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克雷斯（章靜 繪）

格雷戈里·克雷斯（Gregory Claeys），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教授，研究領域為歐洲近現代社會與政治思想史，長期從事社會和政治改革運動、社會主義思想、烏托邦主義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在英美學界享有盛譽。曾編著《劍橋烏托邦文學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劍橋十九世紀政治思想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出版專著十余本，代表作為《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Marx and Marxism）、《烏托邦的觀念史》（Utopia: The History of an Idea）、《瀕危星球的烏托邦主義：后消費主義時代的生活》（Utopianism for a Dying Planet: Life after Consumerism）等。近日，在克雷斯教授參加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暨全球史研究院組織的“重建全球：觀念的全球流動”國際學術討論會之際，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袁尚就社會主義思想史研究等問題對他進行了訪談。訪談中，克雷斯教授從自身研究經歷談起，縱覽社會主義思想多樣化譜系的形成與發展，并就歐洲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提出獨到見解。

《瀕危星球的烏托邦主義：后消費主義時代的生活》（ Utopianism for a Dying Planet: Life after Consumerism），格雷戈里·克雷斯著，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608頁

《烏托邦的觀念史》（ Utopia: The History of an Idea），格雷戈里·克雷斯著，泰晤士與哈德遜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07頁

《劍橋烏托邦文學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格雷戈里·克雷斯著，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316頁

《機器、貨幣與千禧年：從道德經濟到社會主義》（Machinery, Money and the Millennium: From Moral Economy to Socialism）（1987）、《公民與圣徒：早期英國社會主義中的政治與反政治》（Citizens and Saints: Politics and Anti-Politics in Early British Socialism）（1989）兩本著作可視為您研究生涯的起點。回顧您的學術歷程，最初是什么吸引您成為一名政治思想史學者，并進入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領域？

格雷戈里·克雷斯：這可以說是一個涉及心理與人生經歷的問題。我認為人們學術道路的選擇往往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未必純粹出于智識或學術層面的考量——可能源于情感傾向、家庭教養，或是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多元文化熏陶。我的選擇正是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我出生在法國，但幼年便隨家庭輾轉多國，十二歲前已在四、五個國家生活過，北美、歐洲大陸都留下過我的足跡，后來更在英國定居四十年，這種跨國成長經歷讓我很早就形成了國際視野。進入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后，我本想攻讀國際關系專業，對世界進行一種比較視角的考察。但入門課程令我大失所望，我還曾選修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領域的導論課，結果發現這些學科的教學同樣令人昏昏欲睡。于是我改選了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開設的政治理論課程，他是該領域的世界領軍人物之一。現在想來，教師質量實在至關重要。學習該課程不到一個月，我便發現，這才是我真正熱愛的領域——政治思想研究既能進行抽象思辨，又能從歷史維度審視國家間關系、國家內部結構乃至個體在政治進程中的作用。于是我毅然轉投政治理論門下。本科畢業后，我以古印度政治哲學為題完成了碩士論文。在麥吉爾大學攻讀博士期間，我遇見了剛從劍橋回到加拿大的一名講師，他看過我的習作后指出，我的研究取向與劍橋思想史領域正在推進的學術議程高度契合。這個完全意外的契機，最終成為我學術生涯的關鍵轉折點。

初到劍橋，我深感不安，如同只學了一節游泳課就被扔進深水區。我的博士課題聚焦馬克思的思想，這個選題與我個人經歷密切相關。1972-73年，我開始閱讀馬克思的著作，也正是在那時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我曾作為助教工會成員參與因薪資過低而引發的罷工活動，我從中真切體會到作為一名工人的意義，這意味著深入工人階級群體，無論是表達異議還是協商解決問題，都要與管理層展開博弈。這種“政治學”的實踐教育彌足珍貴。話題回到1978年，劍橋的博士培養模式與北美截然不同：沒有必修課程與階段性考核，歷史系博士項目完全圍繞學位論文展開。論文篇幅要求在八萬字左右，當時學生完成論文的平均周期長達七年，我四年完成實屬例外，但學術壓力遠不如當今這般嚴苛。最重要的是研究本身的原創性，你必須做出前所未有的研究。而在歷史學領域，這種要求不是困難，而是極其困難。

