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終于被以色列拉下水了。

前兩天，美國B-2轟炸機對伊朗三處核設施投下了巨型鉆地彈。

換成一般國家，早就拼命了。

伊朗最高領袖一次次聲明要讓對手承受“無法挽回的結果”。

但實際上，除了往以色列城市發射彈道導彈，幾乎拿不出有效的還擊手段。

伊朗有9000萬人口、160萬平方公里的疆域，為什么面對敵人，就是硬不起來呢？

說到底，還是實力不濟。

比如伊朗空軍裝備的戰機型號，要么是當年巴列維王朝時代留下來的，像F-14A、F-4D/E和F-5E/F等；要么是冷戰時從蘇聯或中國買的米格-29A/UB戰斗機、蘇-22和殲-7等。

這就難怪以色列能掌控德黑蘭的制空權，畢竟伊朗雷達的航電系統還停留在1980年代水平。

本來在2022年，伊朗打算從俄羅斯買30億美元的軍火，最后因為沒錢而擱置了。

按理說，伊朗的日子不應該混得這么落魄。畢竟，伊朗原油探明儲量位居世界第4，天然氣儲量位居世界第2。

窮，是伊朗最大的問題，但病根卻不單純出在經濟上。

1908年5月26日凌晨4點，伊朗胡澤斯坦省（Khuzestan）的沙漠深處。

英國地質學家雷諾茲被一陣巨大的轟鳴聲驚醒。他沖出帳篷，看到鉆井平臺噴出了黑色的液體——石油。這一刻改變了整個中東的命運。

1908年英國-波斯石油公司的工人

這是中東地區發現的第一個具有經濟價值的大油田。1909年，英國-波斯石油公司成立，1912年，阿巴丹煉油廠建成投產，成為二戰前世界最大的煉油廠。

這讓伊朗從一個貧窮的農業國，一躍成為地緣政治的焦點。但天賜的財富，也埋下了百年動蕩的種子。

根據最初的協議，英國人獲得了伊朗石油開采的絕對控制權，伊朗持有16%的分紅股。

可英國人用盡手段欺瞞波斯人，甚至拒絕向國王（不論是愷加王朝的末代國王卡扎爾沙阿，還是政變上臺的禮薩·沙阿·巴列維國王）公開賬目，伊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石油到底賣了多少錢。

這種不平等的關系，為后來的民族主義覺醒埋下了伏筆。

擁有巨量資源卻無法掌控它，結果只能是個災難。

隨著伊朗民族意識覺醒，到1950年代初開始有人對英美說“不”。

“伊朗的石油應該屬于伊朗人民。”當貴族政治家、伊朗民選首相摩薩臺在議會演講說出這句話時，他和西方國家，以及當時的國王小巴列維之間的矛盾就已經無法調和了。

穆罕默德·摩薩臺，1951-1953年間出任民選的伊朗首相

美英怎么會讓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

丘吉爾下令對伊朗實施經濟封鎖，阿巴丹煉油廠被迫關閉，瞬間變成了一座空城。英國軍艦封鎖了波斯灣，阻止任何國家購買伊朗石油。

1953年，在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伊朗軍方發動政變，摩薩臺被逮捕入獄，而后一直軟禁到死去。巴列維背靠西方，統治地位得到了空前鞏固。

伊朗人對掌握自己經濟命脈的首次嘗試，以失敗告終。

伊朗末代君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一家

伊朗著名的巴列維王朝從1925年開始算起，到1978年共統治了伊朗53年。

小巴列維在1941年繼承了父親禮薩沙阿（Reza Shah）的王位，1953年在美國幫助下政變奪權后，在伊朗國內實行的是一種名義上君主立憲、實際上高度專制，但同時也追求經濟發展的治國理念。

首先，作為對西方國家的回報，他在1954年的“財團協議”中把外國石油公司重新帶回該國的工業。

根據“財團協議”，伊朗40%的石油股份屬于5家美國公司，40%屬于伊朗-英國石油公司，14%屬于一家荷蘭石油公司，其余6%屬于一家法國石油公司，原計劃到1979年結束。

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逼他簽訂了這個“不平等條約”。

另外，巴列維打壓伊斯蘭教，政策上追求伊朗民族主義的復興，經濟上全盤西化。

1963年，他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計劃，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的經濟社會改良。

