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北京大學歷史系王立新教授的新著《帝國的敘事話語：國家身份塑造與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下文簡稱為《帝國的敘事話語》）出版后，迅速在學界引發廣泛熱議。5月31日，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和武漢大學“區域國別視野下的民族國家構建與現代化進程研究”青年學術團隊共同舉辦了一場專題研讀會，聚焦于該書在“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視角與路徑”方面的開拓性貢獻。該書作者王立新教授蒞臨現場，與徐友珍教授（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肖華鋒教授（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梁軍教授（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馬建標教授（復旦大學外交學系暨全球史研究院）、張楊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李鈞鵬教授（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王睿恒副教授（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劉義勇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王萌教授（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等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對該書進行研讀并展開讀者和作者之間的深入對話。

活動伊始，本次研讀會的組織者、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杜華教授介紹了本次活動的緣起。他指出，學術論著本應是學者學術素養的核心體現，然而，在當前考核體系下，其價值往往被相對忽視。為此，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旨在通過承辦國內歷史學領域新著及經典著作研討會，著力提升高水平學術著作的影響力，并推動學界對學術著作的深度關注與批判性對話。“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視角與路徑——《帝國的敘事話語》研讀會”正是世界史學科該系列活動的首秀。

王立新教授的新著《帝國的敘事話語：國家身份塑造與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

王立新：身份與利益——美國人的探索與迷茫

王立新教授首先介紹了《帝國的敘事話語》的寫作緣起、研究歷程與研究目標。在談及寫作緣起時，他提及，在2001年，他偶然讀到已故的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觀點：國家的身份是界定國家利益的基礎，只有知道“我們是誰”，方能明晰“我們的利益”在哪里。而這一洞見成為王立新教授后續研究的起點，后來王立新教授又接觸到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國家身份問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2013年，王立新教授以“獨立以來美國的身份意識與對外政策研究”為題目，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項目于當年9月獲批后，著作的撰寫工作正式啟動，直至2023年3月完稿。隨后，書稿交給北京大學出版社審閱，經修改刪節后，于2025年1月出版。

《帝國的敘事話語》共計五章，分為上下兩編。其中上編（第一~二章）屬美國國內史，主要涉及美國精英塑造、論述美國自我認知的歷程。第一章考察了自美國建國初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國家身份概念，在這一階段，美國精英在塑造國家身份時信奉美國例外主義，強調自身同歐洲的區別；在想象美國地緣政治空間時推行大陸主義，視歐洲為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在思考美國的國際角色時則強調美國作為“共和的典范”和“自由的燈塔”的榜樣力量，強調應專注于國內事務。第二章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美國國家身份的重塑過程與美國人國家身份觀念的變化，在這一階段，美國精英逐漸以“西方文明”敘事取代例外主義，以“大西洋共同體”想象取代大陸主義，以“（自由）世界領袖”取代“自由的燈塔”的角色。而下編（第三~五章）屬美國外交史，主要涉及美國的自我認知如何影響了美國冷戰時期的外交決策。第三章考察美國文化與地緣身份的重塑如何為美國人重新理解美歐關系提供了嶄新的概念工具，并在冷戰初期促成了大西洋同盟的成立。第四章考察了美國的“世界領袖”身份所帶來的“信譽焦慮”對美國戰后外交的影響。第五章則考察了里根總統對美國例外主義的重新闡發及其對冷戰進程的影響。

