置產能，造成供需失衡。而更具系統性風險的是霍爾木茲海峽——伊朗掌控的這一關鍵通道承擔著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運輸。一旦局勢升級，即使伊朗不完全封鎖海峽，局部干擾亦足以擾亂全球能源物流鏈，波及沙特等海灣國家的出口安全。疊加胡塞武裝在紅海制造的先例，市場愈發擔憂中東能源通道的脆弱性正成為全球通脹和戰略穩定的突出風險點。若伊朗決定以“非對稱方式”封鎖水道，哪怕只有幾天，將立刻撼動全球供應鏈與金融穩定。

更重要的是，過去美國在中東的核心戰略是“保持威懾、避免引爆”，如今卻在無形中轉向“縱容打擊、放任升級”。而這一戰略的反噬，可能比預期更快到來。

03

中東穩定機制式微，
美國能否重新回到控制室？

今天的中東，不再是一個等待西方協調介入的舞臺，而是一個因真空而充滿不確定性的新劇場。以色列的行動之所以大膽，并非因為情勢有利，而是因為它相信美國不會阻止——這種信任本質上，是一種放權換支持的交易。但問題在于，交易一旦完成，接下來便是溢出效應的管理。而這一點，特朗普政府也許尚未準備好。

首先，以色列雖取得戰術成果（癱瘓部分核設施、防空系統和高級指揮鏈），卻并未真正撼動伊朗核計劃的結構性根基。伊朗福爾多地下設施依然堅固未損，濃縮鈾庫存分散難查。伊朗也尚未動用其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和也門的代理人網絡，也未明確改變其“核底線”立場。反之，在遭遇打擊后，伊朗政府快速重建軍事指揮體系，并發動連續三波導彈報復，表明其戰略韌性遠超以往。結合2024年4月和10月伊朗對以色列的兩輪軍事報復經驗來看，當前局勢下，伊朗此次的反擊力度可能更大、規模更廣，區域沖突升級為全面戰爭的風險正不斷上升。

其次，美國雖試圖在局勢升級中保持“臨界距離”，但實質已處于“準介入”狀態。一旦伊朗決定將報復目標擴展至美軍基地或波斯灣油輪，美國將不得不選擇：要么坐視盟友遭襲，要么被迫正面卷入沖突。而任何一個選項，都將對其印太戰略和國內選情構成劇烈沖擊。

G7峰會首日的晚宴上，各國領導人就此次沖突達成了聯合聲明，稱“以色列有權自衛”，伊朗是“地區不穩定和恐怖的主要根源，永遠不可能擁有核武器”。與會領導人呼吁解決“伊朗危機”并“更廣泛地緩和中東地區的敵對行動，包括在加沙停火”。周一全天，G7各國領導人一直在試圖就這場危機起草這一聲明，盡管此前特朗普對這份呼吁克制、降級的外交聲明表示反對，但他最終還是簽署了該聲明。

特朗普、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和其他七國集團領導人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卡納納斯基斯參加峰會后合影留念

來源：法新社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告訴記者，特朗普正在制定停火方案。但特朗普在空軍一號上發表的社交媒體帖子憤怒地反駁了這一說法。“伊朗應該簽署我要求他們簽署的‘協議’。真是可恥，簡直是在浪費生命，”特朗普說道。“所有人都應該立即撤離德黑蘭！”周一早些時候，特朗普曾向記者暗示，他感受到需要更多參與中東危機的壓力，他說：“我一離開這里，我們就會采取行動。但我必須離開這里。”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戰斗很快就會結束。“我認為伊朗基本上已經坐到了談判桌上，”他在峰會上對記者說。“他們希望達成協議。”

來源：真實社交

更令人擔憂的是，當前局勢正導致中東多國重新思考安全安排。沙特、阿聯酋等國一方面在公開場合譴責沖突升級，另一方面加緊與中國、俄羅斯在能源、軍備與網絡安全上的合作。這種“多頭下注”的戰略轉向，是對美國“不可預測性”的理性反應，也標志著地區秩序正逐步去美化。

伊朗德黑蘭一棟在以色列襲擊中被毀的住宅樓客廳里的景色

來源：Getty Images

可以說，美國現行的“有限介入、戰略牽制”路線正在遭遇實踐的反噬。它一方面放棄主導權，讓以色列單邊推進極具風險的軍事方案；另一方面也在外交上喪失了平衡者身份，使中東出現權力真空與戰略誤判并存的危險局面。

