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發現：洛陽出土的二座大墓銘文解讀后為：周平王、周烈王！2000多年第一次將周朝徹底理清！

嚴正聲明：重大原創理論，轉載、摘引、觀點引用，必須指明出處，必須符合學術規則、版權法規，否則追究學術不端或經濟責任！

作者簡介：吳粲又名代蔚，畢業于四川大學。策劃學（策劃經濟學）的開拓研究者；并致力于從自然科學角度研究時間；還花大量精力研究過希爾伯特幾何、非歐幾何、極限問題及自然哲學。2021年3月偶然發現了與所從事的祖傳工藝——竹簍窖泥法甘蔗酒的相關性，進入三星堆的研究。主要從自然科學的“實證”手段，以及從“人類學”的角度，已經擴展到全球史前文明，相關專業論文投到了世界頂級學術期刊，正在修改或撰寫新論文。

一、華夏文明溯源沒有顛覆理論，只是更好還原歷史，對于周朝（含）以前的歷史，更多是采取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

（一）華夏文明溯源沒有顛覆理論，只是更好還原歷史

讀者A評論：請尊重傳統考古學的努力，再來拍腦袋。

讀者B評論：論甲骨文，您比董作賓、王國維、郭沫若、羅振玉厲害？論考古，您比李濟、梁思永還有當今一些著名的考古學家高明？

幸好，這些讀者還沒抬出孔子、司馬遷等先圣。

對于考古（含甲骨文），并非是重大理論的“顛覆”，比如：新的天文理論對哪怕是曾經流行了幾千年的“地球中心說”的推翻；在牛頓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出現前，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的物理學、哲學理論存在了近二千年，當牛頓力學體系出現后，不管舊理論存在了多長時間，還是只能被淘汰。

而華夏文明溯源與科學理論的“新舊革命”還有區別，并非是“顛覆理論”的過程。

因為華夏民族的溯源可以說已經進行了幾千年，應該是從信史記錄以后，對先前口傳時代——周代以前的追溯，而相當長的時代，由于缺乏出土文物以及科學技術不發達，具體地說那些前輩看到了出土的：良渚、石峁、二里頭、三星堆等大量的器物、遺址嗎？他們有用碳14測年等自然科學技術嗎？所以前人不具備當今諸多條件下，造成了認知局限，所得到的結果肯定不如意！

即使孔子、司馬遷，他們生活的年代離虞、夏、商時代最近也是500多年，那個時代更多也是口頭傳授，與今天高度、準確的記載，以及用眾多的高度發達的自然科學技術進行探測、分析相比，他們對虞、夏甚至周的了解都并不比我們強。

筆者比那些杰出的前輩的工作做得可能好一些，能更深入還原歷史，也是得益于這些優勢，也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獲得的成績！

（二）對于周朝（含）以前的歷史，更多是采取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

一些專業人士都深陷“糾纏不清的文獻推測”甚至臆想，對即使在眼前的大量的“實證”——出土文物、符號（文字），選擇性忽視，想繞開它們，總是糾纏于零碎的文獻，并且一味地“利己引用”。

而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問題：周朝（含）以前的文獻，還不說正誤，今天的地名與記載時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無法與原記載對應，而很多人卻采取“利己引用”，強加認定就是自己理解的地名。

最近，與讀者（可能為專業或媒體界人士）進行了交流，以下為截圖：

一些民間愛好者，甚至專業人士，對擺在面前的、實實在在的大量“實證”物，完全無視！如良渚出土的大量的玉琮、玉璧及上面的刻符，究竟表達的什么？石峁出土的大量骨針、山東大汶口的陶器、安徽凌家灘那些造型奇特的玉器等等，它們的真正用途是什么？為何只有二里頭出土了如此大且精致的綠松石魚？三星堆為何有如此多的玉琮、玉璋？

就連三星堆那個玉琮上面清清楚楚刻上了樹還有一些符號，表達得如此明明白白，都無法解析，卻天天沉浸在“臆想”或只是機械地堆砌“文獻”，就“自我陶醉”認為破解了這，揭開那。