包括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征收地主的土地，讓農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再次購買；森林和牧場國有化；讓工人參加企業分紅；給婦女平等的選舉權；向西方派遣留學生，成立“知識大軍”到農村掃盲；制定社會福利政策等等。

伊朗的人口和GDP

這些改良主義措施看上去非常美好，似乎正在引導古老波斯帝國擺脫中世紀的落后狀態，一頭扎進現代化國家行列。

在小巴列維長達37年的統治期間（1941-1978年），伊朗的國民收入增長了423倍，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1968-1978年間，GDP增速平均為16%-17%，人均GDP也從1960年初的160美元躍升到1978年的2250美元，已經相當于法國的1/3。

加上1973年新的“買賣協議”替換了“財團協議”，財團只做國家石油公司的石油買家和特權客戶，而伊朗從西方財團手中收回石油主權。

恰逢上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國際油價暴漲，伊朗每年的石油收入從40億美元猛增到200多億美元，伊朗從債務國竟變成債權國。

1970-2000年國際原油價格走勢圖

國王就像個暴發戶，生活奢靡無度，花錢開始大手大腳，1975年后的軍費開支也漲到每年100億美元。

從德黑蘭到伊斯法罕，現代化的工廠拔地而起，城市富人區和中產階層生活和歐洲沒什么兩樣。

政府公務員、石油公司工程師、私立學校教師和小老板們，他們周末一手推著嬰兒車，一手拎著剛買的進口奶粉，在散發著甘甜氣息的檸檬樹下散步。有錢的夫人們穿著歐洲時裝，在咖啡廳里優雅地品嘗咖啡。

1970年代德黑蘭街頭

繁華的德黑蘭被稱作“東方巴黎”，伊朗一躍成為中東地區不可忽視的經濟和軍事強國。

但繁花易逝，國王沒有意識到，巨大的政策失衡、貧富差距、文化沖突正在撕裂這個國家。

雖然，土地改革讓近90%的伊朗佃農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卻被政府逼迫把地契換成合作社股票，所有權名存實亡。

政治專制并沒改變，巴列維國王雖然推動經濟現代化，但在政治上卻固步保守。秘密警察薩瓦克橫行無忌，反對派卻越鎮壓越多。

上層社會腐敗橫行，王室和政府官員利用石油收入大肆斂財，權力尋租隨處可見，底層人怨聲載道。

更嚴重的是經濟結構的扭曲。躺在石油上發財，導致其他產業毫無競爭力。伊朗的制造業和農業在石油光環下日漸萎縮，經濟對能源的依賴越來越嚴重。

1970年代末，伊朗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了全國40%的財富。大城市里燈紅酒綠，賭博和娛樂場所到處可見，而全國九成人口仍是貧困的什葉派穆斯林，貧富分化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民怨越積越深。

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現代化過程中最危險的時刻，往往是經濟快速發展但政治制度滯后的階段。”

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教會在民間思潮中開始占據上風。

什葉派領袖霍梅尼雖然長期流亡國外，但在國內的影響極大，終于在1978年秋天爆發了反對國王的原教旨主義革命，推翻了巴列維政權。

1979年4月1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宣告成立，消滅了親美的腐朽王朝，卻走向另一個更嚴重的極端。

新的伊斯蘭共和國是一個非常另類的“共和國”：有總統有議會，但三權分立之上宗教領袖掌握最高權力，《古蘭經》是最高法律，政教合一。

伊斯蘭革命形成獨家政體，代價就是讓1978年后的伊朗陷入超級孤立。

1979年11月6日，大批伊朗民眾聚集在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前 圖片來源：美聯社

首先是和所有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徹底撕破了臉。

1979年11月，伊朗學生占領美國大使館，扣押52名美國外交官作為人質長達444天。美國啟動對伊朗實施制裁，凍結了伊朗在美國的120億美元資產。

大量外國投資撤離，技術人員流失，工業生產陷入混亂，到1984年時將近一半的勞動力失業。

因為革命、人質危機、兩伊戰爭（1980-1988年）和后面的核問題，40多年來伊朗受到的國際制裁就從來沒斷過。

2012年，美國聯合歐盟將伊朗從SWIFT國際支付系統中剔除，相當于一顆“金融核彈”，伊朗的銀行無法進行國際轉賬，貿易幾乎中斷，更不可能獲得什么先進技術和工業品了。

