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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東亞地區的生育率低迷在全球范圍內格外顯眼。2022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降至0.78，創下全球最低紀錄。日本多年徘徊在1.3以下，中國2023年總和生育率低至1.2[1]。

雖說生育率下降是一個全球現象，但東亞國家普遍落入了人口學家定義的"最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指總和生育率≤1.3）范疇，比更早完成現代化進程的西歐國家還低[2]。

在這些國家，生育率從高位急轉直下用時不過一兩代人。為什么東亞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如此之低、俯沖如此迅速？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在最新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決定一個國家的生育率穩定還是劇烈下行，真正關鍵的變量并不是經濟發展本身，而是文化、特別是性別分工的轉變，能否匹配經濟變遷的速度[3]。

01

東亞的問題出在哪里？

生育率下降是一個全球性現象。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外，幾乎所有地區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生育率下行。聯合國數據顯示，世界總和生育率目前約為2.27，勉強維持在更替水平（2.0）以上，這還是依靠尼日利亞等少數高生育國家“托底”的結果。

但這一趨勢并不平均。戈爾丁在論文中比較了兩組國家的生育率變化軌跡。第一組包括丹麥、法國、德國、瑞典、英國和美國六個國家，這些國家在20世紀經歷了相對持續的經濟增長，盡管其中夾雜著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沖擊。到1970年代，這六國的總和生育率仍普遍維持在2.0上下。此后生育率緩慢下降，長期徘徊在1.6至1.9之間。

第二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希臘、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它們的共同點是，都在20世紀50至60年代經濟快速起飛。1970年代，這些國家的每位婦女一生仍然生育三個孩子以上，但進入1980年代中期后，這一數字迅速跌破更替水平，大多降至兩個以下。到了1990年代中期，多數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已逼近1.3。

在短短二十年內，這些國家的生育率下降幅度，已超過第一組國家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變化幅度。令人意外的是，盡管南歐天主教文化與東亞儒家傳統普遍重視家庭與生育，但這些國家卻經歷了更為劇烈、也更難逆轉的生育下滑。

在很多公共討論中，都把東亞的生育率下降歸于高房價和工作壓力，不過這些解釋未必適用于同樣出現這一現象的南歐國家。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同樣難以充分解釋生育率的持續下滑。這類理論通常認為，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進入勞動力市場，生育的機會成本也隨之上升，女性會因此傾向于減少生育。同時，現代家庭更注重“孩子的質量”，資源投入增加，也壓低了子女數量。

這些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卻無法解釋另一些事實。例如，一些國家女性就業水平與生育率之間反而是正相關的關系。更關鍵的是，這些影響因素在第一組國家同樣存在，但這些國家的生育率長期維持在相對穩定的區間內。相比之下，東亞和南歐國家卻在1980年代后經歷了一場幾乎同步的生育崩盤。

在這篇論文里，戈爾丁提出了一個簡單的模型，用來解釋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為何更容易出現劇烈的生育率下滑。她的判斷并不建立在經濟水平本身，而是看家庭內部的決策結構是否隨著社會轉型及時調整。

她強調了兩種關鍵的緊張關系：

一種是性別沖突，另一種則可以被稱為“代際沖突”。前者比較直觀，如果女性在家庭中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和照護責任，生育子女所帶來的成本和負擔更多地由她們承擔，那么即便丈夫希望多要孩子，女性的生育意愿往往也會不足。反之，家庭責任越平等，夫妻的生育選擇就越容易接近。

代際沖突則不那么明顯。它不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矛盾，而是指在夫妻之間對傳統的不同態度。戈爾丁認為，在社會轉型期，男性往往比女性更靠近上一代的家庭和生育觀念，比如更看重傳統家庭的結構和意義，而女性的生育觀念則更傾向于年輕一代。

戈爾丁表示，“這并不是說男性天生就更傳統，而是女性從更平等的性別關系中看到了更大的收益”。

隨著經濟的迅速起飛，從農村初到城市一代的女性受到教育、找到工作的機會迅速增加，這對上一代人來說是不可想象的。這也會讓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少生子女。

她的分析是，那些經濟發展來得迅猛的國家，比如日本、韓國、意大利或西班牙，往往沒能在性別分工上及時完成調整。城市化、教育普及、女性就業這些因素在迅速發生，而家庭內部的分工卻沒有同步變化，傳統的家庭觀念也沒有相應松動。這就使得夫妻之間的生育意愿差異更大，達成一致的可能也更難。即使最后不得不做出決定，也往往不是一個雙方都滿意的選擇。

在這個模型里，生育率的下滑不是因為人們單純不想生育，而是因為在快速轉型的社會中，個體之間在要不要生、要生幾個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變得更難了。這種不一致，既來自對未來不同的判斷，也來自對過去不同的想象。

02

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不平衡

東亞和南歐國家在經濟發展路徑上的一個關鍵特征，是經歷了更大規模、時間上更集中的人口結構與生活方式的轉變。在20世紀50到60年代，這些國家普遍完成了從農業經濟向工業化城市社會的躍遷。

大量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韓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在1960年時，農村人口比例普遍在50%左右，遠高于當時第一組國家的平均水平（29%）。即便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日本，農村人口比例也達到37%，仍高出美國7個百分點。但到2023年，第一組國家的農村人口比例為16%，第二組國家為21%，所差不大。