●并且他們反而“居高臨下”站在學術的至高點，居然還來指責、揣摸、規勸、嘲諷別人！就如前面的網友“科學不是吹出來的”“別鬧笑話了，行不？”

真是無語！

有讀者會質疑：憑什么你的解析就是正確，別人就是臆想？

對于這些出土的器物，它們真正的用途是什么？因為一些器物現在都還在使用，并且還可以帶到使用的現場觀看；一些器物古代繪出了使用方法，筆者進行了收集、整理。在論文中都會詳細展示出來。

二、華夏文明溯源，還莫說理清虞、夏、商，就連周朝都是一團亂麻，必須先疏通

筆者先前認為周朝已經有較為成熟的文字，應該是“信史”，但后來才發覺最關鍵阻塞點還在于周朝！

雖然周朝是信史，但越往后，所記載的地名發生了很多改變，還有人名與發生的歷史事件發生了混淆。更為痛苦的是這些文獻發生過遺失、增補、篡改，所以到今天，傳世文獻也是良莠不齊、真假難辨，必須靠出土文物、文字來互相印證，然后去偽存真。

實際上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中大多數都是周朝時期的文字，還并非商代，以前對這些文字的解讀根本沒有找到正確的方法，甚至基礎理論都是錯誤：即用線條文字甚至用當今經過了多次簡化的文字去一一對應，然后就牽強附會得到是某個字。

●最關鍵是：此過程根本沒有任何“證偽”！即進行驗證解讀是否正確！

這種方法其實完全是“蒙”，所以解讀的結果離真實表達的意思根本不沾邊。

此方面的問題筆者已經用了很多文章研究過，本文不再贅述。

上述眾多原因導致對周代的歷史的解讀同樣處于一片混亂。

●華夏文明溯源，必須先解決周朝史。

必須徹底弄清“成周”、“宗周”、“周塬”、“豐鎬”、“平王遷周，究竟遷到哪里”？“安陽究竟是殷墟或是周都”？所有這些問題，必須結合出土的文物與傳世文獻互相對照進行梳理。

●出乎意料！讓人震驚和激動！

陜西周塬遺址出土的神秘石碑和相應的建筑群，當破解后，能夠作為重要證據，揭開周朝諸多謎團。

三、陜西寶雞周塬遺址出土神秘石碑和奇怪建筑群

（一）考古發現

寶雞鳳雛村南、董家村東北一帶，發掘的重要建筑基址有甲組基址、乙組基址、F3、F4、F6～10，構成鳳雛建筑基址群（見下圖）。

其中以F3最為特殊。

2014年，周塬考古隊對岐山鳳雛建筑基址南面的鳳雛三號F3和四號F4基址進行了發掘。其中F3是周塬遺址中面積最大的建筑基址，它的總面積有2810平方米，是一座“回”字形的四合院建筑基址（見下圖）。F4在三號基址的東側，面積較小，方向與三號基址基本相同。

經檢測這是西周早期所建，四面夯土臺基環繞中央庭院，庭院內赫然矗立著一塊青灰色砂巖立石，高1.89米（地下部分1.48米），周圍鋪砌著長4.8米的鵝卵石祭壇。立石基座截面呈“亞”字形（見下圖）。

立石的上部雖然被毀，但在立石北面 3 米處發現了一塊重達 52.7 公斤的立石頂角殘塊，質地、顏色都和埋在土中的部分相同（見下圖），由此得出，是從豎立的石頭上敲下，由它可以知道立石的頂面是水平的，側面和頂面相交成直角。

（二）國內發現過大致相同的遺跡被解釋為“祭社”

與立石相似的遺跡過去已經有所發現。1965 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蘇銅山丘灣遺址發掘到四塊緊靠在一起的大石，中間最大的一塊高 1 米；以石塊為中心，周圍分布著20 具人骨架、2 個人頭、12 具狗骨（見下圖）。

