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裴麗珠（Juliet Bredon, 1881—1937）初版于1920年、后又多次再版的《北京紀勝》（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一書，在英語世界有關北京的著述中享有盛譽，林語堂稱它“當之無愧地被認為是關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對作者的生平經歷卻不甚了然，對這部名作的獨特之處也缺少深入的考察與探討。作為一位長期在中國生活的西方人，裴麗珠筆下的北京與一般外國游客眼中充滿異域情調和東方色彩的北京迥然不同，尤其是她著力表現的北京的“如畫”（picturesqueness）之美，在20世紀初大英帝國日薄西山和現代中國艱難轉型的歷史背景下，透露出豐富的審美政治的意味。

一

裴麗珠是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 1846—1918）唯一的女兒。裴式楷是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的妻弟，他本人也供職于中國海關，長年在中國工作與生活。我們對裴麗珠的生平了解得如此之少，不得不借助于有關她父親的資料大致還原她的早年經歷。裴式楷與赫德一樣，出生于愛爾蘭，畢業于都柏林三一學院。1873年裴式楷進入中國海關工作，擔任總稅務司公署總理文案稅務司，后來到各地海關任職，1877年又回到海關總稅務司公署繼續擔任總理文案稅務司。1878年春，赫德回國休假期間，他曾代理總稅務司職務。1879年裴式楷回國結婚，1880年回到中國后，先后于1883—1887年在江漢關（漢口）、1890—1892年間在江海關（上海）等關任職，1893年返回北京，仍任總理文案稅務司，直至1894年。裴麗珠應該于1881年出生在中國，具體地點不詳，但她幼年曾隨父母在漢口生活。在她后來寫的一篇回憶赫德的文章中，她記述了小時候第一次在漢口見到赫德的情景。

1896年前后，或許是感到升遷無望，裴式楷離開中國，回到英國。此時年事漸高的赫德已經開始考慮接班人的問題，他有意讓裴式楷繼任，并在與英國公使商定后，將這一意見正式報告給英國外交部。在得到外交部的保證后，裴式楷于1897年12月回到北京。裴麗珠也跟隨家人再一次搬到北京居住。此時她對北京的印象并不佳，在她看來，位于使館區的帶有花園的赫德寓所，乃是“灰塵撲面的北京的一塊綠洲”。

裴式楷回京后終于升任副總稅務司，但由于赫德并未選擇退休，接班的承諾無疾而終。1908年4月赫德休假離職，裴式楷得以代理總稅務司一職。盡管赫德仍屬意于裴式楷，但時過境遷，此時英國外交部已不再支持裴式楷。英國在華的外交使團和銀行家認為裴式楷“親華”，與清政府高層官員走得太近。1910年3月，在英國外交部的壓力下，清政府正式任命安格聯（Francis Arthur Aglen）為赫德的繼任者。裴式楷被迫退休，不過清政府對他優待有加，賞賜他頭品頂戴與一品文官之銜，并加恩賞給布政使銜。出于對中國的深厚感情，裴式楷短暫回到英國后，又返回北京閑居，1918年7月在北京逝世。

成立于1859年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公署雖然名義上是清政府督征關稅的行政機構，實際上直到抗日戰爭中期，一直都是由英籍人員擔任總稅務司這一領導職務，其負責決策的關員亦主要由英國人組成。這顯示了當時大英帝國在中英乃至全球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以及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因而，盡管原則上總稅務司的任命屬于清政府的職權，但在赫德接班人的問題上，必須征得英國外交部的同意。即便是深受清政府信賴的赫德本人，也非常注重大英帝國在華的利益，盡管他來自英國的殖民地愛爾蘭。他長期把持總稅務司一職，也是為了把海關的領導權長期保留在英國人手里。與赫德相比，裴式楷稍稍表現出親華的姿態，便失去了晉升總稅務司一職的機會，足見英國對其通過中國海關維護在華利益這一關切的敏感與重視。