正如我所說，我的研究主題與馬克思有關。我關注馬克思是如何處理政治問題的，亦即馬克思是怎樣的民主主義者？他在什么時刻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他所接觸的組織形式又如何促使他改變看法？自馬克思起，歷經列寧、斯大林，以及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存在諸多不同的政治組織觀念。在《共產黨宣言》所描繪的那種計劃體制下，馬克思如何設想國家將最終“消亡”？我開始研究馬克思思想的來源，尤其是在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傳統中，他從何處獲得靈感。當然，馬克思極度重視原創性，他喜歡標榜自己是原創者，因此他在1844-1848年間努力拉開自己與大多數早期社會主義先驅之間的距離。我花了近一年時間研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及英國的無政府主義傳統，原因之一就在于兩者間存在明顯的相似性——例如都主張在理想社會中國家將會消失。然而，資本主義社會中用以維持工人秩序的強制性政治機制，可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繼續發揮作用，以監督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的轉型過程。

在我看來，馬克思的這一政治設想最開始是由早期無政府主義作家以認真而系統的方式加以探討的。當時我主要是在英語語境下進行研究，盡管我也接觸到一些德國無政府主義者，比如麥克斯·施蒂納（Max Stirner），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對他進行過激烈的批判。介于葛德文與馬克思之間的中間群體是早期的英國社會主義者，當我開始研究葛德文的伙伴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和歐文派時，又一樁機緣巧合不期而至，我發現倫敦大學參議院圖書館（Senate House）藏有最完整的歐文文獻檔案。1969年，社會史學家約翰·哈里森（J.F.C. Harrison）寫過一本重要著作，名為《羅伯特·歐文與英美的歐文主義者》（Robert Owen and the Owenit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該書有三分之一的內容是參考文獻，多逾百頁。最初看到這本書時，我心想：“恐怕我已無法對歐文主義提出任何新的見解，哈里森已經讀過所有資料了。”但我仔細閱讀后才意識到一個幸運之處，該書羅列的書目雖然詳盡，但哈里森只選用了全部資料中的一小部分。那些由他學生整理卻未被深入挖掘的檔案，那些成百上千份從未被認真研究過的文獻，最終成為我博士論文及前兩部專著的思想礦脈。

《機器、貨幣與千禧年：從道德經濟到社會主義》（ Machinery, Money and the Millennium: From Moral Economy to Socialism），格雷戈里·克雷斯著，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276頁

我在完成博士學位大約四年后，也就是1987年出版了《機器、貨幣與千禧年》。兩年后，我于1989年出版第二本著作《公民與圣徒》。在此之前，我的早期社會主義史研究路徑曾因劍橋大學國王學院一個名為“政治經濟與社會（1750-1850）”（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ety 1750-1850）的大型學術項目而發生部分轉向——該項目由伊斯特凡·洪特（István Hont）和米凱爾·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主持，重點關注蘇格蘭啟蒙運動對十九世紀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影響。他們當時需要學者參與研究蘇格蘭人對歐文主義所作的豐富貢獻，便聘用了我兩年。當時還沒有嚴肅的現代學術研究專門討論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此前的確有一些對歐文、威廉·湯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研究，以及關于十九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合作運動的論著，還有馬克斯·比爾（Max Beer）的社會主義史著作，后來則有柯爾（G.D.H. Cole）的作品，以及對記者喬治·穆迪（George Mudie）等次要人物的考察。

于是，我的研究進入了兩條并行的路徑：一方面是政治經濟學，另一方面更偏重政治思想的研究。我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探索，最終形成了《機器、貨幣與千禧年》一書，這項研究讓我認識到，社會主義運動自萌芽之初就存在著對社會主義概念意涵的多元化理解。首先，歐文本人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主張財產公有，其理想社會是容納一千五百到兩千人，最多不超過兩千五百人的小規模鄉村社區，居民從事農業與小規模制造業勞動，規避重工業壓力與精細化勞動分工帶來的工作強化困境。而歐文的早期追隨者中，威廉·湯普森、喬治·穆迪、約翰·格雷等代表人物（均在《機器、貨幣與千禧年》中設有獨立章節加以討論）卻得出了迥異的結論。他們幾乎都接受了這一新社會原則的革命性質，歐文最初稱之為“社會體系”（the social system），后來將其簡稱為“社會主義”（socialism）。他們將這種社會體系視為個人體系的對立面，后者意味著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但他們并未從這個新原則中得出完全一致的結論。在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影響下，歐文在新拉納克紡織廠的合伙人之一湯普森率先提出“自由市場社會主義”的構想，主張社區之間可以相互競爭，以最低成本生產商品。湯普森、格雷與后來的約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都認為，新社會精神的功能載體應是民族國家而非小規模社區，這標志著整個運動根本方向的重大轉變，同時也再次表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可能發揮的作用將遠超歐文當初的任何設想。

