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有個人匆匆趕到萬安縣縣委。縣委辦的小年輕見他自稱曾是“老紅軍”“中央代表”，一時慌了神，趕緊跑去給縣委書記打電話。

這位縣委書記是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聽完曾洪易的自我介紹，他眉頭立刻皺成了疙瘩——眼前這人的底細，他門兒清。更巧的是，此時中共吉安地委已接到省里關于逮捕曾洪易的緊急指示。

為避免打草驚蛇，書記靈機一動，以“安排你去吉安教俄文”為由穩住他，暫時將他留在縣委。此時的曾洪易渾然未覺，只當自己被重視，對即將到來的逮捕毫無察覺。

直到某日，門外突然響起急促的腳步聲——幾個穿中山裝的公安人員徑直破門而入，為首的亮出證件，沉聲道：公安部，曾洪易同志，請跟我們走一趟。

這是怎么回事呢？

曾洪易這個人的出身，在當時的江西萬安縣算是不錯的。他家境優渥，從小不用為讀書發愁，家里不僅給他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條件，還早早請了先生教他讀書識字。他的讀書成績一直很突出，別的孩子還在為算術題抓耳撓腮時，他已經能把課本里的文章背得滾瓜爛熟。沒過幾年，他就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南昌的一所大學。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江西，年輕人熱血沸騰，都想著為國家找出路，曾洪易自然也跟著投身其中。他腦子活、口才好，在各種集會、游行里總能站出來振臂一呼，很快就成了學生里的活躍分子。組織上看他表現積極、思想進步，就把他吸收進了革命隊伍。這一批江西最早的革命者里，曾洪易算得上排得上號的人物。后來隨著隊伍壯大，他還慢慢當上了小領導，處理些組織協調的事務，漸漸在圈子里有了些名氣。

再后來，組織有心培養曾洪易，就送他去蘇聯莫斯科的中山大學深造。那時候蘇聯是革命圣地，好多國內進步青年都把去蘇聯學習當成“鍍金”。曾洪易到了那兒特別會“表現”，當時蘇聯黨內流行一種“左”傾教條主義的思潮，講究嚴格按照書本理論辦事，曾洪易剛好摸準了這個脈，寫文章、發言都緊扣這些理論，很快就得到了那些“左”傾領導人的賞識。在他們眼里，這個來自中國的年輕人理論水平高、立場堅定，是個難得的人才。

從蘇聯學成回國后，組織對他委以重任，直接給了個重要職位。這時候的曾洪易才27歲，年輕氣盛，已經是響當當的“中央代表”了。所謂“中央代表”，就是代表黨中央到地方指導工作的，權力大、分量重。他被派往贛東北蘇區，負責紅十軍的工作。

當時贛東北蘇區的負責人，是紅十軍的創始人是方志敏和邵式平，這兩位都是江西本地成長起來的革命家，對這片土地有深厚的感情。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拉起隊伍，打土豪、分田地，和敵人周旋了好幾年。最難得的是，他們不光打仗厲害，還能發動群眾，把根據地建設得有聲有色。

按理說，曾洪易作為中央代表下來指導工作，應該是來幫忙、來總結經驗的，可他這人一來就變了味兒。首先，他端著“中央代表”的架子，根本沒把當地的干部放在眼里。剛到贛東北沒幾天，就召集當地黨員干部開會。會上，他沒先聽聽大家的實際困難，也沒看看根據地的發展成果，上來就把贛東北蘇區過去的成績全盤否定了。

緊接著，他就開始動手改組領導機構。原來的蘇區黨委、紅軍軍委這些核心部門，他以“不符合中央精神”為由，把負責人一個個換掉，自己坐上了贛東北蘇區的最高領導位置，還兼任了紅十軍的政委。這還不算完，他還把自己在蘇聯留學時認識的幾個“老同學”、在國內跟著他一起回來的“親信”，一個個安插到財政、后勤、保衛這些關鍵崗位上。這些人大多沒什么實際工作經驗，有的甚至根本不懂根據地建設，但架不住曾洪易信任，很快就把持了各部門的大權。

曾洪易覺得他們“思想保守”“不夠革命”，根本不聽他們的意見。方志敏為人正直，看問題看得透，曾多次找曾洪易談，希望他能多聽聽基層的聲音，別一刀切地否定過去的經驗，可曾洪易根本聽不進去，反而覺得方志敏是在“反對中央代表”“搞地方主義”。邵式平性格更直爽些，有時候忍不住提幾句意見，還被曾洪易批評“不服從領導”。就這樣，他把贛東北黨和紅軍的元老方志敏、邵式平給擠出了核心領導層。

這時候國民黨正發動第三次"圍剿"，調集了30萬大軍要把紅軍一網打盡。按說曾洪易作為軍事指揮官，應該發揮紅軍擅長的游擊戰優勢，可他壓根不懂打仗。一聽說敵人要"堡壘推進"，他也不研究對策，直接照搬蘇聯課本上的"堡壘對堡壘"戰術。紅軍戰士們扛著木頭往山上跑，沒日沒夜地修碉堡。結果修了三個月，才修了十幾個破碉堡，敵人的大炮一轟就塌了大半。更糟糕的是，這么一折騰，紅軍的主力部隊全被牽制在工事里，機動性全沒了。