裴麗珠在她留存的著作中幾乎沒有提及她的父親，但《北京紀勝》1922年版的扉頁上赫然印有“紀念我的父親”（“To theMemory of My Father”）的題詞，正是在裴式楷去世不久的時候。裴麗珠顯然繼承了其父對于中國的熱愛，然而由于她身為中國海關英籍高級職員家庭中的一員，很難要求她反思和批評大英帝國維護和擴張其在華利益的行為。事實上，裴麗珠對赫德推崇備至，在赫德卸職離開中國之際，專門為他寫了一部帶有個人回憶色彩的傳記《赫德爵士：偉大生涯的傳奇》。她贊揚赫德的文化修養和宗教情懷，充分肯定他為人謙和、行事低調的作風，以及在為清政府解決種種國際爭端的努力中所表現出的高明的政治技藝與智慧。尤其是在庚子事變中使館區遭受圍攻期間，赫德那種處變不驚的風度、運籌帷幄的本領，給同為親歷者的裴麗珠留下了深刻印象。裴麗珠對赫德的描述顯然有溢美之嫌，正如其書名“傳奇”（Romance）一語所示。在今天的研究者看來，赫德的形象似乎并沒有那么光彩，他獨斷專行，培植并倚重家族勢力（裴式楷剛入中國海關便入職總稅務司公署，擔任總理文案稅務司，便與其赫德姻親的身份有關），對其他人則充滿懷疑。

赫德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任上，利用其大權獨攬的地位，把總稅務司公署變成了一個等級秩序森嚴的中央集權式官僚帝國，故有“國中之國”之稱。總稅務司公署的外國關員幾乎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社群。《赫德爵士：偉大生涯的傳奇》記載了一個生動的細節：庚子事變后天壇和先農壇先后向外國人開放，然而赫德仍習慣于在自己的庭園或者城墻上漫步，從未去過兩地。他似乎對他生活了這么久的這座城市缺乏興趣，這或許是總稅務司公署社群的一個縮影。即便是使館區里那些喜歡探訪北京名勝的外交人員，也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小社會中，對北京乃至中國正在發生的劇烈變化視而不見。

與她的父輩們不同，裴麗珠對北京這座城市充滿了好奇心與熱情。1911年，裴麗珠與法國人羅爾瑜（Charles Henry Lauru，1881—1944）結婚。她的丈夫原是一位法國小提琴師，因受到熱愛音樂的赫德賞識，1898 年被招入中國海關，后升至副稅務司，1914 年調入設在北京的鹽務稽核總所任會計科長兼財政秘書。婚后的裴麗珠經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成為北京社交生活中有名的沙龍女主人。裴麗珠交游廣泛，長年在北京生活的她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這使得她能夠與北京的普通市民自由交流，熟悉這座城市的風土習俗。1920年，裴麗珠在上海別發洋行出版了《北京紀勝》的初版，該書英文書名直譯應為“北京：對其主要名勝的歷史記述與親密描述”。“親密”（intimate）一詞透露出作者與這座城市之間非同尋常的個人化的關系。

初版兩年后，《北京紀勝》就于1922年推出了增訂版，1931年又出了第三版，對前兩版做了進一步的擴充，成為該書的定版。除了這部享有盛譽的著作以及此前撰寫的赫德傳記外，裴麗珠還著有《中國人的陰影》（Chinese Shadows, 1922）、《農歷年：中國風俗和節日記述》（The Moon Year: A Record of Chinese Customsand Festivals, 1927，與伊戈爾·米托法諾〔Igor Mitrophanow〕合著）、《中國新年：對其禮節和儀式的生動著錄及相關考察》（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s: A Picturesque Monograph of the Rites,Ceremonies and Observances in Relation Thereto, 1930）、《百壇》（Hundred Altars, 1934）等書。其中，《百壇》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小說，它講述了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時代背景下，北京西北郊一座名為“百壇”的村子中兩戶農民和商人家庭的故事。裴麗珠在對人物命運的深切講述中，穿插了大量有關京郊農村民俗的細致描寫，表明她極其熟稔北京鄉土社會。《農歷年》和《中國新年》兩部著作不限于北京，是對中國古老的年節習俗全面而生動的描繪，至今仍為研究中國的民俗學家和人類學家所引用。

裴麗珠不僅熟諳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風土人情，對日本和日本文化也有濃厚興趣和深入研究。她曾以亞當·沃里克（Adam Warwick）的筆名，在美國《國家地理雜志》（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上發表有關中國和日本的文章與攝影作品。裴麗珠與羅爾瑜夫婦經常夏天去日本度假。1937年夏天，他們照例前往日本，但戰爭的爆發使得他們無法返回北京，不得不前往美國。1937年12月10日，裴麗珠因突發心臟病病逝于舊金山，享年56歲。