俞偉超先生根據《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獻及人、狗的埋葬現象，論證這是一處社祀遺跡，主要就是祭祀土地。

另一處是在鄭州商城東北部的發掘中，100 余平方米的范圍內出土了 6塊紅色扁平砂石塊，較大的一塊高 0.3米、寬 0.45 米，附近埋葬有 12 個人和 8 只狗，這個發現也被認為是社祀。

（三）對鳳雛遺址群的各種觀點

發掘者曹大志、陳筱認為三號基址庭院中的立石和鋪石遺跡可能是某種神主和祭祀神主的壇場，得到這處遺跡可能如江蘇銅山丘灣遺址是：社石的社壇，相當于文獻中記載的社宮。孫慶偉認同鳳雛三號基址庭院中的長方形鋪石應是當時的社壇，是社壝的核心部分。

劉海宇提出鳳雛三號基址庭院中的立石規模巨大，寬度與厚度均為鄭韓故城韓國宗廟碑的近一倍，其原始高度可能更高，出土位置近似，形制亦較為一致，立石極有可能是宗廟之碑，鋪石遺跡應是經典文獻所載祭祀時殺牲以及陳設祭品的場所，建筑群為周王室宗廟的最直接證據。

嚴志斌認為鳳雛三號建筑（F3）是“周廟”。鳳雛三號建筑的規模宏大，處于周塬遺址的核心位置，年代延續有周一代，在周塬所承載的周王朝的社會生活中應該發揮重要作用。揆諸出土文獻，只有“周廟”、“太廟”可堪與之比附。

郭明對周塬鳳雛甲組建筑“宗廟說”提出了質疑，認為在8間東廂房中，北起第2和第6間分別發現有燒灶。兩間庖廚的存在，使整個建筑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

（四）筆者觀點：否定鳳雛遺址群是祭社

1.鳳雛遺址群與國內其他兩處有非常明顯的不同

（1）沒有出現祭祀人的尸體。

東側臺階的正前方發現一個奠基坑，長1.08（ 不完整）、寬0.68、深0.4 米， 內填夯土，坑底已發現三只狗的骨架，清理完整的兩具在脖頸處各發現1枚海貝。其他各坑內只發現少量陶片和零星動物骨骼。沒有發現埋葬人。F3發掘區出土了金箔、綠松石片、原始瓷器、漆器、玉器、海貝等較多高等級的貴重物品。

（2）丘灣和鄭州的石塊都未經加工，沒有復雜的亞字形截面，也不如鳳雛三號的立石高大鄭重。

2. 從建筑形制看不符合祭社

（1）祭社沒有復雜的建筑場景，只有祭祀墓葬。

祭社沒有復雜的建筑以及互相垂直的泥墻、表達某種意思的鵝卵石堆積平面。庭院中的立石、鋪石遺跡不僅和鳳雛三號基址是一個整體，而且它們占據了庭院里的主要空間。

（2）祭社主體建筑只有社壇和圍墻。

后世官方的社都是壇壝類建筑，主體建筑只有社壇和圍墻。而鳳雛三號基址四面都有建筑，與這種形式差別較大。

3.筆者也經歷過祭社

上世紀80年代前我國很多地方還保持祭社這一傳統習俗，但祭祀的內容可能稍有差別，而筆者的家鄉四川（南充、廣安沿嘉陵江帶）是祭祀土地，一般為農歷二月初二。

客家人叫祭社又為擔社，也形成了傳統祭祀習俗，鄉民們認為通過擔社，祈保一方平安，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一般為農歷二月初二、三月十三、七月初二等。

四、石碑和配套建筑群究竟做什么用？猜想與推論

（一）猜想

史料記載周武王死后，由于周成王很小，由周公和召公輔佐，周公和召公于是分界管理，在塬上立了“分界石”。

《括地志》記載：“陜塬，甘棠西南也，分陜以塬為界。自陜而東；周公主之；自陜而西，召公屯之。”