總之，我的早期社會主義研究大致從1978年持續到1983-1984年。1982年秋季完成博士論文后，我赴西德漢諾威大學就任首個教職。

那么，您的研究興趣是從何時開始從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轉向烏托邦思想的？是什么原因促成您學術旨趣的轉向與延展？

格雷戈里·克雷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從社會主義轉向更廣義的烏托邦思想研究，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發展方向。馬克思、恩格斯與早期社會主義者（馬克思稱其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對比早已為學界熟知。很明顯，烏托邦思想是社會主義悠久前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回溯至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的作品及系列文本，從許多方面來看，莫爾堪稱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各種烏托邦結社形式的“祖父”。莫爾的《烏托邦》是繼柏拉圖之后首部主張“公有財產是實現長期社會和諧與幸福的唯一途徑”的重要著作（盡管應記得該文本部分具有諷刺意味），它深刻指出唯有如此才能廢止富人攫取大部分財產、壓迫和剝削窮人的社會痼疾。

1518年莫爾著作《烏托邦》中的插圖對頁版畫

《烏托邦》1997年多佛出版社版封面

碰巧的是，1984年我在西德漢諾威大學英語系任教時，系里正統籌編輯有關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一九八四》的論文集。自少年時代起，我便非常喜愛這部作品，奧威爾是我終身的文學與政治偶像。后來我在《反烏托邦：一部自然史》（Dystopia: A Natural History）中設有專章來深入剖析其思想。從那以后，我越來越關注十八至二十世紀的烏托邦文學，它是一種傳達和批判社會主義思想的載體。在研究中，我大抵將烏托邦文本視為思想小說（novels of ideas），而將其中更具文學性的研究維度留給我那些受過文學批評訓練的同仁們。我耗時兩年研讀該領域所有重要的二手文獻，繼而追問——哪些研究空白亟待填補？現有的學術譜系存在哪些盲點？該領域的文獻綜述現狀如何？這是一個研究數量極其龐大的領域。我的同事萊曼·托爾·薩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曾出版一份非常優秀的書目索引。據他估計，在我們稱之為“烏托邦文學”的研究領域中，大約已有八千余部作品問世。

但我很快就發現，這個領域并不僅僅由烏托邦文學構成，而是包含三個面向。其一是“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比如歐文和傅立葉的社區實踐；其二是關于烏托邦的思想，涵蓋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理論等等；其三是文學形式的烏托邦文本，大約百分之五十的研究聚焦于文學領域。而我所感興趣的，正是烏托邦這三重維度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現代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題——自由和平等——之間的關系。

所以，我開始在該領域發表系列論文，撰寫專著，最新的一本名為《瀕危星球的烏托邦主義》，該書主張，需要在傳統政治思想關注的焦點外增加第三項原則：可持續性。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里，烏托邦主義就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向。在此期間，我連續擔任歐洲“烏托邦研究學會”（Utopian Studies Society）的主席，我們每年七月組織一次聚齊百余位學者的學術會議。可以說，我投身烏托邦研究這一學術志業，已逾數十寒暑。

能否簡要介紹您最新的研究專著《瀕危星球的烏托邦主義：后消費主義時代的生活》（Utopianism for a Dying Planet: Life after Consumerism）（2022）？您想在書中傳遞什么樣的意旨？

格雷戈里·克雷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在德國生活期間，被德國人稱之為“森林死亡”（Waldsterben）的生態災難——即工業城市排放導致的大規模森林枯死現象——就已受到廣泛關注。此時，綠色運動逐漸興起，多個歐洲國家出現綠色環保政黨的雛形。我當時就已意識到這些問題，也親眼目睹了環境破壞的嚴重性，但在那個時候，沒有人真正考慮過整顆星球完全毀滅的情景，早期的環保主義者也從未設想過地球會面臨徹底毀滅的可能。然而，2000年前后，人們開始意識到這種殘酷前景的真實性。人們開始認真討論和系統監測二氧化碳、甲烷以及其他有毒氣體的排放量，這些數據被記錄、被繪制成圖表。可以說，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漸趨分明，人們逐步意識到，這將是整個人類所要面對的危機，其后果可能是地球的徹底毀滅以及人類生命的終結。

