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也長期擔任過中央軍委副主席，既是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人民軍隊的重要締造者和軍事理論家。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曾經是中國GCD的軍事負責人。他以非凡的戰略眼光和組織能力，參與決策人民軍隊建軍大業、制定軍事戰略方針，并直接指揮重大戰役，是MZD軍事思想的重要貢獻者和實踐者。周恩來的軍事智慧，深刻影響了中國革命的走向。中國人民解放軍36位軍事家中周恩來位列第二。

周恩來是創立人民軍隊的關鍵推動者，他最早提出武裝斗爭思想。1922年，他明確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边@一思想成為中國GCD創建人民軍隊的理論先導。1924年11月，周恩來在孫中山支持下，建立由GCD掌握的“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1925年11月，以鐵甲車隊為基礎，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支由GCD人直接掌握的武裝力量，成為新型人民軍隊的雛形。

周恩來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1927年8月1日，周恩來作為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了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GCD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開始。

周恩來創造了極具前瞻性的軍事理論。他是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奠基人。周恩來主持制定《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規定黨代表與指揮官共同簽署命令，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周恩來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首次設立政治部，開創軍隊政治工作制度。他提出政治工作要“保證革命政黨對軍隊的領導”，培養政治工作骨干，形成靈活多樣的工作方法。1929年紅四軍召開古田會議期間，周恩來是當時ZGZY的軍事負責人，MZD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中，系統提出：“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理論；消除舊軍隊習氣，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強調“槍桿子必須服從革命綱領”，為軍隊注入理想信念的靈魂。這些內容得到了周恩來的充分肯定和有力支持。在中央蘇區任紅軍總政委期間，周恩來首創軍隊政治工作體系，制定《紅軍政治工作條例》，解決紅軍官兵“為誰打仗”的思想問題。提出“軍事斗爭與群眾路線結合”的方針，推動紅軍從單純作戰向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轉型。

周恩來為我黨形成人民戰爭軍事思想做出了貢獻。他認為，革命戰爭必須依靠群眾，動員和組織群眾進行戰爭是基本形式。他提出“工農兵大聯合”，強調武裝民眾，把軍隊和群眾的武裝斗爭結合起來是奪取勝利的保證。

周恩來還是推動游擊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戰略家。他提出“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的游擊戰法，指導中央紅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以弱勝強?？箲鹌陂g發表《論抗日游擊戰爭》等著作，預判持久戰三個階段，推動敵后游擊戰與正面戰場的協同。

周恩來是軍事外交思想的開拓者，抗戰時期主持與國民黨談判，促成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保持ZG軍事獨立性。解放戰爭期間提出“邊打邊談”策略，以戰場勝利推動政治談判，加速全國解放進程。

周恩來親自參與多個重大戰役的組織指揮工作。周恩來是中央紅軍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總指揮，與朱德共同采用“誘敵深入、運動殲敵”戰術，殲滅國民黨軍3個師，創造紅軍史上經典戰例。周恩來參與決策了長征路線選擇，在湘江戰役失敗后，支持MZD重返紅軍領導崗位，促成[cù chéng]遵義會議召開，挽救了革命危局。

周恩來在抗日戰爭中統籌全局，參與平型關戰役籌劃，協調八路軍115師伏擊日軍板垣師團，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神話。指導敵后根據地建設，提出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擴大華中抗日力量。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是黨中央轉戰陜北的總調度，他坐鎮中央軍委，以“蘑菇戰術”拖垮胡宗南25萬大軍，保障了黨中央安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周恩來作為ZG中央軍委副主席、代總參謀長，參與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統籌百萬大軍的糧食、彈藥補給，為遼沈、淮海、平津戰役勝利提供了堅實保障。

新中國成立后，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周恩來，還親自出面協調組織對志愿軍的后勤供應，為打贏這場新中國的立威之戰提供物質保障。

新時代推進強軍興軍，周恩來倡導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軍事斗爭服從政治大局”等原則，仍是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根本遵循。他的戰略智慧與家國情懷，成為強軍文化的精神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