《帝國的敘事話語》旨在實現以下四個研究目標。第一，重新闡釋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冷戰初期在外交的重大轉折。在戰后至冷戰之初，美國發生了“外交革命”，既往的研究多從美國國力的增長、國際地位的變化、美國國家戰略的調整以及意識形態變遷的視角解釋，而本書則試圖從國家身份塑造與美國人自我認知的變化角度進行闡釋，并將這種認知變化視為外交革命的內在根源。第二，為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尋找“原點”，這個“原點”就是國家敘事以及在國家敘事基礎上形成的國家身份。通常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出發點，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促進國家利益，但國家利益有很強的主觀性。先有自我認知，即先知道自己是誰，然后才能確定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以及如何實現這些利益。而國家自我認知的形成是精英敘事的產物，國家是“通過敘事構建的共同體”。精英提出的主導性的國家敘事塑造了美國人的自我認知，形成國家身份意識，構成外交政策的“原點”。從一定意義上說，不同時期、不同內容的美國外交政策都是從這一原點劃出的線。第三，將美國國內史與外交史的研究串聯起來，打破兩者彼此分離的局面。本書有一半的篇幅沒有涉及外交，而是討論美國精英如何闡釋美國的歷史、國家特性、文化傳統、未來愿景，涉及的歷史人物主要是歷史學家、文學家、地理學家、時事評論家和記者，當然也包括政治家和總統。而涉及總統的時候，大量篇幅考察的不是總統的具體外交政策，而是總統面向國內公眾的演講。這些知識精英和政治家的文章和演講雖然討論的是美國自身，但卻有強烈的對外關系的意涵，形塑了美國人對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認識，并進而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國家身份塑造實際上就是國內史和外交史的匯合點。第四，為理解當前美國內政外交的混亂提供補充性的視角。自2016年以來，美國的內政和外交就出現了混亂，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極為嚴重，其程度在美國歷史上僅次于內戰前和內戰時期。特朗普上臺后更是全面推翻了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美國一手締造和維護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搖搖欲墜。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如果從國家敘事和國家身份的角度看這個問題，或許看得更清楚一些。當前美國社會出現兩種區別巨大甚至相互對立的國家敘事，兩種敘事對美國歷史和國家特性的闡釋、對外部世界的看法以及對未來愿景的展望截然對立，并激烈競爭，美國人在“我們究竟是誰”這一問題上越來越迷茫，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其結果是美國國家身份的分裂和混亂。這是近年來美國出現社會分裂、政治極化、對外政策劇烈搖擺的深層根源。這與冷戰時期美國社會有清晰明確的國家敘事和國家身份意識從而能夠制定了連貫一致的外交政策截然不同。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對日宣戰的著名演說——珍珠港演說

何以為鑒？——美國國家敘事的歷史與現實

王立新教授結束發言后，馬建標教授率先對《帝國的敘事話語》展開評議。馬建標教授認為，王立新教授此前的研究側重跨國史研究方法，新著則回歸了美國本身，但此書并沒有回到傳統的外交史研究范式之中，而是對此進行了成功的超越。該書從文化視角，即國家身份與國家敘事的維度解讀美國建國以來的外交戰略演變。這一富有創意的探索對深化中美外交史及中國史研究均具有重要啟發意義。它提醒我們，國民思想和身份認同的分化，將嚴重制約政府制定統一政策和采取協調行動的能力，最終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社會動蕩乃至整體性失敗。馬建標教授還指出，國內學界在闡述門羅主義及其影響時，常聚焦于門羅總統個人的作用，而該著作則憑借巧妙樸實的語言與翔實史料，有力地展現了敘事建構的“合唱”本質，即任何思想或敘事皆為社會群體共同建構的產物，需獲得廣泛認同與傳播，具有鮮明的集體屬性。最后，馬建標教授將討論延伸至奴隸制問題與當今美國身份認同困境的關系。他指出，當下美國正在經歷的敘事重構與身份認同的混亂，其根源與傳統敘事長期忽視或淡化奴隸制問題及種族平等問題密切相關。美國的這一困境也提醒中國，我們需要構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敘事，以適應國家和時代的需求。王立新教授對馬建標教授的評議作出了簡短回應。他指出，美國當前由“國家偉大”的敘事急劇轉向“國家邪惡”的敘事，實際上是一種矯枉過正的表現。理想的情況是構建一種均衡的國家敘事：既不否認其共和實驗與民主制度的偉大，也不否認奴隸制與種族問題等歷史痼疾的長期存在。而中國若欲顯著提升其敘事的國際影響力，也要注意敘事的均衡性以及敘事和現實之間的一致性。