2017-2022年，我花了五年時間寫作《瀕危星球的烏托邦主義》，它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部分首先闡述問題所在，過度消費，尤其是高排放行為的泛濫導致了全球變暖和物理性環境破壞的進程加劇，我由此得出結論：我們必須停止或大幅減少這種破壞行徑。第二部分探討烏托邦傳統，特別是社會主義傳統，如何教會我們減少消費。其實，從各類社區實驗到眾多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其豐富的思想傳統中包含大量有用的建議。這足以讓我們意識到，人類可以克服對物質商品，尤其是對奢侈品的依戀和癡迷，人類可以在不破壞地球的前提下過上優質的、體面的生活。本書的最后部分詳細闡述了改造世界的具體方案，這是我寫過最具實踐意義的內容，其中包含一套以可持續性原則為核心來重構國際經濟的系統性規劃。

如您所說，您對烏托邦理念的關注其實緣起于對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的追溯。經過多年對社會主義思想譜系的梳理，您如何理解和定義“烏托邦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您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格雷戈里·克雷斯：“烏托邦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之間的區分對任何該領域的研究者來說都不陌生，并且它常常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間的著作相關聯——他們在這些著作中批判了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例如歐文主義者、傅立葉主義者、圣西門主義者以及蒲魯東及其追隨者。1845-1846年冬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魯塞爾寫下了后來被稱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著作。就像馬克思的許多早期著作一樣，這本書在他們生前從未出版，這令人生疑：他們不出版這本書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如今，《德意志意識形態》被認為是馬克思最有力的早期著作之一。它首次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并且幾乎奠定了后續所有馬克思著作，乃至后世各種馬克思主義流派的理論基礎。因此，現代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研究起點，必須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但疑問依舊存在：他們為什么沒將其出版？此外，這份現存手稿的內容極為復雜。其中包含數種不同的筆跡，大量被劃除的素材，還有一些極具價值的表述——這些文字記錄了他們二人在那段時期共同探討問題的獨特思路。例如那句令歷史學家心馳神往的著名論斷：“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竟被馬克思或恩格斯劃去。這是否意味著他們改變了看法？抑或認為這種表述過于突兀？我們不得而知。那么，讓我們來看看為什么該文本如此重要。

目前可以歸納出五個理由。而在此之前，我們必須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本書中想要宣布一種新的世界觀。當然，此時尚未爆發1848年革命——這場革命在此后不久便震撼歐洲。在社會主義傳統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共產黨宣言》里，重申了《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的核心主題。換句話說，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認為有效的理論，被完整保留并延續轉化到了《共產黨宣言》之中。

第一項主題關乎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社會變革的時機。大多數的早期社會主義者，尤其是歐文派和傅立葉派認為，如果你能建立起模范試驗性社區，并證明人們在這種社區中生活會更加幸福，其他人便會自發仿效，進而實現社會的轉型。他們相信這種變革可以從少數人做起，最終擴及整個世界。而馬克思則在恩格斯的引導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當時恩格斯居住在曼徹斯特，與英國憲章派關系密切。“科學”的觀點認為，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改變現存制度。但這場革命只有在現代社會兩大主導階級間的關系因生產方式而陷入最嚴重危機時才會發生。恩格斯曾在曼徹斯特向歐文派學習政治經濟學，歐文派早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就開始構建一種經濟危機理論，并認識到此前曾多次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以棉紡織業為例，當新機器被引入到以前只能經由手工或原始機器完成的制造工序時，生產要素會劇烈增加。假設原來一個工坊一天生產二十件商品，引進新機器后便能生產兩百件，但市場的需求也許只有一百件。你當然可以試圖擴展市場，通過廣告、營銷激發需求，但這需要時間。機器的引入降低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再考慮勞動力成本的下降，哪怕算上機器成本，總體成本仍呈現降低趨勢。但與此同時，成百上千的工人因此失業——這就是市場需求飽和、生產過剩導致的危機。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類危機將不斷惡化。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周期內，大資本家通常擁有更強的生存能力。他們在銀行里有更多的資金儲備，可以暫時關閉工廠、解雇工人，等待市場回暖，不會面臨破產的窘境。而小規模生產者沒有銀行存款，只能破產倒閉。大資本家此時會趁機收購小規模生產者有用的機器設備，進一步壯大資本。于是，大資本家變得更加富有，小資本家則淪為無產階級。這種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會不斷積累，最終導向一場重大的市場危機，屆時數百萬工人將與少數極富有的資本家對峙，那時，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將被推翻。這是解釋資本主義制度失敗的馬克思主義主流范式，但它現在已鮮少被提及。所以，這就是第一個關鍵區別：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寄希望于示范實驗的推行，而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必須經歷一場由重大經濟危機推動的社會革命。