其次，伊朗和周邊國家有扯不清的歷史恩仇，關系十分糟糕。

伊斯蘭世界中有什葉派和遜尼派兩大教派，二者水火不容，爭端在于由誰來繼承先知領導穆斯林，它們的宗教思想、法理有很大不同。

而伊朗是唯一一個主要人口是什葉派穆斯林的中東大國，這就很“萬綠叢中一點紅”了。

中東和非洲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圖（綠色為遜尼派，棕色為什葉派）

這樣的宗教和政治屬性，讓伊朗在以遜尼派為主導的阿拉伯世界中長期處于邊緣化和對抗狀態。

沙特和巴林等國，把伊朗的革命輸出和什葉派影響看作區域安全的重大威脅，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斷絕和經濟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排斥出海灣合作委員會（GCC）的核心圈子。

先天不足加外部孤立，結果就是伊朗國內持續的經濟困境。

伊朗原油探明儲量位居世界第4，1974年曾達到600萬桶/日的歷史最高產量，還擁有世界第二大天然氣儲量，目前天然氣日產量為10.7億立方米。

然而，伊朗卻捧著金飯碗討飯：國內天然氣和電力卻面臨能源失衡的嚴重危機，還要從土庫曼斯坦和俄羅斯進口天然氣。

怎么會這樣呢？

伊朗首都德黑蘭北部

一是因為巨大的能源浪費。

伊朗的GDP只和香港相當，卻是僅次于美、俄、中的世界第四大天然氣消費國，比30多個歐洲國家總和還要多出100億立方米。然而因為設施老舊，分配網絡、終端電廠都面臨巨大損耗，甚至因為油田缺少天然氣收集設備，伊朗每年在空氣中直接燒掉180億立方米。

有統計說，伊朗在生產和輸送過程中損失的天然氣就相當于土耳其天然氣總消耗量的一半。

二就是因為生產力的低下了。

伊朗火力發電廠的效率僅為33%，燃料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轉化為電能的過程中被浪費了。

此外，該國13%的電力在輸電和配電階段損失，也是由于缺乏對新設備和技術的投資。

政治僵化、派系斗爭，可用能源短缺，生產力低下，嚴重通貨膨脹等等，一樁樁環環相扣，都在吞噬著這個國家的所有精氣。

2021-2023年伊朗里亞爾兌美元匯價

2018年5月，特朗普對伊朗實施“史上最嚴厲制裁”。到7月底，伊朗里亞爾兌美元的匯率就跌破了1:11.9萬，創下當時歷史新低，三個月內，伊朗貨幣貶值了50%。

2024年6月30日，自由市場（黑市）美元兌里亞爾匯率達到1:61.7萬，金融市場幾乎崩潰。

同樣崩潰的還有民生。

從2022年3月到2023年3月，伊朗城鎮和鄉村家庭消費價格指數由145.8上漲到205.1，上漲40.69%。

2014年，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提出了“抵抗經濟”的概念，意圖用什葉派“受難者情結”凝聚人心。

但問題是，這苦難能是暫時的嗎？

甚至就連“絕對忠誠”于最高領袖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明面上是守護伊朗的強大精銳武裝力量，但背地里卻是喝著紅酒抽著雪茄干著走私的商業寡頭。

讓軍人搞市場，無疑是讓不專業的人來干專業的事，產業升級是不可能的。

伊朗的經濟算是陷入死循環了。

伊朗的例子告訴我們，資源稟賦雖然重要，但絕不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唯一因素。

社會制度、治理能力、國際環境，往往比資源本身更加關鍵。

在國力不強的時候，伊朗的石油出現得太早，而硬實力崛起得太晚。

我們很慶幸，手里拿著中國式發展的教科書。

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我們走過了新文化運動，趕走了外國列強，完成了內部整合和思想凝聚。

我們又在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十年里，拼老命打了“抗美援朝”立國之戰，咬牙完成了工業基礎門類布局，一窮二白造出了“兩彈一星”，從上到下一樣艱苦奮斗，以超高性價比突破西方封鎖，手握王牌穩住了國際地位。

當然我們犧牲巨大，可這才有了改革開放后四十多年蓬勃發展的前提，才有機會實現市場化體系、法治社會的建設。

伊朗的曲折，中國十分理解。

但中國的經驗，伊朗恐怕學習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