遷移帶來的，不只是空間的變化，更是生活節奏、價值觀念、家庭結構的重構。在城市中長大的子女，往往在受教育程度、經濟能力和社會期待方面與父母一代有著極大的差距。在意大利、韓國、葡萄牙和西班牙，一代人之間的教育躍遷尤為顯著。1980年代出生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是其父輩的四倍以上。而在第一組國家，這一比例則多在1.5倍左右。

韓國是這種變化最為集中的樣本，兩代人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是同一個世界。

1980年左右出生在韓國的男孩，家庭中通常有兩個子女，而他的父母則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末的戰后時期，兄弟姐妹可能多達五六人。他的祖父母與父母在童年時期的生活條件差異并不大，但從父母成年到他成年，韓國人均收入增長了四倍以上，大量農村人口遷入城市，僅1960到1980年間，農村人口比例便從72%降至43%。

進城不會改變父母輩的觀念，他們往往將熟悉的性別角色觀念帶入城市。他們撫養兒子所投入的資源遠超上一代，卻也期望兒子延續舊有的婚姻模式。娶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傳統韓國妻子，由妻子照顧孩子與老人。

但對一個1980年代出生的韓國女孩來說，她的想法會非常不同，在她成長的過程中，女性的選擇在顯著增多。

在她準備步入婚姻的2005年前后，韓國人均收入已比她出生時增長了4.5倍。與此同時，女性的教育和就業機會迅速擴大。1995年至2005年，25到4歲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從24%迅速上升至51%，25到29歲女性的就業率也從48%提高到68%。越來越多的女性有能力實現經濟獨立，有能力選擇自己的職業、生活路徑乃至婚姻關系。

一方面是延續和承載上一代期待的男性，另一方面是擁有更多自主選擇的女性。當兩者之間的期望落差不斷擴大，生育決定變得更難達成一致。

戈爾丁利用OECD數據統計的結果顯示，經歷快速而突然的經濟增長，以及大量人口從農村地區向城市遷移的國家，生育率急劇下降。其下降幅度遠超過那些經歷更持續增長且沒有大量國內人口遷移的國家。增加10個國家的數據樣本后，這組關系依然成立。

那么，第一組國家的情況又如何？它們的經濟增長更為平穩，生活水平代際提升的節奏更緩但更持續。即使經歷了戰爭與經濟蕭條，每一代人生活條件的改善依然保持了相對連貫的趨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家庭內部觀念的更新也更漸進。父母對子女的期待，與他們自身的成長經歷并未出現根本性脫節。代際之間的張力較小，性別之間在婚姻與生育上的分歧也更容易被調和。

03

不公平的家務勞動

在許多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女性生育意愿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并非源自經濟壓力或育兒成本本身，而更直接地與“時間”有關。照顧孩子、料理家務所需的大量時間，往往難以被外包或用技術替代，最終多由女性承擔。

戈爾丁發現，在經濟增長更為迅猛、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更劇烈的國家，女性在無償家務與照護勞動中所承擔的時間明顯多于男性，且這一性別差距比其他國家更為突出。

她引用經合組織（OECD）在2009至2019年間的時間使用調查數據，發現在總和生育率持續走低的國家中，男性和女性在無償家務與照護勞動上的時間差距顯著更大。例如，日本男女在家庭勞動上的日均時間差為3.1小時，意大利為3小時，而其2019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36和1.27。相比之下，瑞典和丹麥的時間差距僅為0.8和0.9小時，其生育率則保持在1.7左右。

戈爾丁發現，當育兒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擔時，妻子相比她們的丈夫會想要更少的孩子。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取決于女性受教育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速度，與男性在家庭中承擔照護角色的變化之間是否同步。國家總生育率與家庭和照護時間的性別差異之間的相關性很強。

即便家庭內部的代際與性別沖突在一代人之后逐漸緩解，生育率也未必會自動回升。經濟激勵能拯救生育率嗎？目前看來效果是不夠的。盡管韓國政府努力提高出生率，但經濟激勵措施并未改變家庭內部分工。

戈爾丁在論文中指出，雖然韓國有著陪產假政策，但由于職場和文化壓力，很少有男性休此假期，導致女性仍然承擔了大部分育兒責任。長時間的工作和僵化的企業結構進一步勸退了職業母親擴大家庭。

如果育兒責任能在伴侶之間實現穩定地分擔，在養育子女上共同投入時間與資源，那么兩性在生育意愿上的差距就會縮小甚至消失。這需要男性更多投入精力在家務和照護上，但這種承諾往往難以單靠個人意愿維系。

戈爾丁指出，承諾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規范是否將照護責任視為雙方共同承擔的義務。在一些國家，公眾的普遍期待育兒需要父母雙方投入，任何一方不投入，都可能面臨對家庭不夠負責的譴責。這種文化氛圍也有助于解釋為何北歐國家能在高生育率與高女性就業之間實現相對穩定的平衡。

“養育孩子需要時間，這個時間既難以外包，也難以通過技術手段來替代，”戈爾丁在去年秋天歐洲央行年度研究會議上的演講中說道，“因此，生育率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隨著女性更多進入勞動力市場，男性是否愿意在家庭中承擔更多事務，尤其是在家中有孩子的情況下。”

“如果男性不這樣做，女性就只能被迫在其他方面做出犧牲。”戈爾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