第二個區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都試圖精確地規劃未來社會的具體樣貌，但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完全不切實際。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的社會為社會主義的興起創造了不同的環境，你根本無法準確預測未來究竟會發生什么。所以，如果你只是畫出一張藍圖，它很可能在社會制度真正發生變革時就已經過時且無關緊要了。因此，這種“未來食譜”式的精確規劃和藍圖構想，正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二個區別。不過，我們在此也必須指出這個問題中常被忽視的一種張力：如果說《德意志意識形態》似乎主張當下或多或少是從過去自然生發而來，我們只能順著歷史浪潮前行卻難以預知其最終走向，那么《共產黨宣言》則鮮明支持近乎完全的計劃經濟，這暗示著我們需要對未來目標具備相當明確的預見性。這兩者之間的矛盾，至今仍未得到徹底的調和。

第三個不同之處在于，他們所設想的社會主義變革的規模。歐文和傅立葉等人強調的是小規模社區，他們認為，或許有一天，民族國家乃至整個世界都會由這些社區組成。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認為，革命不僅是民族性的，還必須是國際性的。因為歷史教訓仍歷歷在目：法國大革命遭反動勢力圍剿，俄國革命亦復如是。所以，為了成功，革命必須是國際性的。從軍事角度看，如果革命只發生在一個國家，它很可能會被資本主義強權壓倒。

第四點我之前已經提到過，即英國早期社會主義者大多是非暴力的。法國共和社會主義者繼承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傳統，較為激進。但絕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如傅立葉派、圣西門派、英國的歐文派以及其他一些邊緣的宗派社會主義者，基本上都是完全非暴力的。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暴力革命視作唯一的出路。當然，后來德國社會民主黨提出了一條和平的社會主義轉型道路，即在民主多黨制中，最大的黨派成為社會主義政黨，并通過選舉上臺執政。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這似乎是個完全可行的策略。但大多數閱讀過馬克思著作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暴力革命是唯一可能成功的策略。

第五個區別在于“誰是推動變革的主體”。在早期社會主義者中，比如歐文，他曾將其組織命名為“全民族各階級的聯合協會”（Association of All classes of All Nations）。歐文希望那些仁慈、志同道合、受過教育的人能引導未受教育的民眾進入他所構想的“新道德世界”。對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是極不可能的。即使有少數資產階級（如馬克思以及恩格斯）背棄資本主義事業轉向社會主義陣營，也絕不意味著會出現足夠數量的知識分子或受教育階層（更遑論實業家及其他中產與勞動階級）成為社會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真正能實現系統性變革的，是工業工人階級，而不是農民（這也是中國革命與早期以歐洲為中心的革命理論之間的重大差異之一）。工業工人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組織最嚴密、因現代工業勞動的集中性而最具凝聚力的階級。他們通常是熟練的機器操作工，需要具備相當高的教育水平，而且他們集中居住在工業區和工業城市中，擁有共同的利益認知。在充分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宣傳后，他們逐漸形成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種意識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至關重要。

總而言之，關于世界如何被組織起來以及它將走向何方，《德意志意識形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闡釋框架，重塑了我們的認知。該解釋模型在《共產黨宣言》中延續，它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一種“生產方式”體系，最近者為封建制度，當前則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四個階級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最為關鍵，二者間的關系是我們理解任何特定社會狀態的最重要來源。正如英國共和主義作家詹姆士·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所言，與所有其他社會形態一樣，社會、政治、經濟與法律權力的關鍵都在于財產的分配。一旦識別出某個社會中哪個階級占據主導地位，你就可以剖析這個社會的運作方式。因此，如果資產階級是主導階級，那么你就可以推導出政治制度的面貌：即資產階級政黨將占據支配地位。你就可以推斷出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對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的保護，你也可以推測出哲學關注的對象，即個人權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這些思想都并不批判資產階級制度。因此，對財產所有制的認知成為揭示社會全部秘密的關鍵鑰匙。這種將龐雜人類社會知識簡化為基礎公式的視角，堪稱徹底的認知革命，只要你掌握這一公式，便能獲得洞察社會的非凡能力。

