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二戰爆發的原因，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德國在一戰后被制裁得太狠，以至于出現了嚴重的復仇主義情緒，從而掀起了世界大戰。

但這種說法其實有個問題，二戰后德國被制裁得更狠，不但失去了戰前擴張的所有領土，還失去了東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等傳統核心區域，連剩余的領土都被一分為四，而且還得接著還規定的賠款，怎么二戰后德國就沒再發動世界大戰呢？

反過來說，二戰三大軸心國——德、意、日，只有德國是戰敗國，意大利和日本都是一戰戰勝國。他們沒有德國那種復仇主義情緒，為何也成為戰爭策源地了呢？

事實上，二戰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多方角力過程。要理解這一切，我們首先要從1919年說起。這一年巴黎和會召開，協約國齊聚巴黎，討論如何處置德國等戰敗國。

不過這一會議參加的國家很多，實際有決定權的國家卻很少，準確來說只有英、美、法、意、日五個列強。而在某些特別重要的議題上，意大利和日本也會被排斥在外，完全由英、美、法三巨頭決定。

因此，巴黎和會這種“密室政治”的性質一開始就注定不能讓所有國家滿意，包括大多數戰勝國在內。

比如意大利，戰后他們在小亞細亞等地的領土訴求都沒有得到滿足，殖民地也鮮有擴張，大頭全被英法美拿走了。意大利人認為自己在一戰后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因此將其稱為“被暗中捅刀的勝利”，這也是該國法西斯化的原因之一。

而即便是英美法三家之間，也有許多無可調和的矛盾。《凡爾賽條約》簽訂后法國元帥福煦有過一句著名的預言：“這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的休戰。”一語成讖，20年后德國閃擊波蘭，二戰全面爆發。

但許多人對這句話的含義理解有誤，以為是福煦覺得條約對德國太過苛刻，會引起德國報復，但實際上恰恰相反。

這個福煦是標準的“鷹派”，堅決主張嚴厲制裁德國的。他在和會上提出的要求是在萊茵河左岸成立一個受法國保護的“萊茵共和國”，讓法德兩國以萊茵河為界。同時德國本土也將被拆解成多個國家，這等于要讓德國回到統一前四分五裂的狀態。

然而這一要求遭到了其他列強的聯合抵制，尤其是英美兩國。英國向來秉持“大陸均衡”政策，認為戰后德國已經不具備威脅。一旦德國遭到如此拆解，那這些分裂出來的新國家很可能落入法國的勢力范圍，這樣一來法國就成為了英國的新威脅。

而美國同樣不愿意歐陸再崛起一個強權，主張盡可能保留德國本土。于是在英美等多個國家的壓力下，法國不得不放棄這一訴求。

這也是福煦說出那句“二十年休戰”預言的原因，他認為如果能徹底肢解德國，那德國再想復仇，也沒有復仇的能力了。而如今和約對德國的制裁太輕了，為德國保留了再次發動大戰的資本。

然而巴黎和會上的各列強看不到這些，德國還能不能發動戰爭是以后的事情，總之現在必須遏制住法國，也就是所謂“當前利益最大化”。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之后發生的許多事件了。比如美國為什么為德國和日本提供支持，一方面是為了與之貿易獲利，另一方面也是想以此牽制歐洲的英、法、蘇等國。如果這些國家能互相打起來，對美國而言就再好不過了。

至于德、日會不會對美開戰，那是之后要考慮的問題。畢竟美國本土有兩大洋庇護，不太可能受到德、日的直接威脅。

這是戰后處置，那么在德國已經崛起后，為什么英法還要一再綏靖呢？讓我們把時間撥到1938年。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國首腦齊聚慕尼黑，商討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處理辦法。而作為當事國的捷克斯洛伐克，卻不被允許參與會議，只能等待列強的裁決。

最終英法決定對德妥協，將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地區割讓給德國，德國兵不血刃便獲得了這一戰略要地。希特勒保證“這是德國最后的領土訴求”，結果第二年德國就吞并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接著又向波蘭索取但澤地區，可謂“啪啪打臉”。

但這都是后話了，很多人以為綏靖只是英國首相張伯倫個人的決定，覺得他是不敢和德國對抗的懦夫。卻不知道張伯倫在任期間一再加強軍備，尤其是建設了大量機場和雷達站，為后來不列顛空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歸根結底，綏靖政策不是張伯倫的個人意志決定的，在英國民意的汪洋大海中，張伯倫也不過是一葉孤舟。如果他不順從，那英國人就會選一個愿意綏靖的人當首相，照樣會簽《慕尼黑協定》。

為什么？因為一戰帶來的創傷太嚴重，英國人實在不想打了。他們只想維持現在的和平，維持住英國自己的殖民地，至于蘇臺德，遠在天邊，大多數人并不關心，讓了就讓了。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張伯倫簽完條約回倫敦后能受到熱烈歡迎，以至于成為英國人氣最高的首相之一。如果綏靖只是他的個人行為，那他回國后應該迎來口誅筆伐才對。但事實上當時英國綏靖思想占了主流，像丘吉爾那樣堅決反德的才是少數。

而法國的情況還不如英國，一戰西線主戰場就在法國東北部，他們的損失更大，底子卻比不上英國，甚至不如戰敗的德國。法國表面上有著“歐洲最強陸軍”，但實際上卻根本沒錢，也沒有人力維持如此龐大的部隊。

法國已經在一戰中流干了一代人的血，他們不愿再打一場大仗，甚至直到德國閃擊波蘭后，還有許多法國人反對參戰，打出了“為什么要為但澤而死”的旗號。

再說蘇聯，早在20年代就開始了與德國的合作。因為作為完全被巴黎和會排斥在外的國家，他們同樣是對凡爾賽體系不滿的。蘇聯的首要目標是打破這一體系，恢復昔日俄國的勢力范圍，而不是遏制德國。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里賓特洛甫能和斯大林談笑風生，因為蘇德關系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比蘇聯與西方的關系更好。1939年蘇德兩國更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瓜分了波蘭。

盡管斯大林也清楚希特勒的擴張野心，明白這一條約維持不了太久，但那也是以后的事，此時這就是維護蘇聯利益的最佳途徑。

如果要用一個詞形容各盟國二戰前的狀態，那就是“短視”，不是個人的短視，而是集體的、國家層面的短視。但這種短視也是無奈的，因為大多數人都更在意眼前的利益。

由此可見，所謂制裁，所謂復仇主義，只占二戰原因的一小部分，絕非主要原因。如果只從傳統的“正義對抗邪惡”或報復、復仇等角度來看二戰，你就很難理解二戰中的許多事件。

比如盟國為什么一開始沒能共同抗敵，法國為什么迅速崩潰，蘇德兩國為什么密切合作，英國為什么連連綏靖，美國為什么給軸心國運石油等等。為什么這些正義的國家，就不能聯合起來對抗法西斯侵略者呢？

因為國際政治中本就沒有純粹的正義，也沒有純粹的邪惡。正邪只是外在的臉譜，背后的利益角逐才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