《春秋公羊傳》載：“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

《史記·燕召公世家》記載：“其在成王時，召王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

《傳》曰（《四庫全書精華（第五卷）》）：“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

綜合依據：此建筑群與此歷史事件有關，其中建筑群落、石頭的造型、采集地、土墻模型、鵝卵石頭的鋪設形狀、土陶上面的文字等，都與此事件緊密相關。

（二）排除：三門峽市文物陳列館里“分陜石柱”與此無關

根據此史料的記載，目前三門峽市文物陳列館里存有一柱形界石，叫做“分陜石柱”，也叫“周召分界石”（見下圖）。

此石碑不是出土文物，也非有序傳承，并非史料中事件的相關石碑。加之，認為分界線設置在三門峽市，也缺乏嚴謹的史料支撐。設置此分界石，也是牽強附會想沾歷史事件。

（三）要件

1.學界共識：此建筑形式顯示它不是一般的住屋，而是適合儀式活動的場所，前面也否定了不是祭社。

三號基址的附近出土日用陶器較少，卻在庭院中出土了多件一般居住遺址罕見的玉器，應該是儀式活動留下。

2.時間上吻合

根據碳十四測定，建筑群從先周時期一直沿用到西周晚期。這與史料記載的周公、召公分界而治的史事相符合。

3.石料特性

立石東北 7 米處另發現了一塊灰黑色的砂巖殘塊，表面有明顯的加工痕跡。庭院中出土的都是自然磨圓的礫石和石灰巖石塊，只有這個灰黑色石塊和立石是開采自北山分水嶺北側、又經過加工的砂巖，兩者當有密切關系。

此石頭與插入地中的立石來自同一采集地，然后又被分開，這與古代一種“摔瓦（石）為證”作為一種誠信見證的行為相符。可能在采集石頭的區域設置了有一條分界線，而以這種石料來區分。

（四）推論

●此建筑可能類似沙盤：用蚌殼、鋪設卵石、陶片刻字、泥墻、表示的特定意義，然后形成“分界而治”的一種證據和記載。

1.用鋪設卵石、還有瓦塊刻符用來確定周公和召公分管的區域。

（1）圓形卵石代表周公分管的一邊。

此建筑群地壩中間鋪設了一塊長方形卵石（見下圖）。

周公，姓姬，名旦，亦稱叔旦。筆者綜合周朝（含）以前文字的特點、史料記載、出土文物等最后得到 “旦”應該是“蛋”。因為周代（含）以前，先有讀音后面才有文字，有文字后根據讀音隨便對應的一個文字。

為何得到應該是“蛋”呢？

此建筑的石碑上，有下圖紅圈的符號，而且很多遺址、器物上出土了此符號（見下圖）。它是對一個立體的“蛋”，進行文字表達過渡的一種寫法。對本身應該使用圖畫的表達，而使用直線條并規則化，然后得到簡化的線條圖案，后來被稱為“文字”，越往后，進行了更簡化。

對甲骨文、金文、出土的銘文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了商、周時期文字發展經歷了此過程，這也是我國象形文字發展的過程，筆者以后將在論文中深入探討。

而以前此字被錯誤解讀為“亞”（本文后面還將提到，繼續沿用為“亞”字）。

（2）用瓦塊刻符代表召公

在發掘鳳雛三號基址時，在基址周圍同時期的地層堆積和灰坑中出土了19 件刻字陶片，上面共發現21 個陶文字（其中兩件刻有兩個字），字形和瓦塊形狀見下圖。

另據統計，此前在周塬遺址的鳳雛甲組基址、齊家北和禮村等三個地點也發掘出陶文字13 例，分別刻于12 件陶器上。在這13 例陶文中，其中11 例出土于鳳雛甲組基址，而另兩處地點齊家北和禮村，距離鳳雛基址也不過1 公里左右。這也就是說，迄今所見三十余例類似陶文字都集中出土在今鳳雛村附近。