正是這一認識最初使我成為社會主義者。我曾一度想成為一名國際法律師，直到我讀到大衛·休謨關于法律的論述。休謨曾讀過哈林頓的著作，他指出，整個法律體系都建立在財產所有制之上，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建立在資產階級財產所有制之上。我和大多數西方人一樣，從小被教育要相信法律是一套中立的程序，我們通過它在社會中裁決公平，以確保至少在權利層面的（如果不是在物質財富方面）公正分配。而休謨和馬克思的觀點令我醍醐灌頂。在近幾年里，正如我們從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公投中看到的那樣，一批億萬富翁階層擁有操控選舉結果的能力。在許多資本主義社會，選舉制度已被金錢驅動的錯誤虛假信息所腐蝕，信息通過互聯網的傳播來成千上萬次地轟炸民眾，其中大部分都是關于移民問題的謊言與不實之詞。而那些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往往無法辨別真偽，缺乏多元的信息來源去判斷孰真孰假。

《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的制度被簡稱為“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在德文的原始表述中，“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主要指的是對社會問題進行系統化的研究，并不等同于狹義上的自然科學研究，它意指系統性的而非科學性。在英文中，如果你理解“systematic”與“scientific”兩個詞的區別，便可明白，前者強調的是謹慎的、有條理的、深思熟慮的研究，而后者則傾向于以實驗室研究和觀察為基礎的自然科學方法。但在人文科學，尤其是歷史學中，始終缺乏自然科學所要求的準確性與精確性。盡管如此，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在蘇聯時期，曾試圖把“科學社會主義”說成是類似于萬有引力法則的不可違逆的自然定律。但其實，最初的表述所指明的是，如果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如何產生與發展的，就能大致判斷經濟危機將如何促成其終結。這種“科學性”體現在，經濟學是所有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但在經濟學具備任何真正的預測能力之前，仍需考量諸多變量與不確定因素。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您陸續主持一系列原始資料的匯編工作，并出版若干論文集，其中代表作有《劍橋十九世紀政治思想史》和《劍橋烏托邦文學指南》。您多次強調自己的學術研究以文本為中心，該取徑有何獨特的解釋力？您如何理解語境主義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在您看來，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思想史研究是否存在著基本的方法論立場，如果存在的話，它應該是什么？

格雷戈里·克雷斯：我認為關于研究方法的首要原則是：每一個研究領域，乃至每一個具體的研究對象，實際上都會產生它自身特有的研究方法，因為方法是由研究者可獲得的資料來源所決定的。針對任何一個個體思想家或特定文本的研究，其可用資料的數量可能差異極大，乃至懸殊。

例如，要研究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思想，就必須了解邊沁和詹姆斯·密爾（James Mill）的思想和生平，你還得了解密爾的個人生活，比如閱讀邁克爾·帕克（Michael St. John Packe）和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撰寫的標準傳記。此外，你還要認真研讀三十卷本的《密爾文集》。回溯一位思想家留存的書信，常常能極大地啟發我們對其思想的理解。對于許多作者而言，如若可利用的材料趨于有限，則其“語境”相應收縮，從而為推測性闡釋留下更大的空間。

因此，差異語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可利用材料的多少。例如，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通信，是理解馬克思思想如何隨時間演變的極佳線索。再來看歐文的信件檔案，雖然庫藏幾乎并未收錄他早期生活（直至1820年前后）的信件，但自那之后我們擁有海量資料，其中上千封信件和小冊子被重新整理出版，這為學者研究其晚年生活及后期思想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源。這足以說明，哪怕你想采用語境方法，但如果你缺乏材料，你所能做的也只是推測。當然，歷史學家不喜歡推測，除非他們有冷冰冰的、硬邦邦的、經驗性的證據，他們希望能夠說出“X寫信給Y說了什么”，并由此得出一系列結論。在哲學或政治理論領域，這種分析相對容易，因為該取徑更關注思想本身意味著什么，它們之間如何互動、如何與其他觀念相關聯，以及它們在當下可能具有的意義。而思想史家的首要任務，是清理現場，確定某一觀念在何時何地被如何提出。因此，當我們研究某一思想的核心表述時，比如密爾在《論自由》中提出的“傷害原則”，我們就必須說：“在評判這一觀點之前，你必須先看密爾在《邏輯體系》和《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是如何討論這一主題的”，還要考察密爾與他人的通信內容等等。這就是“語境”的價值，也是思想史與其他研究路徑之間的區別。但這是一種要求極高且耗時費力的方法，它具有無限回溯、永無止境的傾向，亦即不斷追溯史料來源的源頭。

