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貿格局正經歷深刻變革，傳統多邊體系被地緣政治重構，呈現出集團化與碎片化撕裂市場、多極化與雙邊化重塑權力、服務化與綠色化定義新賽道的“六化并存”特征。面對全球經貿格局深刻變化的復雜形勢，中國須對內加速供應鏈安全建設，對外構建共建共享共治新規則，在全球經貿體系重構中不斷贏得戰略主動。

全球經貿規則與秩序發生非理性嬗變

傳統全球經貿規則的演化通常遵循“漸進式調整”邏輯，即基于技術迭代、產業升級或經濟周期等可預測因素進行適應性改革。然而，近年來的全球貿易體系變革已明顯突破這一范式，呈現出地緣政治驅動、規則碎片化加速、安全邏輯凌駕效率之上等非理性特征。“非理性嬗變”不僅顛覆了二戰后建立的多邊主義框架，更通過連鎖反應重新“搭建”著全球供應鏈與國際貿易增長路徑。

一是多邊機制功能性癱瘓，從規則治理演進到政治對抗。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失效是傳統秩序崩塌的典型例證。根據WTO官方數據，其爭端解決上訴機構因美國阻撓法官任命于2019年12月停擺，導致截至2024年20多起涉及關鍵貿易摩擦的案件懸而未決，包括中美半導體爭端、歐盟航空補貼等重大議題。與此相對，單邊制裁數量激增，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BIS）的“實體清單”數量不斷增加，且頻繁將中國企業列入“實體清單”進行限制。更深遠的影響在于規則制定權的爭奪。美國通過USMCA第32.10條“毒丸條款”限制締約方與“非市場經濟體”簽署自貿協定，試圖將WTO邊緣化；而歐盟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單方面設定全球碳定價標準，迫使發展中國家每年承擔龐大額外成本。“規則武器化”現象表明，傳統基于共識的經貿規則制定模式已被大國政治博弈取代。

二是供應鏈重構出現“安全溢價”，效率讓位于地緣風險。全球供應鏈的區域化本可通過市場自發調整實現優化，但近年來的重構卻表現出顯著的政治強制性。通過切斷投入產出關聯、增加非關稅壁壘以及提高關稅3種方式刻畫“友岸外包”，量化研究評估實施“友岸外包”政策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經濟成本表明，三種刻畫方式下中國消費者福利平均分別降低4.76％、2.74％和2.90％，世界各國消費者福利平均分別損失11.07％、1.34％和5.93％。例如，美國《芯片法案》提出補貼推動臺積電、三星在美建廠，但亞利桑那州工廠的勞動力成本遠遠高于中國臺灣地區，建設周期也更長；歐盟《關鍵原材料法案》要求2030年前本土供應一定比例以上的鋰、鎳等資源，但是根據相關數據分析，歐洲鋰礦開采成本可達智利的數倍。

三是貿易保護主義自我強化，出現局部甚至系統性風險。根據全球貿易預警數據庫（GTA）的統計，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妨礙貿易自由化的干預措施數量不斷增加，2023年1月至2024年7月期間，全球就有7000余條扭曲貿易的政策存在或出臺。其中，美國宣布對29個國家和地區不斷加征更高的對等關稅，測算顯示，2024年美國從這29個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占美國總進口的63%，加征對等關稅將導致美國進口關稅稅率平均上升21.4個百分點，高于市場預期并引起全球資本市場調整，對等關稅完全落地更將帶動美國核心PCE同比上行2個百分點左右；印度為對抗中國制造業優勢推出“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對手機、電子元件等14個行業提供230億美元補貼，結果計劃推行四年以來，制造業在印度經濟占比已下滑至14.3%，參與計劃的企業共生產價值1519.3億美元的產品，僅達政府設定期望值的37%，而政府也僅發放17.3億美元的獎勵金，達標率不到8%，暴露出政策與產業基礎嚴重脫節。保護主義的“內卷”還體現在非關稅壁壘的泛濫，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信息，歐盟是TBT通報數量較多的成員之一，僅實施《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就大幅增加了歐盟企業技術升級、數據保護官（DPO）聘用、數據存儲和處理流程調整等合規成本。

四是新興領域規則真空，數字與綠色貿易失序競爭。新興領域不在傳統規則覆蓋之內，成為無序競爭的重災區。首先，導致了數字貿易治理碎片化，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要求數據自由流動，但排除中國參與；中國《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將年數據跨境超100萬用戶的企業納入監管，與歐盟《數據治理法案》形成沖突；2024年，全球數字服務貿易因規則不一致損失數億美元潛在收益。其次，導致了綠色貿易的“環境單邊主義”，美國《通脹削減法案》（IRA）旨在通過補貼推動美國本土電動車產業發展，要求電動車電池組件需在北美生產，直接導致韓國對美電池出口驟降，違反了WTO的最惠國待遇原則；歐盟新電池法案是全球首個將碳足跡作為對產品強制性標準的政策，覆蓋電池的全生命周期，該法案對電池的碳足跡、再生原材料比例等做出嚴格規定，設置了直接決定產品是否允許進口的“綠色準入門檻”，導致中國等國家電池企業在歐洲市場面臨更高的準入門檻且增加了合規成本。