肖華鋒教授則結合其在國別與區域研究領域的長期教學科研經驗，分享了若干見解。他首先提到，形象、敘事等議題雖在新聞傳播等學科中研究較多，但像歷史學這樣基于一手材料的實證性研究較少，深度不夠，所以王立新教授此書應該會產生跨學科的影響。繼而，他談到王立新教授此書給他的三個啟發。一是美國的“帝國”問題。他指出，美國是否是一個帝國，在美國學界也具有一定的爭議；而當前的美國正在試圖卸去自身作為“世界警察”的義務，重新回歸區域霸權的位置，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其國內敘事沖突的激烈程度。二是歐洲與美國的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對西歐進行了大規模經濟援助，也就是所謂的馬歇爾計劃，但是在此過程中，美國政府敏銳地察覺到西歐對美國深刻的歧視心態。為了扭轉這一局面，美國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包括向西歐的青年精英階層開放赴美訪學項目、邀請高校社會科學研究者為政府官員授課、在官方外交辭令上向西歐傳達善意信號等。此舉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歐洲對美國的認識。但是這也表明，美國和歐洲并非天然一體的，二者的關系是復雜而微妙的。三是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援助問題。無論是針對西歐還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美國的對外援助項目均將經濟援助與推進受援方對美國的文化認同高度綁定，以最大限度發揮援助的戰略效用。這同樣是中國在進行對外援助時可以參考的重要經驗。

張楊教授主要圍繞研究方法、概念運用以及身份/敘事同美國外交行為及總統的關聯等維度講述了她閱讀此書的感受。她首先梳理了冷戰史研究的范式演變。傳統的冷戰史研究的詮釋方式以理性主義為主，將國家視為高度理性的行為體，主要從權力政治、政治制度與經濟等維度解析國家的外交行為。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后現代主義、建構主義等一系列思潮的影響下，冷戰史研究經歷了“文化轉向”，文化、意識形態與身份建構等議題逐漸成為一個研究熱點。王立新教授的新著《帝國的敘事話語》正是誕生在這場認識論變革的大背景之下，處于從理性主義范式向文化研究持續演進的學術脈絡之中。該著作對于當下仍由理性主義主導的外交史研究啟發頗深，利用文化視角回答了許多理性主義難以解決的問題。其次，張揚教授闡述了她對此書關鍵概念的思考。她提到，李劍鳴教授在新作中把“身份”視為某種自明性（self-evident）的存在，而王立新教授則視“身份”為建構的產物。而如若以建構主義視角審視“身份”，就必然需要探究思想觀念與現實政治之間的“連接點”。在《帝國的敘事話語》中，這一關鍵連接點被界定為“敘事”。那么“敘事”（narrative）、“闡釋”（interpretation）、“話語”（discourse）這幾個概念間的聯系與區別可能需要進一步厘清。她觀察到，現有研究中存在術語使用上的分野：學界在使用“敘事”時往往指涉國內的身份建構，而在提到面向海外的身份建構時常用“闡釋”一詞，亦有學者將其統稱為“話語”。這一概念辨析自然引伸出另一深層議題，即身份建構自國內視角審視相對清晰可辨，但自外部視角考察呈現高度復雜性。有學者的相關研究指出，一國的身份建構與其對外行為間存在一種互構關系，即為了強化國家敘事，對外行動需要更加有力，如冷戰時期美國的種種對外干涉行為，而這種有力的行動本身又可能反過來沖擊乃至動搖其身份敘事賴以維系的邏輯自洽性與邊界。隨后，張楊教授談到她對美國當前政治的思考。她指出，目前的美國出現了嚴重的身份與敘事危機，社會撕裂持續加劇。回顧歷史，冷戰時期美國在對蘇聯的敘事中采用所謂的“差距政治”（gap politics）策略，即通過不斷夸大蘇聯威脅、渲染恐慌的社會氣氛以達成凝聚國家的目的，那么這一策略是否可能會被特朗普用以彌合當前美國國家身份的裂痕？最后，張揚教授提出一個問題：總統個人角色在身份建構中到底發揮了什么作用。她指出，冷戰史大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曾給予里根總統以高度評價，認為他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家身份的發明者與建構者。里根真的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嗎？在美國國家身份構建的過程中，里根到底是一個闡釋者，還是一個發明者？王立新教授對張揚教授的提問作出了回應。首先，針對概念辨析問題，他解釋道，“闡釋”側重于解釋特定情境之下行為背后的動機，其本質更接近一種行為主義取向的描述；“敘事”是一個包含起源、特征與未來發展方向的“完整的故事”；“話語”則是一個更加泛用的詞匯，來自福柯的權力理論，其核心關切在于揭示權力關系的運作機制。隨后，就總統在國家身份建構中的作用，他指出，在美國國家身份構建的過程中，總統究竟是扮演“發明者”還是“繼承者”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不同總統對自身權力的認知與定位。在美國歷任總統之中，率先將自身的權力訴諸“修辭領域”的是西奧多·羅斯福，在其后繼者中，富蘭克林·羅斯福、肯尼迪與里根在該方面亦較為突出。事實上，作為全國唯一由全民直選產生的國家元首，美國總統實質上承擔著所謂的“國家牧師”（National Preacher）的象征性職責，理應具備高度自覺，主動運用其獨特地位發揮教化公眾、塑造鞏固國家敘事的作用。