二

因資源的限制，《北京紀勝》1920年初版筆者尚未及寓目，不過《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1920年卷上的一則書評，讓我們得以了解該書在當時引起的反響。作者一開始就表示之前并沒有聽說過裴麗珠其人，或者這本書正是她嶄露頭角之作。接下來這篇書評對裴麗珠其人其書贊不絕口：“她對文字駕輕就熟，富于表現力和想象力，具有強烈的同情心，這些品質足以讓本書脫穎而出。作者進入她的主題的靈魂之中，帶著想象力穿梭于往昔，試著去理解和解釋現在。她成為一位出色的向導，帶領游客走過許多不熟悉的地方，將他們的思緒引向未受過關注的具有藝術和歷史意味的物件。由此，一幅巨大而優美的全景畫就展現在讀者面前，給他們留下了琳瑯滿目的壯麗印象。”《北京紀勝》的后續版本在內容和篇幅上有修訂與擴充，而這些特色一直保留了下來。

在1922 年版《北京紀勝》的序言中，裴麗珠確實很自覺地充當著讀者的向導，她如此界定這本書的宗旨：“它的目的不過是扮演市民和游客都會視之為朋友——一個挽著你的胳膊逛遍這座城市及其郊區的朋友（你對他的品味應該會有信心）——的那種角色。”1931年版基本上沿用了上一版的序言，只添加了最后一段文字：“這就是我為作為讀者的你所做的介紹，好比一個人愿意引導你游覽這座我已經在其中生活且研究多年的城市，就像我已經為許多路過的人所做的那樣跟你交談，這些人覺得他們是置身于一個陌生地方的陌生人，他們在這里看到了很多卻知道得不多，直到他們跟一個對北京熟悉的伙伴在一起。”裴麗珠強調她的目標是讓英語世界的讀者“熟悉”北京，就像她本人那樣與這座城市建立起“親密”的關系，這跟當時許多西方人的北京游記將北京“異域化”（exoticize）為東方奇觀的做法很不一樣。正如我們后面所要討論的，這與裴麗珠描繪北京時所采用的“如畫”美學觀念有著內在的聯系。

《北京紀勝》的書名中雖然包含了“歷史”，但基本結構卻是空間化的。1922年版中，在第一章概述北京的歷史之后，接下來便依次描述北京城墻、使館區、三海與景山、紫禁城、天壇與先農壇、皇城、內外城及近郊的寺廟與陵墓、頤和園與玉泉山、西山的寺廟、長城與十三陵、清西陵與清東陵等，最后三章分別介紹北京的古玩市場、集市與西方式的建筑，共二十章。此外還有幾十幅地圖、插圖和平面圖，并有《中國的朝代》與《北京主要的節日與廟會》兩份附錄，讓全書幾乎成為一部關于北京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在介紹每一個地點、每一處景觀的時候，都會勾連起相關的歷史事件或民間傳說，并引述各類相關文獻，再加上個人化的細致觀察和飽含情感的評述，確實令讀者有沉浸其中、流連忘返之感。

1931年版《北京紀勝》基本上沿襲1922年版的章節結構，增加了一章的內容，主要是紫禁城的部分。這是因為作者撰寫上一版的時候，紫禁城只有前朝三大殿部分歸民國政府管理，辟為古物陳列所對外開放。乾清門以內的“內寢”屬于遜清皇室的居所，作者自然無從涉足。1931年版還增加了對北海承光殿的描寫，這也是后來開放的一處古跡。從《北京紀勝》前后版本的變化可以看出，裴麗珠以實地探訪為基本的寫作原則，而不以泛泛而論或抄撮故實為滿足。書中最動人的段落，幾乎都來自作者的親身觀察與體驗，該書讀起來至今仍充滿感染力，蓋源于此。