因此，盡管研究的基本原則是明確的，但并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方法，這完全取決于你所研究對象的史料豐富性與多樣性。這也是為什么研究一個留存資料豐富的思想家總是一個更為明智的選擇。通常而言，愈是趨近現當代的思想家，關于其生平和著作所留下的文獻記錄就越密集。相反，越是往歷史深處追溯，我們能夠獲取的補充性材料就越少，也就越難以考察私人與公共生活之間的關系。而在密爾的案例中，這點極為關鍵，密爾與哈瑞特·泰勒（Harriet Taylor）的關系不僅僅是私人情感層面的，兩人更是有著深度的智識合作。這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因為女性對社會和政治思想的貢獻常常被忽視。目前已有大量著述對此展開探討，因為密爾告訴我們，兩人的關系對他來說至關重要。密爾明確表示，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以來，無論是《政治經濟學原理》，還是二十年后寫就的《婦女的屈從地位》，哈瑞特在他主要著作的寫作過程中始終發揮著核心作用。密爾坦言，是她讓他成為女權主義者，并將女權主義轉變為他最重要的事業之一。當然，早在認識哈瑞特之前，密爾就已經是某種程度上的女權主義者——這得益于他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與圣西門派、傅立葉派的接觸，這些早期社會主義者幾乎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擴大女性權利。但毫無疑問，哈瑞特進一步強化并激發了密爾的這些思想傾向。

相較于斯金納和波考克對自由主義思想的考察，您更關注左翼思想的發展脈絡，研究取向的偏差如何影響您治學方法的擇取？或者說，從您的視角如何理解他們的研究進路？

格雷戈里·克雷斯：這要談到政治思想史這一學科在過去幾十年中的整體發展。從1975年攻讀碩士學位至今，我涉足該領域已有五十年。總體而言，政治思想史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個比以往規模更大、更為重要的研究領域。這幾乎完全歸功于兩位領軍人物：一位是美國的波考克（J.G.A. Pocock），另一位是英國的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我與他們兩位都相識甚深，并對他們都懷有極高的敬意。在波考克調往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任教時，我接任了他在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教職。后來，我多次在學術會議及私人場合中與波考克交談，這位淵博的學者總是如此真誠親切、平易近人。1978年，我曾在劍橋大學聆聽昆廷·斯金納的講座，此后在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與他逐漸相知。兩位學者皆以全副熱忱投身學術志業，其深遠影響力持續推動著政治思想史領域的發展。

然而，我早已發現，我的觀點與這兩位學者的研究重點之間存在某種政治張力。我的學術生涯始于政治理論領域的社會主義思想史研究。在那個冷戰方酣的年代，馬克思被視作整個社會主義傳統的標桿性人物，而西方政治傳統中左翼與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闡釋者之間的對立仍勢同水火。波考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遭受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諸多攻訐，以法國大革命研究為參照，波考克顯然更同情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及其《反思法國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他就此寫過不少文章，他并不偏向于我所認同的民主或左翼革命傳統。我猜想斯金納亦持相似立場。簡言之，守護以“自由”概念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傳統，似乎是二人學術研究的政治旨歸。當然，他們的這種取向是可以理解的，也確實值得稱贊。

然而，這些偏見讓我感到不安。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已逐漸相信，在計劃經濟、對社會平等更高程度的追求、以及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之間，達成某種調和是可取的。但若以自由絕對優先于社會平等的思想傳統作為達成這類和解的理論基礎，必將極其困難。不過，在波考克的著作中，尤其是某些特定的篇章里，仍能隱約看到這種調和嘗試的可能性。他在恢宏巨著《馬基雅維里時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中詳細闡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以及古典世界政治遺產在他所稱的“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形成過程中的傳承與重塑。在該傳統中，詹姆士·哈林頓主張通過“土地法”來限制財產權，無疑是此間的“左翼”代表。然而，在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辯論中，波考克似乎更同情柏克對絕對主義的支持，而非議會改革派對民主的熱忱。在我看來，歷史已經在這場爭論中為潘恩而非柏克正名，因此波考克的立場令我頗感費解。盡管如此，他與斯金納一樣，始終是研究共和主義傳統最杰出的歷史學家之一。