美國總統里根

“真信仰”還是“假話術”——如何理解“公共話語”

梁軍教授從學科交叉和方法論創新等角度，深入闡釋了《帝國的敘事話語》的學術價值。他首先指出，該著作的一大特色在于成功整合了國際關系學理論資源。包括羅伯特·杰維斯的認知理論、彼得·卡贊斯坦、亞歷山大·溫特等學者的建構主義理論等。建構主義興起于后冷戰時代，目前仍在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學界居于主流，而該理論的一大短板即在于實證研究的匱乏。王立新教授的著作恰好通過扎實的歷史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建構主義理論在實證研究中的空白。其次，梁教授高度肯定了《帝國的敘事話語》在本體論與方法論層面的雙重創新，認為該書是外交史研究“文化轉向”潮流的典范。就視角而言，該書以文化視角分析美國外交政策，并關注到了非理性的因素，為國際關系學與外交史的研究注入活力；就方法而言，該書在扎實的史學實證研究的基礎上，輔以歷史學、政治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研究視野與方法，極大地增強了論證的說服力；就解釋而言，該書構建了國家敘事的解釋框架，為詮釋外交政策提供了一種富有洞察力的思考模式，且這種框架展現出較強的普適性潛力。最后，在現實意義方面，梁教授呼應了該書的核心關切。他贊同王立新教授的判斷，即當下美國所面對的危機本質上是國家敘事分裂引發的危機。在梁軍教授看來，與其將美國社會的混亂描述為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對抗，不如說是現代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間的對抗，也就是“新美國”與“舊美國”的對抗。特朗普上臺后，致力于促使美國回歸具有“小政府”、重商主義等特點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這區別于20世紀以后、尤其是羅斯福新政以來的，具有國家干預特征的新（政）自由主義路徑。總而言之，《帝國的敘事話語》既是對于冷戰史的重構，也是對國際關系中權力政治的深刻剖析，并有力地突破了國內既往的強調物質作為第一性的思維定勢。發言尾聲，梁教授向王立新教授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美國政治精英之中確實存在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僅將理想主義視為一種話術，而國家敘事的建構過程實則是這兩股力量的動態交織。那么，兩者間的關系怎樣的？兩者間的張力又會對美國的外交造成怎樣的影響？王立新教授回應說，如果想要精確衡量政治表達中的“真誠信念”與“策略性話術”的比重，最好訴諸個案研究，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進行辨析。他隨即援引兩個典型案例予以說明。里根總統的公共發言確實有話術的成分，但是不少材料證明，他私下的想法與他面向公眾的說辭在大體上是一致的。在杜魯門主義正式出臺前，共和黨參議院領袖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即向杜魯門提議，若要美國徹底擺脫孤立主義、讓國會批準對希臘與土耳其的援助，需要對國會議員及民眾實施“恐嚇”，夸大共產主義的威脅，這番言論就帶有明顯的話術色彩。但王立新教授也指出，不論政治精英的言論是“真信仰”還是“假話術”，其觀點一旦經由公開宣示并得到媒體廣泛傳播，便必然成為公共話語的組成部分。

