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歲，人生啟幕。

去年，卞灼帶著《翠湖》來到上海國際電影節，那時的《翠湖》還是制作中的項目。今年，《翠湖》“回家”。6月15日父親節那天，《翠湖》作為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單元影片舉行了首映。卞灼說，上海國際電影節給了他和他的電影一個平臺。電影講述的是卞灼外公的故事，也是許多家庭斑駁的影像，在明亮處，在暗昧處。

為什么要講講他的故事？《翠湖》是卞灼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沒有明星，沒有資源，沒有投資，“三無”《翠湖》卻是有情。七零八落的瑣碎日常，東倒西歪的真心實意，光影流動，普通人的似水流年。良善與粉飾，愛與愁，每一幀都是不作假的“我們”。上海國際電影節，讓新人導演得成全，讓尋常人家被看見，這大概便是電影即生活，這大概便是新大眾文藝的真實呈現。

卞灼近影

卞灼寫給新民晚報讀者的話

滬 生

首映那天，烏泱泱的坐了一屋人。卞灼的親友團從昆明來到上海，占了十幾席，算是大陣仗了。卞灼說，“股東都來了”。也對——《翠湖》投資不過200多萬元，其中卞灼自己的積蓄占了一半，剩下的全靠親友加持。首映當晚，卞灼找了一家做上海菜的餐廳，用他口中的“巨資”1400元一桌，開了4席。他高興，像新郎一樣高興，“‘孩子’也生出來了。”于是，他喝多了點。

“滬生”，外公的小名，老早家里人都這么叫他。外公就是《翠湖》的男主角。滬生自然是上海人，小時候家里開毛巾廠，生意不錯。日本人來了，炸掉了廠子。一家人本想逃難去香港，后來發現自家在昆明有親戚，便投奔了去，后扎下了根。“外公的上海話可溜了，可惜沒人陪他說，我們都不會。”

外公去世前一年拍的照片，右邊就是卞灼的母親

滬生的故事，搬到了銀幕上。謝樹文（《翠湖》中外公的大名）在愛妻亡故后深感孤獨，嘗試開展新戀情卻遭到三個女兒的反對。常理之外，沒有黃昏追愛的橋段，也沒有代際隔閡的修補。外公反倒在接下來各家人性本真的交鋒中，成為三個家庭的黏合劑。都是一些最尋常不過的矛盾。外孫女找的對象不能讓母親滿意，外孫在重壓之下不得不假裝自己考入名校……講述緩緩的，畫面緩緩的，沖突緩緩的，外公努力的縫合，亦是緩緩的，不帶壓迫感。

影院里，大家笑著笑著哭了，哭著哭著又笑了。卞灼一家人更是。對他們而言，就像記憶的百褶裙上密密的針腳，原本條理清晰的褶皺，因著突然脫了線，那些篤定便凌亂了，那些確鑿便模糊了，心底泛起的，只有酸澀的愛。愛之所以酸澀，源于故人的缺席。但也是因為這份缺席，不再有交集時不可避免的碰撞，愛由此變得無從稀釋的濃稠了。

外公去世后的一日，卞灼的母親哭著從父親的房間走出來，手里拿著一本日記本。“歡園”，是日記的名字。“我想著把這本日記電子化，但外公的字跡很難辨認，所以我常常要去和家庭成員核實一些內容。”人的感受是如此奇特，帶有唯一性。比如，外公覺得很受傷的一次爭吵，家里人卻記不得了。比如，卞灼青春期的敏感和對抗都在外公的筆下，但他卻不記得受過如此多的關注。“這才是正常的家庭。愛可以彌合差異，但差異永遠都在。”

卞灼帶有私心，他想把家人永遠地留住。于是，電影里的外婆完全和卞灼的外婆同名，而外公的大名也只是改了一個字，“就像是他們陪著我，一直陪著我。”鏡片后，卞灼的眼睛染上了上海黃梅天的濕潤。

滬生，除了人名，還有另一層意思。從某種程度上講，《翠湖》就是“滬生”，上海催發其生長。去年，《翠湖》曾入圍上海國際電影節“創投單元”制作中項目。臺上卞灼的忐忑，很快被臺下陸川導演的點評撫平了，“這是一部很有調性的電影”。不少人也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一個鏡頭就把我帶進了自己的家庭”。這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翠湖》得到業界重磅級人物的肯定，而對于一路摸爬滾打走到目的地的卞灼來說，無疑為最及時的信心提振。

“突然覺得自己的努力都很值得，未來也會有光。”從上海國際電影節回去，卞灼聽取了一些建議，又對剪輯做了一些調整。今年，卞灼重回上海國際電影節，帶來了今日大銀幕上“滬生”的《翠湖》。他的眼中依舊有赤誠的小星星在閃爍，“可以說，上海國際電影節成就了《翠湖》。”

懸 浮

倒也不是從一開始，卞灼就對電影有著如此灼熱的情感。他說自己是個晚熟的人。很長時間，人是懸浮的，不知道去向何處。本科在浙江傳媒學院讀了文化產業管理，但真的是自己的興趣嗎？快畢業了，課業已很稀疏，那段時間卞灼特別喜歡凱魯亞克的《在路上》，連著讀了好幾遍。最后，他索性剃了個光頭，騎著自行車離開校園。從杭州一路騎回昆明，這是卞灼計劃的“在路上”。但這一次的“流浪”，為期不過四天。教導主任給母親打電話：“你們應該關心一下你們兒子的精神狀態。”母親沒有允許卞灼出走的決心，電話轟炸之下，卞灼的騎行就此打住。