冷戰爭端的余韻在蘇聯解體后有所消散，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間意識形態對抗所留下的痛苦并未完全消弭。去殖民化與全球化進程，新一輪的女性主義浪潮皆為意識形態斗爭提供了新的錨點。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有組織的階級斗爭逐漸式微，但在大學內的歷史觀點分歧依然存在。大約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尤其在英國，高校院系開始逐步喪失對行政事務的自主管理權。除管理層外，薪資持續下降，教學任務加重，學術自主性遭到削弱。大學實際上正被改造為資本主義企業的翻版，而這種“商業友好”的意識形態也被鼓吹為現代大學運作的根基。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在西方大學中已無法繼續從事社會主義或左翼思想的歷史研究。但這項任務確實變得更加艱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政治思想研究必須從三個而非兩個關鍵概念的互動出發：位于金字塔頂端的是“可持續性”，其下是“自由”和“平等”。如果我們無法遏止當前環境破壞的加速進程，無法保護自然界，那么討論一個社會應追求何種程度的自由或平等便毫無意義。一旦全球氣溫上升幅度超過二攝氏度（目前平均氣溫已上升一點六攝氏度），人類文明將面臨滅頂之災。但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從思想史的角度反思，人類何以陷入如此危局？又該如何破局？這正是我撰寫《瀕危星球的烏托邦主義》的根本動因。

您從事歷史研究數十載，也深知目前年輕一代學人的成長會遇到很多困難，在中國也有“躺平”一說。依據您的從業經驗，您對現在同行業的年輕歷史學者，以及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習與研究思想史的學生有何建議？

格雷戈里·克雷斯：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對于現在剛剛進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來說，他們無疑面臨著一個令人望而生畏、極具挑戰性的前景。在西歐和北美，高等教育正處于危機時刻，這不僅僅是因為特朗普，盡管他確實對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基礎教育都造成了損害。他對大學的攻訐，本質上是任何時代愚昧者的共同伎倆，是對知識分子的猜忌，是對科學精神的蔑視。

所以，對于有抱負的年輕學者來說，你必須意識到這將是一場艱苦的奮斗，唯有全力以赴方能有所成就。光投入時間是不夠的，你必須更高效地工作，這意味著你得能夠發表文章，得能夠輕松地寫作。你需要對這個學科懷有一種近乎超越一切的熱愛——可以說，你必須心甘情愿與之“締結婚約”。英語世界里有句俗語：成為一名學者不僅僅意味著選擇一份職業，更是響應一種神圣的召喚，猶如接受一份神父或僧侶的圣職。我們都有這樣的頓悟時刻：深夜里獨坐圖書館，突然茅塞頓開，在世間萬千可能中，你意識到這就是你最熱愛的事業。這一刻你便明白，你已別無選擇，必須投身于此。而你一旦領悟，便將終生恪守這份志業。

如今，僅僅成為一名優秀的學者已不足以應對挑戰，你還必須成為一名出色的教師。你要掌握一套與學術研究全然不同的技能，那就是與他人溝通的能力。你必須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保持對學科的熱忱，讓教學始終充滿吸引力。這也意味著你必須成為一個引領者，而代際之間的認知差異，年輕人對同一概念的理解方式截然不同，都讓教學變得更加困難。你要能夠傳遞出你內心的熱情——這或許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激勵學生，他們會自然地想到：“既然老師如此真切地熱愛這門學問，那它一定有著值得探索的價值，一定值得我們切身投入。”一旦成功傳遞出這種熱情，教學就成功了一半，因為學生們將由此主動投身必要的艱苦研習。

我想，對任何人而言，最重要的建議或許是：要盡快確定學術是否真是你此生最想投身的事業。一旦做出這個決定，就必須準備好作出巨大犧牲——無數個夜晚、無數個周末都將被研究工作占據，在取得成功前的數年里，你的社交生活將大幅縮減。然而，學術之路終將饋贈豐厚的回報：例如與同仁進行深刻而有意義的對話、赴各地交流訪學、參與專業著述，乃至獲得晉升與發展。關鍵在于要審慎選擇你的研究領域，并努力成為該領域公認的專家。若初始選擇的研究領域過于狹窄，不妨適當拓寬其邊界以增強學術影響力。但無論如何，都要保持對研究對象的滿腔熱忱，如若沒有發自內心的強烈興趣和求知激情，你將難以維系精深研究所必需的持久動力。回報或許不會立刻彰顯，但假以時日，你終將收獲豐沛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