徐友珍教授立足于學術研究、歷史教學及歷史學者社會參與三重維度，系統闡釋了《帝國的敘事話語》的重要意義。首先，徐教授指出，身份、敘事與話語雖屬當前人文社科前沿核心議題，但目前的冷戰史研究多囿于權力對比與官方意識形態等傳統解釋框架。而王立新教授的著作則回應了新的研究潮流，憑借扎實的實證研究，清晰構建了美國政治精英的思想/話語表達與官方政策決策之間的聯系，強調了身份、敘事在美國外交行動中的原點性意義，拓展了當前冷戰史學術研究的視野。其次，該書包含大量20世紀美國重大歷史節點的關鍵文本的分析，包括門戶開放、威爾遜主義、遏制戰略等。事實上，每一項政策的出臺，都包含大量的內部協商以及面向公眾的合法性論證過程。這既是今后世界史教材編寫與教學工作需要引起重視的，也是在網絡自媒體時代面向公眾傳播歷史知識時可以參考的。再次，就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而言，該書多處提到了美國歷史學界在本國關鍵歷史節點發揮的重要作用，這引出了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即在國家大政方針的出臺過程中，歷史學家應當扮演怎樣的角色。在這一方面，美國歷史學家的經歷既提供了經驗，也提供了教訓。最后，徐教授肯定該著作兼具卓越的理論高度與長時段的歷史縱深，并由此得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在發言尾聲，她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一，當下特朗普強勢回歸之下的美國，政治精英的話語權威遭到了娛樂性、碎片化信息的侵蝕與消解，美國該如何應對？其二，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建立的過程中，美國經歷了自和平時期不承擔海外義務轉向主動承擔對西歐的安全義務，其中經歷了怎樣的敘事轉換？王立新教授對此做出回應。首先，他強調歷史學者參與公共事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無論是在塑造公眾輿論還是影響公共政策方面，美國在此方面的實踐經驗都值得借鑒。其次，關于精英話語如何轉化為全民共識的問題，他坦言這確實是著作中尚待深入探討的議題，但可簡括為兩條傳播路徑：一是通過教育系統開設有關課程進行價值滲透；二是依托主流媒體向公眾傳播敘事框架。但當今精英媒體的權威性與傳播能力正在急劇衰落，而以非專業主義、非理性、情緒化、時效性為主要特征的社交媒體崛起，這對全球各國政府的共識塑造能力構成嚴峻挑戰。因此，推動主流媒體轉型與加強社交媒體監管就成了官方在當下塑造共識時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但遺憾的是，美國在此領域的實踐尚未展現有效突破。

“冷戰之父”喬治·凱南

李鈞鵬教授結合自己所從事的社會學研究，從學科融合、研究路徑、研究對象三個維度對《帝國的敘事話語》進行了評論并提出了建設性建議。首先，他高度肯定了著作的學科交叉實踐。社會學中有很多概念可以應用于國際關系史研究，例如查爾斯·蒂利的民族國家理論、邁克爾·曼的社會權力四種來源理論等。目前，真正實現國際關系學和歷史社會學交叉的研究較少，而王立新教授的著作兼顧了史學與社會科學理論，為相關學術實踐做出了貢獻。其次，李鈞鵬教授認為，“文化”一詞的定義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相當模糊，他建議能否在研究中把敘事（narrative）與故事（story）兩個概念進行區分，以突出歷史敘事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再次，從研究對象上來看，著作傾向于關注精英視角，而事實上，國家身份認同的轉變中往往存在張力，即各個群體、個體在面對變局時反應各不相同，由此就會產生所謂“成功者”和“失敗者”。這些具體的、具備個性與情感的個體才是國家變革的推動者。因此，參與者個體的視角，以及變局中的多種發展趨勢可能是未來研究中值得關注的方向。最后，李鈞鵬教授分享了他對美國社會學界的觀察，指出基于族裔和性別的身份政治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學術評價體系，對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但與此同時，在這種“政治正確”話語的背后，其實存在很多被壓制的、沒有公開表達出來的反對的聲音。從這個角度來看，王立新教授的此書極具現實意義。