召公姓“姬”名“奭”，其中“奭”的古文字與燒瓦有關，此字形就如傳統工藝：制作泥瓦時把坯放在桶上面，左右兩邊各一個表示旋轉，所以用此代表召公。

2.推測以秦嶺為界，分南北而治

（1）三號基址外圍出土了較多未經加工的大蚌殼，這類遺物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在三號基址北面（甲組基址附近）的發掘中有所發現。岐山周塬博物館陳列有大而完整者，長徑有20多厘米，稱其為蚌盤。一般西周遺址中有不少用蚌殼加工的蚌刀一類工具，但是未經加工的大蚌殼并不普遍。

（2）建筑群中有縱橫的一些泥墻，可能有些已經被破壞、砸毀，現在看到的只有幾條，而這些泥墻的高度顯然不是作為房屋建筑的那種墻，應該就是作為劃分區域的線條一樣的作用（見下圖），在當時沒有更好的用來表示的替代物；

推測：

（1）用（河）蚌表示當時西周的國土形狀，就如打開的蚌。

（2）以秦嶺作為中間線。

泥墻代表秦嶺， 可能還加上了淮河，分成南、北。再加上蚌殼，這樣就如（河）蚌殼一樣，成為大約相等的兩邊。

●這也反映出，當時西周的區域大致如（河）蚌形。

3. 用“河蚌”表示周公所在辦公地，用瓦塊刻符召公所在辦公地。

（1）前面多次討論過：先有讀音，后有文字，文字出現后根據讀音對應的文字，與最初讀音本身所表達的內涵，后來對應的文字相差可能非常遠，這種情況已經出現多個例子。

依據食品屬性，河蚌這種動物當時可能稱為“蚌糕”，讀音為“feng gao”，同時被用作地名，即：今天西安附近。后面文字出現后根據讀音卻隨便對應的“豐”、“鎬”，但語義卻不知所云。

（2）用瓦塊上刻符表示的“周塬”。此字符用線條本身表示的“土的形狀”，刻在瓦塊上就如“塬”的地貌，而被用作當時地名，讀音為“洛邑”，即今天的寶雞遺址。

五、“分界”為何要如此隆重和復雜？

（1）主要起到“昭告天下”的作用，讓天下人知曉，以便二人行使權力；

（2）也防二人有謀反之心，先從道理、道德上約束。

六、重磅：洛陽出土的二座大墓銘文解讀后為：周平王、周烈王

●驚喜萬分：筆者在整理“分界”史料時，卻意外發現了周平王、周烈王之墓。

（一） 清清楚楚的為周平王、周烈王墓

1. 周平王，姬宜臼?之墓。

2001年9月?在洛陽市體育場路東側第27中學基建工程的考古勘探中，發現了3座東周時期的墓葬。3座墓呈東西向排列，其中2座“中”字形墓位于“亞”字形墓的西邊。2002年1～4月，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對編號為C1M10122和C1M10123的兩座墓進行了發掘。C1M10122由于盜擾嚴重，僅存局部寬0?45～1米高約1.5米。關鍵是墓中出土了銘文，筆者解讀結果為：周平王之墓（分析見下圖，可點擊圖片放大）。

上圖中的上部銘文位于鼎（C1M10122∶76）腹內壁，周平王，史料記姓名姬宜臼?。

銘文解析：

M姬，前面的文章已經分析此字的來源為綠松石魚型（以前被解讀為“龍”），加上良渚出土的海豚型組合而成，本意是表示“虞”，后來被當時一些家族作為姓氏，到后面向文字發展過程中，逐步用抽象化的線條來表示。并且這個過程中，出土的文物還顯示：兩種魚形有時在左、右的位置可以調整，而到文字規范的時候，“女”才固定在左邊。

X為“臼”，出土的銘文，還處于“用線條表示圖案”的文字時期，還可以看到圖畫的雛形，是一個“臼”，把谷物倒入石臼中，兩人或一人用木棒并用力對谷物搓擊，主要是去掉谷殼，得到稻米。銘文還能看到其中的大致演示圖。這種“臼”現在也還有很多遺存，上世紀80年代很多人還用過。