裴麗珠描繪北京的風景，最喜歡用“如畫/畫意”（picturesque/picturesqueness）一詞。在1931年版《北京紀勝》中，這個詞出現了49次之多。除了3處是引自他人著作之外，其余46處均為作者所用。全書第四章整章即以《過去的畫意》（“The Picturesquenessof the Past”）為題。裴麗珠使用該詞，既用來概括北京的整體氛圍，也用來描述宮苑、園林、寺廟、村落、廢舊的古跡、自然風景，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場景。在全書的開頭，裴麗珠談起“北京擁有異乎尋常的豐富而充滿魅力的個性”，便稱：

這部分要歸因于建造者的宏偉規劃，歸因于環城而建的城墻與城門的莊嚴、宮殿廣場的壯麗和皇室建筑屋頂的鮮亮色彩，但更依仗那種無處不在的如畫般（picturesqueness）的氛圍，那種與尋常事物的鮮明對比，以及那種新與舊的奇妙混合。

在裴麗珠的筆下，午門后面的金水河和中央公園是“如畫”的：

午門后面是一塊很大的開闊空間，金水河流經此地，這條改造成運河的河流在大理石欄桿間蜿蜒流淌，風景如畫（picturesquely）。

這一類現代新設施（按：指餐廳、咖啡館和保齡球道等）并不會破壞皇家背景的那種無與倫比的畫意（picturesqueness）。毗鄰故宮建筑的這一塊從前屬于皇室的區域在世界上的公園里是獨一無二的。

在梁公府基礎上建起的英國公使館和由睿王府改建而成的瑪哈噶喇廟也是“如畫”的：

公使宅邸的一部分還是原來的梁公府宅，通向宅邸的正式道路兩旁有石獅拱衛，花園里紅色柱子支撐的軒敞的樓閣和古樸典雅的涼亭都盡可能地得到了修復和保護，從而極大地增強了公使館如畫一般的景致（picturesqueness）。

睿親王如畫般（picturesque）的府邸因為充滿了對這位偉大英雄的回憶和它那空空蕩蕩的墻壁所引發的傷感而長久地縈繞在民眾的想象中……

城外日漸廢棄的寺廟也是“如畫”的：

只有那些研究中國古物的專家或金石學的學者會對這類寺院感興趣，它們那日漸崩塌的神祇屬于一個若非熟識多年就不可能理解的世界——一個神話、信仰和迷信的世界，西方人通常對它們漠不關心。我們已經不能再在“美麗”這個詞的日常意義上說這些地方是美麗的，但它們卻有一種有目共睹的屬于它們自己的畫意（picturesqueness）。

另一處跟黃寺一樣顯示出印度強烈影響痕跡的古跡是破敗的五塔寺。它位于北京城西邊2 英里處，距離通往頤和園的大路不遠。據說它是古代印度的菩提伽耶（Buddhagaya）的復制品，有一段如詩如畫（picturesque）的歷史。

明朝人和清朝初期的人們也從沙城出發前往湯山（距離北京22 英里）的溫泉。這些溫泉位于一座遍布石頭的小山的背風面，山上有風景如畫（picturesque）的三座古廟的遺跡，在天際線映襯下顯得輪廓分明。

趕車的車夫、雍和宮的僧侶、德勝門的果市乃至溫泉村的鄉土戲劇演出，也有一種“如畫”的魅力：

他與車并肩行走，或者坐在車身的邊緣，甚至很少需要用他的長鞭，單靠他的說話聲來引導和鞭策這些牲畜。他語言中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的隱喻如同他本人一般充滿畫意（picturesque）。

每天下午在這座殿內都會舉行向游客開放的宗教儀式。喇嘛和小喇嘛戴著黃色的頭盔式的帽子，穿著橙色或磚紅色的禮服，從他們的僧房里走到陽光下，形成了一幅富有畫意（picturesque）的群像。

撐著藍布傘的如畫般（picturesque）的貨攤在春天堆成金字塔的杏子和夏天成堆的西瓜的映襯下五彩繽紛，而馱著一筐一筐滿滿的農產品的驢一年到頭都會打那衰頹的城門樓下經過。

過去五月份會在這里舉行紀念娘娘菩薩的鄉村節日，還有集市，小販們在那里賣手鐲、頭飾和犁，生意紅火。半山腰開闊的樓閣里會上演戲劇，甚至穿著臟兮兮的俗氣戲服的村里的啞劇團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制造出一種生動（picturesque）的效果。