“他者”與“自我”：歷史學家的認知與自覺

南京大學的王睿恒副教授系統評價了《帝國的敘事話語》的學術價值，并結合自身研究專長與自己的研究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她指出，早在本世紀初，王立新教授就開啟了美國國家認同與外交政策的關聯研究，新著則在既有基礎上實現三重突破：一是跨學科方法的應用，尤其是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的交叉，這突破了國內外交史研究的主流路徑，兼具史學深度與理論銳度；二是概念化的特征，現有的美國史研究、20世紀外交史研究缺乏宏大敘事，而該書則以高超的史學技法提煉了龐雜史料中的共性，構建起了一個足以支撐宏大敘事的框架；三是強烈的現實關懷，這是王立新教授治學多年一以貫之的重要特點。隨后她向王立新教授提出了幾個問題。首先是文化外交的效果評估問題。作為深耕文化外交領域的學者，王睿恒副教授指出該研究長期受困于效果評估難題。在著作中，王立新教授大多采用民意測驗結果，這是最簡單直接的方式。若要延續理論化研究的方法，可以采選的另一個研究素材是教科書。美國教育機構、尤其是高等教育機構的教科書選擇、課程設置與研究機構的變遷與其國家敘事的演變息息相關，因此選取不同時期的代表性教科書，考察其編撰過程、普及情況等，能夠較好地驗證國家敘事對于美國公眾的影響。其次是著作的標題問題。王立新教授的上一部著作題為《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后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以“霸權”為核心關鍵詞，而到新作則轉換為了“帝國”，這種轉換背后包含著怎樣的思考？事實上，學界有關美國是否是“帝國”的爭議由來已久，而視美國為“帝國”的觀點又可大致分為兩派，一是“受邀帝國論”（Empire by Invitation），認為美國并非通過強制力，而是通過極具吸引力的協商說服拓展其影響；二是“過度擴張的帝國論”（Empire of Overreach），批判其長期試圖無限擴展其全球影響力引發的災難性后果。著作的概念轉換是否蘊含對這兩種范式的重新定位？最后是有關20世紀中美關系的問題。基于王立新教授的《在龍的映襯下：對中國的想象與美國國家身份的建構》對中國與美國國家身份建構關聯的研究，王睿恒副教授追問，在冷戰時期，中國乃至整個第三世界是否也構成美國身份建構的多元“他者”參照系？該問題直指著作未充分展開的維度，即美國塑造自我認同時的“他者”建構問題。王立新教授對王睿恒副教授的提問作出了以下回應。首先是新書標題中“帝國”一詞的使用問題。該書采用“帝國”而非“霸權”為核心概念，深植于研究對象的歷史語境特質。“霸權”通常指在某體系或某地理范圍內實力最強、最具領導性的國家，“帝國”則強調“超越勢力范圍的全球性影響力投射”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維度的滲透控制”。在新書主要涉及的時段——冷戰時期，美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正符合帝國本質特征，因此，使用“帝國”比“霸權”顯然更恰當。正如著作在第四章、第五章所論述的，冷戰時期的美國的影響力已突破區域性霸權范疇，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帝國”。其次是中國及第三世界的“他者”地位問題。新著沒有過多提及中國與東方，主要與研究時段有關。盡管美國精英在建構國家敘事時采用的參照系是多元的，但中國和東方主要在早期歐美向東方擴張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到20世紀，其在參照系中所處的位置就相對邊緣了。冷戰時期，美國參照系中的“他者”主要是歐洲，其對歐洲的認識經歷了從敵視走向認同、超越的轉換。20世紀中葉美國的外交革命，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對歐政策的轉變。