后來，他到底還是完成了一次“任性”。真正畢業后，卞灼和兩個朋友從成都騎行到拉薩，后又去尼泊爾待了幾周。他還記得自己坐在一艘小船上，搖曳的輕舟，搖曳的心，一切都是不確定的。也是在那種搖曳的情緒里，他對自己說：“要不出國試試吧。”

卞灼溫和的外表，常常會讓人忘記他內里的叛逆。到舊金山藝術大學讀研究生，一開始他入的是導演系。“后來發現沒什么我特別想學的，而且在外出實踐中，發現導演常常被燈光和攝影拿捏。當然，這純屬我個人的感受。”卞灼轉系去學了攝影。他還是懸浮，不按常理出牌。有一回攝影課要求交一個短片，“通常那樣的作業大家默認就是炫技”。卞灼卻找來一個泰國人，讓后者在城市的各種場景里行走。只是走。走過鐵軌，走過花叢，擁抱冰冷的墻，哼唧嗚咽的調，最后從一個小土堆上縱身跳下。他想表達的是異鄉人的苦悶。

交作業的那節課在上午，導師毫不留情：“這拍的是什么玩意兒？”到了下午，變成了試驗影片課，同一個作品，另一個導師卻興奮地大叫：“太棒了，你應該試試拿這個去投電影節的短片。”評價如此分裂，什么是真正的標準？

真正的標準，直到卞灼回國后他才認定。他有點幸運。2016年底回國，2017年初工作便紛至沓來。在上海拍過廣告，拍過情景劇，后來又北上，去北京尋找機會。“當我拍著別人的作品時，我無比清晰地明白了，我有多想開始自己的創作。”但也因為這份認定，他內心苦悶。除了工作，他在租住的房子里看書，打游戲，寫投不出去的劇本。“一個劇本三四萬字就夠了，我改了又改，幾十萬字總是有的。”當投入的熱情極大，而結局是無人回應，心靈上的苦悶更是極大。落不了地的焦灼，啃噬著他。

著 陸

昆明人都知道一句話——沒有人會在翠湖投湖。這話有兩層意思。其一，心理意義上，翠湖是溫暖的，每一個昆明人都在那里有過自己美好的故事。其二，地理意義上，翠湖是人工的，跳下去，大概水將將沒過膝蓋。在《翠湖》，在昆明，在故鄉，卞灼著陸了。

2023年年頭，卞灼回家過春節。他主動約好友去玩滑板。但剛剛上板兩分鐘，便摔了一大跤。在朋友的狂笑中卞灼大叫，“我站不起來了”。去到醫院，傷到了股骨頭，而且位置敏感，醫生說有40%的概率會壞死，必須馬上動手術。3個月平躺，6個月不能負重。“冥冥中，大概是注定好的，老天給了我沉淀的時間。躺在床上的時候，我就在想，索性把外公的日記寫成劇本吧。”卞灼自己寫所有的劇本。他喜歡寫作，那是童年在寄宿學校養成的，以揮發情緒。“寫著寫著，突然覺得，這次能成。”卞灼之前寫的所有劇本，都沒有下文。

那些年，懸浮地拍著別人的劇本，努力地架構自己的夢想，并沒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賞識他的前輩為他牽線，工作中的兄弟也來幫忙。當然，還有他自己的堅定。其間，他曾拖著病腿拿著劇本去參加金雞獎的創投項目，等等。在摔跤后的第180天，卞灼扔掉了拐杖，也是在那一天，《翠湖》開機了。

從一開始，他就知道自己這些年攢的錢應該兜不住這部電影。在很多次籌措不成之后，卞灼終于接受了阿姨的贊助。“一開始我挺抗拒去麻煩家里人，后來也想通了，我干的又不是什么壞事。”為了省錢，他還借用了阿姨常年空置的別墅，把劇組里的好一些人塞了進去。攝影團隊住在地下室里，他們搭起了帳篷，還鋪上人工草坪。真好，一起追夢，不需要太奢侈，樂觀主義的浪漫。

2024年1月1日，影片殺青。卞灼的名片上添了新的詞條——《翠湖》導演，他由此著陸。還要去流浪嗎？“不去了，就留在昆明。我的第二部電影劇本也有了，還是關于家人，還是關于生活，他們滋養著我。”

《翠湖》被其他電影節拒絕過，也因此，上海國際電影節給予他的知遇之恩便顯得如此珍貴。這一周《翠湖》首映當晚，卞灼一直在刷小紅書。他回復每一條善意的留言，直到再也回復不動。凌晨3點，他也終于鼓足勇氣去看了豆瓣的留言點評，那是在朋友看過并告訴他反響正面之后。“一路走過來，太難了，所以我有點敏感，有點不安。但無論如何，謝謝所有幫助我的人，謝謝我的團隊，謝謝上海國際電影節。”

卞灼很喜歡《翠湖》的英語譯名“As the water flows”。不知道我將它翻譯成“靜水深流”是不是合他的心意。卞灼作為導演，對于影片的表達有著自己的刻意。他不想要太戲劇化的情節，這樣會沖淡人們對生活本身的感受力，并逼迫觀眾站在外面觀看。“我想傳達的是溫情與快樂，但其實我還是特意留下了一柄‘刀子’。其實所有家庭成員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創傷還在，也許只是沉入了湖底。”這大概就是《翠湖》的余韻。生活的流水細長，生活的漩渦卻也常在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