N為“王”字，Y為“止”字。

下部銘文位于鬲（C1M10122∶96）的口沿，由于制作青銅器的工匠不同，所以銘文字體與前面的鼎有差異，B應該是“洛”，此字結合其他出土器物及銘文才得到。A是周以前表示閱讀從此處開始，就如現在一篇文章開始空二個字。但以前卻被錯誤為是占“卜”，與預測“吉兇”有關。此銘文中出現了此字符，也是一個強大的例證，與“占卜”毫不相關。

●關鍵詞：周平王、東周、遷都

周幽王與鄭桓公均被犬戎所殺，發生地在豐鎬（今西安附近），隨后，申、魯、許等諸侯國擁立姬宜臼繼位。姬宜臼為避犬戎之難，于公元前770年遷都，是為周平王，史稱東周。

如此重要、關鍵的歷史人物之墓的出現，意義當然非同尋常。

而究竟是否遷都？究竟遷都到哪里？沒有對應其墓之前，存在很多爭議，缺乏最關鍵的證據，就難成為學術定論。

此墓及銘文記載，就可以一錘定音！

史料記載為：姬宜臼，而銘文為何是姬臼？

●古代姓名研究：

古代的取名比較復雜，各個朝代的習慣又不同，周朝以前是依據現實中的動物、植物或某種物件而取。

平式稱呼與本身的名可能存在差異，有可能本身名是一個字，而稱呼為二個字；本身名是二個字，稱呼卻為一個字；而史料記載時也可能因此混淆不清，史料記載的歷史人物的名與出土文物記載已經出現多次此種情況。比如姜子牙，姜姓，史料記載其名有：尚、望、字子牙。而出土銘文卻為“牙”。

2.周烈王姬喜?之墓。

2005年2～9月，洛陽市文物工作隊配合中航某研究院職工住宅樓基建項目，發掘了一批東周墓葬，其中M8830保存完好，未被盜掘。最關鍵也是出土了銘文（分析見下圖）。

A 型銅鼎（M8830∶4）腹部銘文

銘文解析：

周烈王，姬喜，史料記載前401—前369年。

上圖銘文A前面一個字表達是“喜鵲”，而當時可能讀音就為“xi”，或者取名時只用了部分讀音。B解讀為“喜已入土”，C與前面相同“洛”，D“中”，此字有待結合更多銘文進行研究。

七、困擾史學界2000多年有關周朝的稱謂、地名、歷史事件：“成周”、“宗周”、“洛邑”、“新邑”，以及周平王東遷地究竟是哪里？

1.出土文物與史料記載的重大歷史事件：平王遷都得到印證

《史記》記載：“平王立，東遷于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解析：對于此段歷史，一直未發現或確認這些周王之墓從而佐證史料記載。

而前面已經解析了洛陽出土的二個墓室出土的銘文，為：周平王，周烈王，姬宜臼?之墓。而且都是東周時期的周王墓。

●重磅預告：并且筆者還發現了周穆王之墓，也是早已經出土，只是銘文破解錯誤而導致未能被認識，就在周塬附近。并且墓中銘文還記錄了周穆王之父的姓名，并不是現在史料記載的“姬瑕”，而是“姬霞”，后期文章將解析。

2.《史記》：太史公日，學者皆稱周伐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疑問：

此段史料記載，涉及周朝的幾個重要地名，由于以前對這些地名模糊不清，所以對此段內容一直讓人迷惑不解。

以前認為“洛邑”只是今天的“洛陽”；“卜”解釋為“占卜”；“居九鼎”解釋為“擁有了九鼎這件寶物”或“并將九鼎這件寶物安放于此”，占有了“九鼎”此地也指洛陽某地。

以上解析，結果都是迷惑重重，讓人難以理解。

與此相關的《史記》: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于憚狐。

此句的“九鼎寶器”又是指什么？

3.《尚書》：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疑問：

此段記載有“越三日”，“王朝步自宗周”，“成周”