劉義勇教授從學術價值、研究方法等角度，對《帝國的敘事話語》展開深度剖析。首先，在學術價值方面，他指出，王立新教授的著作結構清晰，兼顧了宏觀描述和個案研究，貫徹了跨學科的方法，其中比較突出的創新點在于批判性繼承了國際關系學家羅伯特·杰維斯和亞歷山大·溫特的理論與方法，將身份概念劃分為了時間上的文明身份、空間上的地緣政治身份以及社會維度的國家角色身份，這種界定具有普適性。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著作所采用話語分析方法值得借鑒。話語分析方法在實際運用中存在很多誤區和陷阱，容易拘泥于概念辨析，而該書的處理十分得當。話語在美國國家敘事構建中的重要性與其國家特性有關。美國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只有構建強有力的國家敘事話語，才能維持內部團結。最后，該書很好地實踐了譜系學的研究方法，反對宏大敘事，強調行動者之間的相互關系。敘事是通過個體對一個又一個具體事件/情境的參與、做出一個又一個艱難的選擇而最終發揮作用的。在危機關頭，需要政治領導人站出來凝聚國民認知、塑造國家身份。該書涉及了三類構建國家身份的行動者：一是美國的政治領袖，二是美國的教育從業者，三是美國的知識精英。這些行動者一方面受客觀條件制約，另一方面也具備很大的行動空間。在此基礎上，劉義勇向王立新教授提問：美國作為“受邀請的帝國”這一認知范式不僅內化于美國自我定位，更被客體國家所接納——在此雙向認同建構中，客體國家究竟承擔何種能動性角色？王立新教授回應指出，客體國家的作用呈現歷時性嬗變。在美國建國初期直至19世紀，歐洲在美國早期政治文化中是作為對立面存在的。到了20世紀，歐洲通過主動讓渡領導權（如北約框架）、訴求安全庇護等行為，實質承認美國的核心地位，催化其帝國身份自覺。歐洲的承認行為迫使美國重構自我認知，二者在冷戰語境下形成“跨大西洋命運共同體”。客體國家在此通過“邀請行為”，成為主體帝國身份建構的協同生產者。

王萌教授立足中國近代史研究視域，闡發《帝國的敘事話語》的方法論啟示。他指出，王立新教授對美國敘事話語的宏觀歷史解構路徑，對中國近代國家敘事研究具有重要參照意義。中國的國家敘事大體以1840年為現代性起點，核心脈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與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史。但這段歷史本身的發展并非線性的，而充滿著多元性的張力。例如，《璦琿條約》折射的邊疆治理困境、中越朝貢體系體現的傳統國際秩序遺存。這些敘事在主流敘事中的缺位，恰暴露了“歷史當代性”（Historicity）的建構本質，即敘事總服務于當下政治認同需求。王萌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歷史敘事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已經系統展開，然其早期成果因過度倚重學理闡釋而可讀性較差。到了40年代后期，《毛澤東選集》等文本以生動通俗的語體重構歷史敘事，方突破此困局。這才將復雜的革命歷程通過偉人敘事（Great Man Narrative）完成了符號化統攝，成功實現歷史認知的全民普及化與意識形態的日常生活滲透。

最后，杜華教授以提問的方式結束了本次研討會。他指出，新一代歷史學家對美國歷史的批判性反思，雖具學術價值，但可能會威脅民族國家認同的根基。當歷史學家直面國家歷史中的所謂“黑暗面”時，國族構建的需求與史學的正義追求之間將產生張力。那么，歷史學家對于國族歷史的反思是否應該存在限度？王立新教授指出，該問題涉及歷史學家在國家身份構建中的角色定位悖論。歷史學家的首要職責是求真，因此有必要充當“耙糞者”，去揭示本國歷史上的錯誤、罪惡和失敗，而不是一味地歌頌國家歷史的偉大與榮耀。但另一方面，民族國家至今仍是公民個人福祉的最佳保衛者，對歷史陰暗面的挖掘不應該以瓦解國家認同為代價。歷史學家在構建國家歷史敘事時要特別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注意分清主次，秉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區分歷史的主流和支流，邊緣群體的歷史經歷無疑應該得到充分重視，并在國家歷史書寫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能過分拔高和夸大其貢獻，更不能將其視為主流。二是在評價歷史人物時應遵循歷史主義原則，不能對歷史人物一味地苛責。例如在評價美國的國父時（founding fathers），應從當時的歷史語境出發，不能因為其言行不符合今天的道德標準（特別是在奴隸制問題上）而完全抹殺其歷史貢獻。客觀理性的評價應是像《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愛德華·基本所說的那樣，“他們的缺點屬于那個時代，他們的美德則屬于他們自己”。總之，歷史學家應在追求歷史正義與維護民族國家——這一“想象的共同體”之間保持動態的平衡。

本次研讀會與會學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