當前，全球經貿秩序的突變已超越“適應性調整”范疇，政治邏輯與經濟規律相互背離，短期安全與長期競爭力之間的平衡被打破。這種非理性嬗變終將觸及“成本閾值”。當跨國企業因政治干預累計損失超過利潤，或發展中國家因規則碎片化而嚴重喪失出口市場時，系統性調整或將不可避免。在此之前，可以預見的是，全球貿易將在“高成本、低信任”的脆弱平衡中維系運轉。

國際經貿格局呈“六化并存”特點

全球經貿格局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變革，呈現出“六化并存”的復雜態勢，集團化與碎片化、多極化與雙邊化、服務化與綠色化相互交織，深刻重塑著國際貿易規則與秩序。

集團化與碎片化并存既是全球化深度調整的結果，也是大國博弈的產物。在集團化方面，區域貿易協定（RTAs）已成為大國劃分勢力范圍的核心工具，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覆蓋全球30%的GDP，區域內90%商品關稅已歸零，推動中國—東盟出口增長9%；而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美墨加協定（USMCA）則通過排他性條款強化區域壁壘，例如USMCA的“毒丸條款”導致墨西哥對華投資審查案件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多邊體系陷入功能性癱瘓，WTO上訴機構停擺使貿易爭端陷入僵局，各國轉而依賴單邊措施，美國在2023年及之后特別針對中國技術和產業領域頻繁使用“301調查”工具，技術標準分裂和制裁蔓延進一步推高全球貿易隱性成本，非關稅壁壘的增加對國際貿易產生了顯著負面影響。集團化與碎片化并存的矛盾格局，既反映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也暴露了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度分化。

多極化與雙邊化并存凸顯了全球權力轉移中的新對沖策略。新興經濟體在多極化進程中強勢崛起，中國已與52個非洲國家及非洲聯盟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企業在價值5000萬美元以上的非洲基建項目合同中占比31%；印度在PLI計劃推動下，制藥和手機制造行業表現較為亮眼，2023年—2024年度手機產值達490億美元，比2020年—2021年增長了63%，蘋果公司也將高端機型的生產轉移至印度，推動了當地手機制造業的發展，藥品出口也從十年前約140億美元躍升至278.5億美元；2017年—2023年期間，美國自東盟進口額的復合增速高于歐盟和墨西哥，越南作為東盟的重要成員，其對美出口增長顯著，貿易順差大幅提升，2023年就超過了1040億美元，幾乎是2017年特朗普上任時（約380億美元）的三倍。然而，多極化也催生了規則多中心競爭，例如，中國主導的DEPA與美歐數字規則形成直接博弈。在此背景下，雙邊協定成為各國風險對沖的重要手段，歐印自貿協定推動汽車和葡萄酒關稅互免；非洲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4年數據:非洲貿易轉型》顯示，雖然非洲經濟體在非洲大陸共同市場下相互貿易時面臨著挑戰，2022年，非洲內部貿易曾實現過20.6%的驚人增長。這種多極化與雙邊化并行的格局，既體現了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提升，也反映了各國在不確定性中尋求精準合作的務實態度。企業因需符合不同雙邊協定規則合規成本顯著上升，OECD就曾為此建議通過多邊協議（如《亞太經合組織跨境隱私規則》）增強政策互操作性，以降低企業合規成本。

服務化與綠色化并存展現了技術革命與氣候治理對全球貿易的雙重驅動。服務貿易已成為新增長引擎，根據WTO發布的《全球貿易展望與統計》報告，2024年全球服務貿易總額達到8.69萬億美元，同比增長9%，全球數字服務貿易占比提升至58%，跨境電商、云計算、數據流動成為增長引擎，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達2.63萬億元，同比增長10.8%，TikTok、Temu等平臺推動“中國制造”直達全球消費者。但是數字治理規則分裂也在不斷加劇，中國《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與歐盟《數據治理法案》在立法目的、規制對象、監管機制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導致數字服務貿易的潛在收益存在著損失。在綠色化方面，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過渡期已覆蓋六大行業，進口商需要購買CBAM證書來履行其碳排放義務，證書價格與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碳價掛鉤，2026年正式征收后將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對那些依賴高碳產品出口的國家，中國作為歐盟CBAM覆蓋產品的主要出口國需要密切關注CBAM實施規則，以有效降低合規成本并保持競爭力；美國IRA法案引發全球補貼競賽，吸引大眾、寧德時代等企業在美建廠，但觸發了歐盟2500億歐元的“綠色補貼”反擊。發展中國家成為綠色單邊主義的受害者，非洲因CBAM鋼鐵出口受到損失，中國則通過占據全球絕大部分光伏出口份額在反向塑造規則。綠色化也帶來新貿易壁壘，相關報告指出，環境標準已成為貿易爭端的重要因素，例如，歐盟委員會正式對中國電動汽車（BEV）征收為期五年的反補貼稅，中國電動汽車企業需要支付額外關稅增加出口成本，導致出口增速放緩。服務化與綠色化并進的趨勢，既體現了技術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暴露了發達國家借環保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的結構性矛盾，全球經貿體系正面臨效率與安全、開放與監管的深刻悖論。