周康王經過三日，從早晨行步自宗周，到豐鎬，以“成周”之眾，保證東郊的安全。

而以前普遍認為“成周”即今天的“洛陽”，“宗周”即“豐鎬”，今天的西安。

兩地相距300多公里，此段史料的記載是不是發生了錯亂？“王朝步自宗周”又涉及到了“成周”，并且只用了三日步行了300多公里？

八、結論與解疑：出乎意外，依據“分界”史料，能揭開困擾歷史學界幾千年的周朝的重重謎團！

（一）重要結論

綜合：

A.周公、召公“分界”而治重大歷史事件；B.洛陽出土的東周王墓及銘文，印證了史料記載，同時得到一個事實：是從周平王才開始遷都到洛陽；C.西周辦公地是在寶雞的周塬、西安的豐鎬；D.結合大量的、相關的重要史料記載。得到以下結論：

●周公管理的是分界南邊的區域，辦公地在豐鎬，稱為“宗周”；召公管理的是分界北邊的區域，辦公地在周塬，為了與“宗周”區分，稱為“成周”。

這樣宗周、成周就包含了二種含義：第一，指各自的辦公地：豐鎬、周塬；第二，各自分管的區域：南、北邊。

而史料記載以及人們口頭傳播的時候，對此并沒有進行區分，所以到后來，當人們不知道此情況，對史料中相關記載就感到迷惑不解，甚至認為這些史料記載是錯誤的。

（二）最為關鍵的一個問題

周塬在西周時地名讀音為“洛邑”！而搬遷到洛陽沿用了這一稱呼，所以導致對史料記載有“洛邑”的一些歷史事件或活動時，出現很多困擾和迷惑。

這種現象當今也很多，比如一些大學有多個校區，但對外都用的一個校名，雖然加上某校區區分，但同樣讓很多不知情的人難以搞清楚。

還有一些城市命名，某條街或片區，命名成另外一個城市名，比如成都的陜西街，上海的“四川路”等。

而洛陽還有一個稱呼為“新邑”。

●所以對于涉及“洛邑”的史料記載，一定要區分出是指“周塬”或是指“洛陽”！

（三）疑難解析

1.《史記》：太史公日，學者皆稱周伐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解析：

●以前認為“洛邑”只是今天的“洛陽”，而根據出土的周王墓：西周的周穆王葬在寶雞附近（后面的文章將解析墓室及銘文），周平王、周烈王葬在洛陽，“周伐時”洛陽的都城根本都還未修建！

“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肯定指的“周塬”！前面已經分析“周塬”在之前也叫“洛邑”，搬遷到河南洛陽時沿用了此名稱；“卜”并非“占卜”，應該通“赴”，成王讓周公去居住。

“居九鼎”，對此句的理解極為重要，因為還有更多涉及“九鼎”的相關句子，綜合更多史料以及深入分析此句，“九鼎”應該涉及的是地理位置。對當地的地理進行綜合考察、深入分析，這里的“九鼎”應該是“五丈原”，當時地名為“九鼎”。

成王居住在周塬和豐鎬之間的“五丈原”，而該處地形也非常特殊，本身便于守防，為歷來重要人物居住之地。又在周塬和豐鎬中間，并且兩地相距只有30公里左右，更增加了防守上的安全性。武王在世時，建造了周塬，而成王現在又復建豐鎬作為大臣們辦公之地。

與此相關的《史記》: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于憚狐。

此句的“九鼎寶器”是指“四方體的玉器類，近似代表國家的公章”，為何前面把“五丈原”用“九鼎”表達，與此處結合，“五丈原”四面垂直高出地面，整體外貌就是一個長方體。當時這個玉器外形也近似于一個長方體，又用于國家象征，就是今天的國家公章。當然此器物非常重要。

2.《尚書》：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解析：

周康王是周朝第三任君主，前面討論過還居住在“九鼎”——五丈原，從早晨行步經過三日，到了宗周的豐這個地點，五丈原距豐鎬約120公里，有不少人員陪同的馬車隊，經過3天行程，正在合理范圍。并命令畢公調集“成周”的很多人員，保證東郊的安全。