如此高頻率地使用“如畫”一詞，顯然是有意為之。關鍵在于，“如畫”是18世紀英國美學的一個重要觀念，具有豐富的文化和道德內涵。隨著大英帝國的擴張，它也被普遍用于描繪殖民地和后發國家與地區的自然與人文景觀。裴麗珠出身上層社會，對英國的“如畫”美學傳統自然不陌生。要了解和體會她筆下“如畫”的北京的深層意味，有必要簡單地追溯一下這一美學觀念的譜系。

三

“如畫”（picturesque） 一詞最早是作為法語“pittoresque”或意大利語“pittoresco”在英語中的對應術語，在18世紀初漸成風尚。它本意是指某種景色或人類活動適合入畫。英國貴族精英通過在歐洲大陸的修業旅行（Grand Tour）和對古典主義畫作的欣賞，完成了自己的審美教育，轉而用來鑒賞英國本地的風景，便萌發出“如畫”的美學觀念。但到了18 世紀后期，古典主義漸漸式微，“如畫”審美趣味日漸青睞粗糙、崎嶇和參差多態的景物。在這個過程中，吉爾平（William Gilpin，1724—1804）和普萊斯（Uvedale Price，1747—1829）兩位藝術家和文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吉爾平“確立了畫家對于粗糙景物的偏愛”，而普萊斯則進一步將“如畫”確立為優美與崇高之外的第三種范疇，但同樣把粗糙、斑駁和不規則等看作“如畫”的基本特征。在這樣一種美學視景中，偏僻奇絕的自然風景、素樸的鄉村茅舍、破敗坍塌的廢墟，乃至吉卜賽人和乞丐，都成為觀景者的欣賞對象。

簡而言之，如畫美的趣味偏愛的是未經人力干預和規劃的大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卑微的、沒有開化的部分”，而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展和工業革命的興起，這樣的景物越來越難以在英國本土找到。藝術家們希望看到“文明國家里難以看到的景色，如此遙遠、如此殊異、如此荒蠻的景色”，不得不把視線從英格蘭本地轉向北威爾士、蘇格蘭高地等偏遠地區，更進而轉向落后的大英帝國殖民地。19世紀，伴隨著交通工具的改進和旅游業的興起，英國人開始把“如畫”的審美觀念帶入他們對如緬甸這樣的殖民地的觀察與視覺再現之中。中國雖然不是英國的殖民地，但作為英國意欲通過貿易來征服的對象，也被納入同樣的視覺模式來打量。最好的例證莫過于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Alexander，1767—1816）1814年出版的畫冊《中國人的服飾和習俗圖鑒》（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Chinese），書名直譯應為“對中國人的服飾和習俗的如畫再現”。亞歷山大是1792年馬戛爾尼訪華使團中的制圖員，他在隨團旅行中國期間，繪制了大量描繪中國風土人情和各色人物的水彩畫及速寫。回到英國后，亞歷山大對這些畫作進行整理和再創作，于1814年出版了這部水彩版畫集。該書共收入50幅圖畫，其中48幅為人物畫，形象刻畫非常準確，服飾細節極其豐富，還附有簡明的說明文字。亞歷山大本人并未明言他選擇“如畫”一詞的用意，但從畫作本身來看，不難體會其中“如畫”的美學趣味：選擇的人物多為普通乃至下層平民，背景也多為鄉野風光。

美國學者杰弗里·奧爾巴赫（Jeffrey Auerbach）曾經指出，“如畫”觀念對于大英帝國的視覺建構至關重要，它有助于將帝國的諸多區域統一起來并加以同質化（homogenize）。英國的作家和藝術家用“如畫”的視角觀察和呈現南非、印度、澳大利亞等不同地域，不是去凸顯它們的異域色彩，而是要去“馴服異域性”（domestication of the exotic），讓它們看上去與英格蘭沒什么兩樣。異域色彩自然無法回避，但要祛除其讓人為難的“他性”（otherness），容許觀察者仍舊待在他的視覺舒適區之中。亞歷山大《中國人的服飾和習俗圖鑒》對中國的再現，也包含了這種機制，尤其體現在他的說明文字中。例如他在描繪中國漁夫用來捕魚的鸕鶿（Leu-t?e）時，便特別指出它很像英格蘭的普通鸕鶿（common cormorant）；又如在描繪表演耍壇子的雜耍藝人時，亞歷山大認為他們與印度的雜耍藝人殊無二致，但中國藝人技藝更勝一籌。