特朗普總統在一月份的就職演說中表示：“我最引以為豪的遺產將是一位和平締造者和統一者，”他說。“這就是我想要成為的：一位和平締造者和統一者。”特朗普總統曾表示，烏克蘭戰爭最快可能在24小時內結束。他將竭盡全力推動以色列和哈馬斯達成協議，停止加沙地區的戰斗。他還表示將與伊朗達成核協議，“因為后果不堪設想。我們必須達成協議。”

“五個月過去了，特朗普一直在關注美國斡旋的俄羅斯與烏克蘭、美國與伊朗以及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談判的前景。他正在認識到一個殘酷的現實：美國的影響力、實力以及他引以為豪的談判技巧都面臨嚴重限制，尤其是在缺乏有效戰略且不愿利用美國優勢取得成功的情況下，”曾在六任國務卿麾下工作的美國前外交官亞倫·戴維·米勒說道。

展望未來，歷史給出的信息喜憂參半。以色列曾兩次打擊對手的核計劃——1981年的伊拉克和2007年的敘利亞——但長期結果截然不同。從作戰層面來看，以色列摧毀了這兩個核計劃。但在戰略層面，敘利亞選擇暫停核武器研發，而伊拉克則加倍追求終極武器。可以想象，伊朗可以選擇任何一條道路，現實是只要福爾多鈾濃縮設施基本完好無損，它就無需做出選擇。

04

結語

盡管特朗普政府尚未正式公布一套結構化的“新中東戰略”，但總統本人在出訪沙特時的高調表態及一系列象征性政策動作，已傳遞出美國在區域秩序重構中試圖擺脫傳統“主導者”身份、轉而充當“協調者”與“投資催化者”的深層意圖。特朗普“商業優先、去意識形態、尊重區域自主”的言論，雖充滿夸飾和口號式修辭，卻并非完全空洞。相反，它準確地捕捉到了中東地區當下結構性變化的核心：一方面是美國自身的戰略收縮和干預疲態；另一方面是區域國家、尤其是海灣國家，在面對不斷升級的伊以沖突和加沙危機時日益增長的主導愿望與能力。

特朗普在此前強調“技術優先于恐怖主義”、“共同建設取代相互轟炸”，給此次伊以沖突投下一個鮮明信號——美國不再愿為中東的每一次爆炸埋單，而是將戰略賭注押在區域自我調節與經濟重建之上。這種姿態并不意味著美國放棄了地緣杠桿，而是在通過“交易式和平”與“選擇性介入”保留影響力。當前的以伊沖突恰好暴露出美國在傳統角色中的尷尬：一方面，以色列發動對伊朗的突襲打破了以往美國默認的“遏制即穩定”的戰略邏輯；另一方面，美國正通過派遣特使維特科夫處理包括加沙和伊朗在內的一系列中東危機，試圖塑造一種外交主導、沖突降級的區域氛圍。

這種克制反映的是美國對“永久戰爭”結構性厭倦，更體現了其對當前國際體系重心東移與資源緊張背景下戰略資源重新分配的考量。更關鍵的是，美國正在試圖搭建一個以地區國家為支點的新型穩定架構。沙特、卡塔爾、阿聯酋等海灣國家近年來在沖突調停、債務償還、后戰區重建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特朗普此前決定解除對敘利亞的制裁并與其臨時總統會面，便釋放出一個清晰訊號：凡是愿意拋棄“代理人邏輯”、轉向經濟重建的國家，美國都可提供有限但關鍵的政治空間。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在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系統性打擊、伊朗實施反擊的背景下，美國未公開軍事介入，而是繼續推動以市場和區域重建為導向的政策姿態，試圖在戰后秩序中以經濟參與和結構調節維持其影響力。

與傳統依靠軍事同盟的安全模式不同，這種新邏輯認為，把沖突國家拉入以商業和經濟互依為基礎的體系，能更有效地維持地區穩定。特朗普的“非戰略性語言”背后，是一種高度功利但貼近現實的中東觀——即放棄改造，轉向整合；放棄領導，轉向激勵；放棄全面承諾，轉向可交易的秩序維護。在伊以沖突愈演愈烈、霍爾木茲海峽尚未被波及、黎巴嫩與敘利亞重建仍處脆弱開端之際，美國所傳遞的并非全面退出，而是期待一個可以“自我穩定”的中東，而在美國藍圖里的中東地區，將以商業、能源與技術合作為平臺，以去意識形態化的安全構架為殼，試圖在沖突與現實的夾縫中重新縫合一片破碎的區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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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作者 | 朱政宇

排版 | 楊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