如果照以前的解析“成周” 在“洛陽”，這些史料怎么也無法解釋。

（四）驗證

記載有“成周”的幾段史料。

A.《史記》：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

B.《史記》：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洛邑。

C. 《尚書》：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D.《史記》：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

E.《尚書》：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必須用前面討論過的“成周”的含義進行區分，不然無法揭開其中的重重謎團！

九、安陽“婦好”墓被錯誤解讀！銘文及葬物明確顯示為：周公墓，此地絕非“殷墟”，與周朝是何關系？

安陽小屯村5號墓（以前被錯誤解讀為“婦好墓”），如此高規格的埋葬，墓主史料上卻子虛烏有、無任何蛛絲馬跡，絕無可能！

然后考古和學歷學界卻隨便編造為是商王武丁的妃子。

周朝已經進入信史，很多傳世文獻已經記載得非常詳細，而此出土的玉器或青銅器與我國傳世經典《周禮》記載的規格和形制完全吻合。最關鍵是解讀墓中出土的銘文，也更是清清楚楚、絲毫不存在含糊，明確顯示為：周公墓！姬姓，名旦。

下圖前面已經分析過：

A.是一個用線條抽象化、規范化的蛋。即姬旦，歷史上稱為“周公”。只要墓中出現此圖案，以前稱為“亞”字，必是周朝墓或與周朝緊密相關的墓，如湖北楚考烈王墓也出土了“亞”字形，它表示此遍區域屬于曾經分界為“周公”的“宗周”管轄；

B.用手扶一個東西不要倒，表示“扶”或“助”，正是史料記載周公輔助侄兒周成王；

C.上面是“蛋”，代表姬旦。下部是一高一矮并排而站的2個人，正表示“姬旦”和同胞哥“姬發”周武王。他死后，委托同胞弟弟輔佐自己的兒子“姬誦”，即周成王。

出土了大量以下銘文，以前被解讀為“婦好”，然后就虛構了一個史料上沒有蛛絲馬跡的人物：婦好，她為商王武丁的妃子。

大量如下圖被解讀為“婦好”的銘文出現在出土的各種器物上。

為何這些銘被解釋為“婦好”， F部分因為有男、女加上把中間解讀為“子”，這樣組合起來就是“婦好”，這種解讀基礎理論都是錯誤的。

筆者前面的文章已經討論了很多，這種文字是由圖畫向線條圖案轉化的過程，只是用線條代替了版塊圖畫，而本身還具有圖畫的部分特點，表示復雜的事物、活動。

采用筆者的新理論解析出土的上圖的銘文： F兩邊是一男一女，中間紅圈部分表示“非親生兒子”即：是兩邊的男女的侄兒，制作祭祀死者的器物——周成王祭祀周公。為何中間紅色圈是表示的“非親生兒子”？此方面需要對比更多的銘文、出土器物得到，限于篇幅在此不深入討論。

對比F、D、E，為何會出現區別？D、E表示由周公的“兒子”或“女兒”制作的祭祀器物。

●周公墓為何會出現在此地？而不是在周塬、豐鎬或洛陽？

結合分析得到：此地為周公封地。

《史記》記載：周公在豐，病，將沒日，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是否與此段史料記載相矛盾？答案是：并不。

理由：

第一，對于周公究竟葬在哪里？本身是極高秘密，王室對外傳出的或民間道聽途說的，都無法判斷為準確信息；第二，此墓并無墓主尸體，可能是衣冠墓。

●正是安陽遺址被錯誤解讀為“殷墟”，導致整個華夏文明溯源都被阻塞于此，必須對此進行疏通！不然，華夏文明溯源工程根本無法進行下去！

十、整個周朝已經清晰，只有細節問題待于完善。

將出土文物、遺址、尤其出土的銘論與傳世文獻結合起來，互相佐證，去偽存真。

已經肯定能將周朝梳理得清清楚楚，只有將周朝弄明白，虞、夏、商才不會混淆。

這樣才會溯源理清華夏民族的源頭！

2025.6.23. 23:21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