奧爾巴赫的論述，運用于裴麗珠的《北京紀勝》時尤其具有啟發性。如我們前面所說，裴麗珠寫這本書的初衷是讓西方讀者“熟悉”北京，但她深知這并非易事，對自己作為西方人的身份與中國歷史文化之間的天然鴻溝有著充分的自覺：

要恰如其分地認識北京，幾乎非一個西方人所能勝任，因為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對中國的過去有深入的了解，對中國人的性格和宗教有無限的同情，并且極為熟稔窮人的諺語和家常話、街頭歌謠和工場作坊的行話，就像熟悉文人心態和統治者的動機一樣。

裴麗珠認識到，西方人了解中國比領會意大利文明的意義要困難得多：“我們更容易想象自己與偉大的洛倫佐（Lorenzothe Magnificent）甚至凱撒·博爾賈（C?sar Borgia）——而不是永樂或乾隆皇帝——共進下午茶”。她努力用自己的“熟悉”來彌合“陌生”的西方人與北京之間的距離，這與“如畫”觀念的運作機制恰好有相通之處。只是裴麗珠的工作更寬泛地位于中西之間，而非著意于大英帝國的文化建構，這突出地表現在第四章《過去的畫意》中。在這一章，裴麗珠為我們展現了北京那些正在消逝的多姿多彩的風景與生活。她談起街頭小販“有特定的悅耳的叫賣聲，就像倫敦的魚販子或巴黎的四季商人（Marchands des Quatre Saisons）一樣”，警察制度出現之前的打更人“讓人想起莎士比亞筆下的道格勃里（Dogberry）和他的手下”，老派的滿大臣坐著綠色轎子往來于皇宮的陣仗“類似倫敦的市長巡游（Lord Mayor’s Show）”，而貨車車夫“語言中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的隱喻如同他本人一般充滿畫意”。裴麗珠運用精彩的比喻和聯想，著力在北京的城市風情與西方文化之間建立起橋梁。如此呈現出來的“如畫”的北京，也是令西方讀者感到親切和熟悉的北京。

《北京紀勝》用這一章的篇幅集中呈現的“如畫”的北京，卻屬于或即將屬于“過去”，這本身亦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如我們前文所說，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如畫”觀念在英國遭遇困境，是因為它感興趣的是前工業時代的風光。在18世紀90年代，“普賴斯和他的追隨者想把時鐘回撥，重新發現風景——在那里，沒有工業化、沒有圈地、沒有莊園改造留下的印記”；游客們追求的是“原始的、漸被廢棄的、帶有異教色彩的生活方式。文明的心智與開化的鄉村一樣，都已經過時了”。于是英國的文人、藝術家和旅行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域外，在落后的殖民地和后發地區發現他們似曾相識的、在本國已經逐漸消失的“如畫”之美。裴麗珠大體亦可歸為他們中的一員，然而，讓她頗感失望的是，這些“如畫”的風土人情，在北京這座正在經歷現代轉型的城市，也正在消逝。例如，裴麗珠欣賞的“過去那種如畫般的”葬禮已經被命令禁止，盡管她完全理解民國政府做出這一決定所依據的現代原則，但她還是感到痛惜。在這一章的結尾，她發出了這樣痛切的追問：

無論我們可能是多么好的民國國民，無論我們多么贊賞“現代北京”，我們都必須承認——傷心地承認——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對過去的畫意（picturesqueness）的消逝感到惋惜。缺少了宮廷的刺激和奢華，生活——死亡也是——正變得越來越單調乏味。唉，進步必定與丑陋攜手并進！ 非得如此嗎？ 北京跟中國一樣，站在“新舊交匯”的十字路口。某一天——當過渡時期結束的時候——把最好的中國傳統與現代文明的必要改進結合起來難道不可能嗎？

那發源于英國并在英國臻于頂峰的現代文明，已經侵入北京，發生在英國的似乎也必然在中國重演，將“如畫”之美掃入歷史。吊詭的是，這正是殖民主義現代性的必然結果。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乃至整個中國正努力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尚無暇顧及那些消逝的傳統。頗具反諷意味的是，現代文明比“如畫”的事物更加同質化，更加讓人感到“熟悉”，卻無法產生“畫意”，只讓人覺得“單調乏味”。一座現代的北京城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具有“如畫”之美，這是裴麗珠留給我們的課題。

