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正呈現出全新格局，包括“全球南方”國家的自主性上升、新技術全面賦能傳統產業、中美博弈長期化等。面對國際局勢動蕩帶來的更大經濟發展挑戰。“全球南方”國家需要提升國家能力，健全制度體系，完善社會經濟政策，以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和新興的技術大國，為這些國家提供了西方之外的資本、技術和發展知識來源。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唐世平

復旦大學教授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國際研究協會副主席

21世紀以來，世界進入了漫長的國際動蕩和地緣政治激變期。世界先后經歷了“9·11”恐怖襲擊、伊拉克戰爭、俄格戰爭、“阿拉伯之春”及其余波、克里米亞危機、英國脫歐、敘利亞危機、烏克蘭危機，以及巴以沖突——當然，還有中美博弈。另外，隨著特朗普第二任美國總統任期的開啟，就連歐美跨大西洋同盟體系也陷入了困境。

雖然我們認為經濟發展主要是由國內因素驅動的，但外部的國際體系也嚴重制約著各國的行動，影響著它們追求經濟發展的能力。對于發展中國家——也就是所謂的“全球南方”國家來說，情況可能更加如此。因此，當國際動蕩加劇時，“全球南方”在維持經濟發展方面面臨更多挑戰。這對“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意味著什么呢？要理解這些挑戰，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到，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正呈現出一種全新的格局，主要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首先，“全球南方”國家的獨立自主意識上升，因此積極主動性更強。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能力薄弱一直是個沉重的“包袱”，因此國家建設是它們長期的主要任務。在經歷了獨立后幾十年的艱辛努力后，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已經具備了更強的國家能力和比較健全的體制機制，能夠主動采取行動。

此外，“華盛頓共識”的崩潰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衰落給“全球南方”國家帶來了沉重的教訓：無論是在國家建設、民主化還是經濟發展，它們都不應簡單地聽命于西方；相反，它們必須學習、消化和整合其他國家的關鍵經驗，然后主動采取適當的舉措。簡而言之，對“全球南方”國家而言，主動作為不僅是絕對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與此同時，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發展總體上取得了成功，創造了“東亞奇跡”。這說明，除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所宣揚的那些路徑之外，還有其他通往經濟繁榮的道路。而既然東亞國家能夠成功，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和地區也有希望成功。這種認識也激勵著更多“全球南方”國家的積極進取。

第二，今天的新技術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全新的動力。縱觀歷史，科學技術一直是推動人類進步的關鍵因素，自公元1500年以來更是如此，但是，過去大多數新興技術的影響僅限于少數行業或部門。例如，鐵路極大地提升了運輸速度、生產效率和市場一體化程度，而電報促進了通信、航海和軍事協調。

相比之下，今天以移動通信、衛星成像、人工智能、自動化和無人機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則有可能為所有行業賦能。例如，衛星成像和無人機可能極大地改變傳統農業形態，農民現在可以通過移動設備即時完成交易。同樣，人工智能加持的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不僅可以大大提升高科技制造業的生產率，也可以大大提升傳統制造業的生產率。簡而言之，這些新技術幾乎可以賦能一切。

創新必然需要對有形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進行大量和穩定的投資，因此只有中國、巴西、印度、印尼等少數主要發展中國家能夠實現科技前沿創新。然而在信息技術的幫助下，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能夠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吸收和采納這些強大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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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美博弈仍將持續至少一二十年，這也為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帶來了新的維度。

在公元1500年后的世界近代歷史中，地緣政治競爭始終塑造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然而，中美競爭至少在三個方面與以往的競爭有所不同。首先，世界上第一次有一個主要經濟體來自“全球南方”。在二戰之前，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是西方國家。二戰后，德國（西德）和日本都加入了美國的同盟體系，成為西方陣營的一部分。而蘇聯雖然也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和軍事大國，但其經濟體量從未達到美國的一半，而且蘇聯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也并不十分密切。

相比之下，中國顯然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也是許多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自2022年以來，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貿易總額已經超過了與“全球北方”國家的貿易總額——盡管中國與“全球南方”的一些貿易最終還是以“全球北方”為最終市場。因此，中國與“全球南方”和西方國家都保持著緊密聯系。事實上，有充分理由認為，如今部分“全球南方”國家與中國的融合程度比它們與西方的融合程度還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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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現在是一個領先的技術大國。在許多技術領域，中國現在已經與西方齊頭并進，甚至領先于西方。也就是說，對于“全球南方”來說，中國完全可以成為西方之外的另一個資本、技術和知識來源。

這對“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有何啟示呢？以下兩條經驗非常重要：首先，國家領導層必須要有足夠的發展意愿，否則任何國家都無法實現經濟發展；但即使有了盡職盡責的領導人，啟動并維持發展也并非易事。事實上，過去的半個世紀以來，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沮喪的事實之一是，很少有國家能夠連續20多年維持4%的人均GDP增長率。那么，可持續發展的條件是什么呢？答案在于國家能力、制度體系和社會經濟政策（包括產業政策）的相互支撐——我稱之為“新發展三角”。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可能至少缺了一個“角”，甚至全部三個“角”。

第二條經驗是，和平一定有利于經濟發展，而戰爭一定不利于經濟發展。因此，一個地區內的國家應該盡量避免相互沖突。為此，某種程度的區域主義可能是必要的，因為它是地區穩定的關鍵支柱。相比之下，中東、南亞等地區，因為它們的主要國家無法和平共處，經濟發展必然受到制約。

鄧小平曾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和平與發展本就應當并行不悖，事實上也確實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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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Global South's development in a new era"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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