當前“六化并存”的格局本質上是全球化經貿矛盾集中爆發的結果。首先，是效率與安全的撕裂，集團化提升區域效率，但碎片化推升全球成本；其次，是多邊與雙邊的博弈，多極化要求集體治理，但雙邊化助長“規則套利”；再次，是創新與約束的沖突：服務化依賴開放網絡，綠色化卻強化監管邊界。由此可見，未來轉折點可能出現在成本閾值突破時，即當跨國企業因規則分裂導致利潤受損，進而推動大國妥協；或是出現在技術突變時，量子計算、可控核聚變等突破可能重構產業競爭力格局；或是氣候危機加劇時，極端天氣或迫使各國放棄“綠色單邊主義”，轉向合作減排。在此之前，可以預見的是，全球經貿體系將延續“非理性繁榮”——在對抗中合作，在分裂中演進。

積極應變與適時謀變的建議

面對全球經貿規則與秩序非理性變化與“六化并存”的復雜局面，中國需要創新競爭路徑，既要把握新興市場崛起機遇，又要有效應對發達國家規則壓制，以區域協同對沖集團化與碎片化，以多邊合作重構多極化與雙邊化，以綠色數字拓展服務化與綠色化，同時構建精準反制工具，在維護核心利益基調下持續推動高水平開放合作。

● 構建“韌性供應鏈”戰略

實施“雙循環+區域化”供應鏈布局。建議對內強化“長三角—粵港澳”高端制造集群，對標《中國制造2025》中期目標實現關鍵制程100%國產化；對外深化RCEP區域產業鏈整合，在東盟建立3—5個諸如越南電子元件集群的“中國標準”工業園，大幅度提升區域供應鏈占比。

建立關鍵物資“安全清單”動態儲備機制。建議針對鋰、鈷等30種戰略資源，通過非洲、南美長協合同鎖定供應，2027年前儲備量達到180天消費需求；設立5000億元供應鏈安全基金，支持企業開展礦石冶煉—電池制造—回收全鏈條投資。

●突破規則碎片化困局

鞏固提升“數字絲綢之路”規則倡議。建議既要積極參與CPTPP等高標協定改革，更要針對性地主導諸如數字絲綢之路的南南規則的制定和實施，形成規則供給“雙循環”；以DEPA為藍本，聯合東盟、中東國家制定《跨境數據流動亞洲標準》，擴大海南試點允許“數據保稅區”內自由流動；開發自主可控的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盡快覆蓋“一帶一路”沿線絕大部分的貿易結算。

打造“綠色規則”對沖聯盟。建議聯合非洲、拉美建立“發展中國家碳核算體系”，推出與歐盟CBAM平行的“可持續產品認證”；在光伏、風電領域推行諸如沙特紅海光伏項目的“中國技術+本地化生產”模式，削弱西方碳壁壘效力。

●創新多極化競爭路徑

實施“技術—市場”雙捆綁戰略。建議將基建輸出從勞動密集型升級為技術賦能型，參照有些對外合作項目培訓本地工程師的做法，對新興市場出口高鐵、5G時捆綁技術轉讓，重塑全球化收益分配模式；設立1000億元“全球南方創新基金”，投資當地數字化改造項目以換取市場準入。

構建“非對稱制裁”反制工具箱。建議避開傳統貿易戰領域，在稀土、光伏等中國主導環節建立“威懾杠桿”，建立有關稀土永磁、光伏硅料等“不可替代性產品清單”，對美歐斷供時啟動分級響應；立法要求在華外企簽署“反長臂管轄承諾書”，違者限制政府采購資格。

●搶占服務化與綠色化高地

啟動“數字服務出海”燈塔計劃。建議遴選釘釘、飛書等100家SaaS企業，給予海外營收50%稅收減免；在迪拜、新加坡建設“離岸數據中心”，滿足中東、東南亞數據本地化要求。

推行“綠色產能”共享模式。建議向非洲轉讓光伏組件生產技術（每年培訓1萬名技工），換取礦產開采權；發起設立“全球新能源基礎設施銀行”，用人民幣貸款綁定諸如“寧德時代電池+特變電工電網”等類型的中國設備采購項目。

●制度型開放突破點

試點“邊境后規則”壓力測試區。建議在自貿港試行CPTPP國企競爭中立條款（如海南航空混改引入國際審計）；可在上海試點允許外資參與數據交易所運營，但要求交易使用人民幣計價。

建立“經貿安全預警—響應”AI系統。建議整合GTA數據庫、企業供應鏈信息，實時監測全球商品管制動態；對芯片等重點行業提前6個月預警，自動生成諸如經馬來西亞封裝規避關稅等類型的轉口貿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