四

192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美國攝影師懷特（Herbert C. White）的影集《燕京勝跡》（Peking the Beautiful）。胡適在為此書撰寫的序言中，特別提及裴麗珠的《北京紀勝》，稱其“極具價值”，并引用了序言中“要恰如其分地認識北京，幾乎非一個西方人所能勝任”那段話。胡適表示，“我完全贊同這段精到的評語，而且還愿為裴麗珠女士的觀察做些補充。相比于本地居民，來北京的西方游客常常能更好地欣賞北京的藝術魅力和建筑之美”。胡適的理由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功利主義態度，以及看待建筑的道德眼光，妨礙了我們欣賞藝術之美，他舉的例子是頤和園因為乃挪用海軍經費建造而成而備受抨擊。與此形成對比，“對于西方旅行者而言，因為沒有這種藝術和道德的成見，他一踏入北京就會立刻愛上這里。他會為北京城的紅墻、斑駁的匾額、秀美的荷池、聳立的松柏，尤其是建筑的雄偉壯麗而欣悅不已”。胡適此文用英文撰成，似為西方人說法，對中國人審美態度之批評未免苛刻。然而，他提出的審美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卻是一個具有相關性的有意味的話題。

事實上，“如畫”觀念中本身就包含了審美與道德之間的緊張。“如畫”美學青睞乞丐、吉卜賽人或農夫等下層人物形象，他們可以與前工業時代的大自然和諧共存，成為藝術家取景的對象。吉爾平做過一個相當著名的區分：“以道德的眼光，賣力的機器比起懶散的農民更令人愉快，若從如畫美的角度來看，情形則恰好相反……”毫不掩飾“如畫”美學非道德的傾向。然而，到了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帶來的弊病——鄉村的敗落與城市貧民窟的出現——越來越顯著，這樣一種非道德的美學觀念變得越來越讓人難以接受，特別是對于那些關心本國人民福祉的進步知識分子而言。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在一篇鄉村游記中寫道：“我不禁想，為了給我提供如畫之美的主題，使我能夠快樂地散步，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受苦受累。”這樣一種道德壓力，某種程度上也是“如畫”觀念在19世紀的英國逐漸式微的原因之一。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當英國的文人和旅行家漫步于如緬甸這樣的殖民地的時候，他們源于宗主國的優勢地位以及與當地人的天然隔閡，使得他們欣賞“如畫”景物時無須承受太重的道德負擔，對當地人對于殖民統治的反應也往往視而不見。

裴麗珠的情況更復雜一些。如前文所引，她筆下的“如畫”景物，有相當一部分也屬于車夫、僧侶、村民等底層或邊緣階層。裴麗珠并非完全視其為對象化的景觀，而是憑借她出色的語言能力和對北京風土民情的熟稔，與這些人多有互動。《北京紀勝》中記載了她游訪柏林寺并與其住持交流的情景，作者的謙恭與敬重之情躍然紙上。裴麗珠對普通民眾不乏同情，書中甚至記述了她與友人游覽玉泉山時給一個路上摔倒的小男孩硬幣的細節。不過，我們仍然能看到，“如畫”的觀念如何自覺或不自覺地抑制了她的道德意識。她寫到二閘附近運河兩岸“令人著迷的生活”——“那些船上和岸上如畫般（picturesque）的種種令人驚喜的事物”——的時候，是如此用筆的：

夏天，備有石頭長椅和桌子的露天餐館里坐滿了鄉民，他們提的鳥籠掛在蓋著厚墊子的遮陽棚上。推著手推車的農夫把成車的蔬菜運到水邊，蹚到水里好讓它們變得新鮮以便出售。農民們在泥濘的村子里養的那些所有美食家都稱贊不已的肥美的鴨子，從這些村子成群地一路搖搖擺擺地走過來，游到那些在各水閘間穿梭的行駛緩慢而沉重的客船中間。稍遠處，在職業說書人那單調的調子里有某種浪漫的氣息，……在整個場景中，有一種令人們輕松地想起沙漠的魅力棲居其間。這是一種不同尋常的富于感染力的明晰，通過這種明晰，最遼遠的事物似乎也以令人驚嘆的鮮明的效果聚焦在我們眼前。它是把一幅風景畫中的所有細節都照到的一束光，制造出壯麗的色塊，讓泥墻也發出絢爛的光芒。

到了冬天，風景就變換了。棕色的田野顯得粗糲，蒙著沙塵，屈服于嚴寒。運河結了一層冰。船只無所事事地躺在岸邊，用泥塊錨定，受到荊棘叢樹枝的保護。古樸的雪橇登場，一個人推一個人拉，而穿著原始的用鐵做的冰鞋的小男孩們則像饑餓的麻雀一般繞著雪橇兜圈子，向乘客乞求銅板。這時候茶舍已無人問津。……

這段文字觀察之細致、文筆之生動令人嘆服，然而作者終究只是把這一切——包括住在泥濘的村子里的鄉民和向乘客乞求銅板的男孩們——看作一幅“風景畫”而已。與之構成對比的是沈從文約略寫于同時期的《游二閘》一文，沈從文關心的是“那些赤精了身體，鉆到水瀑下而去摸游客擲下銅子的小孩”到了冬天將何以自娛且娛樂他人，他們的未來將從事何種職業，進而生發出對處于巨變中的中國普通人的命運的憂思。本國作家終究無法心安理得地從凋敝的鄉村中拾取出“如畫”的景觀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胡適對中國人看待風景時所懷有的道德感的批評并不算公平。

平心而論，裴麗珠已經盡她所能地努力去了解北京的歷史與文化，去同情北京人的性格與氣質，去熟悉北京平民的語言與風俗，建立她與這座城市之間的“親密”關系。正因如此，她才為我們留下了一部今天讀來仍引人入勝的《北京紀勝》，留下了那已經消逝的“如畫”的北京。然而，兩種文化之間幾乎存在天然的界限，使得她仍舊未能突破那最后的隔閡，真正對這座城市及其人民感同身受。這可能是過高的要求，但也提示我們，跨文化的交流與對話無論深入到何種程度，或許都不為過。

五

《北京紀勝》自問世以來廣受好評，一直為北京歷史文化的研究者稱賞和引用，但卻沒有一部完整和準確的中譯本。2008年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推出了該書的英文版，收入“京華往事”叢書，根據的是原書1931年版，但刪去了最后一章《西方地標》。2018年，中國文史出版社以原書1922年版為底本，出版了王慕飛先生翻譯的中譯本，但同樣刪去了最后一章，譯筆亦不盡如人意。因而，當2020年夏天宋希於先生約我以1931年定版為底本重譯此書時，我稍做思忖便答應了下來。等到動筆開譯時，才發現難度之大超出了我的預期。一方面要用妥帖的中文還原裴麗珠維多利亞風格的優雅文筆便是一項巨大的挑戰；更重要的是，該書涉及大量的史實和典故，都有解釋乃至訂正的必要。裴麗珠雖然熟稔北京歷史與風俗，但疏漏和錯訛之處也不在少數，這些地方我都盡可能依據較為可靠的文獻資料加以糾正。對一些讀者可能不熟悉的背景知識，也盡力查考和說明。另外，裴麗珠在書中引用了大量英文文獻，有些地方她給出了出處，但奇怪的是，很多大段的引文都沒有交代來源，也無注釋。我借助“谷歌圖書”的搜索功能，查出了大部分引文的出處，但仍有一些引文無從考索，相關文獻信息只得付諸闕如。由此我發現，裴麗珠經常引用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1850—1904）談論日本歷史文化的著述，直接將其搬用到她對北京和中國文化的描述中。她與這位愛爾蘭裔日本作家的淵源，值得專文討論。以上這些有關原書內容和引用文獻的解釋、說明與考證，都以譯者注的形式隨文出注。雖然花費了不少心力，這個譯本肯定還存在不足乃至訛誤，敬祈方家指正。

《北京紀勝》，【英】裴麗珠著， 季劍青譯，后浪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5年6月第1版

（新版《北京紀勝》由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季劍青先生根據本書1931年定本譯出。本文系該書導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來源：季劍青（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