最要命的是貴溪夏家嶺這場惡仗。紅軍戰士們餓著肚子守在碉堡里，硬扛著敵人飛機大炮的轟炸。有個叫小王的機槍手，一個人守著兩挺機槍，從天亮打到天黑，打光了三箱子彈，最后壯烈犧牲。可就算戰士們這么拼命，曾洪易還在后邊罵娘，說前線的人"貪生怕死"。這場仗打下來，紅十軍傷亡過半，根據地的重要據點丟了三個，老百姓藏在地窖里的糧食都被搶光了。

吃了敗仗的曾洪易不但不反省，反而開始耍起了手段。他給中央拍電報說：贛東北根據地混進了大批反革命分子，最近在橫峰破獲了AB團，在貴溪抓到了改組派。其實這些"反革命"都是他編造出來的。為了坐實罪名，他搞起了"肅反"運動，專門成立了個"肅反委員會"，自己當主任。

有個叫吳先民的老紅軍，當年和方志敏一起發動弋橫暴動，是贛東北根據地的元老。就因為曾洪易覺得他"成分不好"，事實上吳先民家里就是種田的，卻硬說他搞"反革命活動"，五花大綁地把吳先民關進牢房。

吳先民的事一出，讓整個贛東北的干部、群眾都寒了心——連跟著黨出生入死的元老都能被冤殺，誰還敢真心跟著干？

這一折騰，蘇區和紅軍的日子可就難過了。從前紅軍打仗，群眾扛著米袋、抬著擔架跟著跑；現在敵人一打過來，老百姓關門閉戶，連個送飯的都沒有。更糟糕的是，好多原本隱蔽的地下交通站被破壞，紅軍需要的藥品、鹽巴運不進來，傷員的傷口化膿了只能用草藥敷；彈藥更是緊缺，一支步槍配不上三發子彈，打起仗來跟敵人拼刺刀都得挑準了時機。

最讓紅軍頭疼的，是曾洪易的“指揮”。第三次反“圍剿”吃了敗仗后，他不反思自己的戰術錯誤，反而覺得“內部問題比敵人更可怕”。他天天在說“贛東北的干部全靠不住”，甚至把一些跟著方志敏打了勝仗的連排長都撤了職，換上自己的親信。可他的這些親信大多沒上過戰場，連槍都端不穩，一打仗就往后縮，士兵們私下罵他們是“掃把星”。

到了1934年11月，中央組建紅十軍團，也就是后來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決定讓方志敏、劉疇西、粟裕這些有實戰經驗的同志帶隊北上，吸引敵人火力，為中央蘇區爭取轉移時間。按理說，留在閩浙贛蘇區的曾洪易應該帶領剩下的紅軍和地方武裝，配合主力行動，守住老根據地。可他根本沒裝著這個責任——他覺得主力走了，自己成了“光桿司令”，沒權沒勢沒面子，不如早點給自己找條退路。

那時候的閩浙贛省委機關還在葛源鎮，墻上還掛著“堅決保衛蘇區”的標語。可曾洪易每天干了啥呢？他要么窩在辦公室里寫“形勢報告”，把蘇區的困難夸大十倍，說“敵人馬上要打進來了，留下來就是等死”；要么偷偷給中央分局發電報，明里暗里提“機關搬遷”的事。

更離譜的是，他還開始偷偷轉移財產。蘇區銀行的金銀、倉庫里的糧食、兵工廠的機器，能搬走的他都讓人裝上馬車，趁著夜色往閩北運。

這時候的贛東北蘇區，已經不像個根據地了。田地荒蕪，村莊殘破，紅軍隊伍從一萬多人銳減到三千不到，而且人心惶惶。

曾洪易到了后期，心里頭那點對失敗的恐懼在作祟，整個人都陷在一種慌里慌張的狀態里，嘴上總掛著“革命要完蛋了”的論調。

沒多久，敵人的大部隊很快就打過來了。1934年冬天，方志敏、劉疇西、粟裕帶著北上抗日先遣隊從贛東北出發，本來是想吸引敵人火力，給中央蘇區爭取轉移時間的。可這支隊伍剛走到安徽皖南的潭家橋，就遇上了大麻煩。敵人調集了重兵圍堵，兵力是紅軍的十倍不止。

這場戰役里，戰士們穿著單衣在雪地里趴了整宿，凍得手指頭都伸不直；干糧早吃完了，只能啃樹皮、嚼冰碴子；子彈打光了，就抄起刺刀往前沖。后來有人形容那仗：“血染東南半壁天”，這話一點不夸張——戰士們的血把山澗都染紅了，可到底還是寡不敵眾，最后只能撤進懷玉山的深山里。

等先遣隊退回來，本想回贛東北老根據地休整，可等他們翻山越嶺摸回來才發現，哪還有什么“老根據地”？曾洪易早帶著人跑了！原來這幾個月里，他眼見著敵人步步緊逼，心里頭那點“左”傾教條早被嚇破了膽。于是他找了個老鄉帶路，帶著老婆劉紓予和一些親信，偷偷摸摸出了蘇區，一路跑到南京去了。

結果導致方志敏與軍團多位核心干部在突圍中不幸被俘。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他們始終堅守信仰，最終大多壯烈殉國。

到了南京，曾洪易可算找著了“落腳處”。那時候南京有個“留俄同學招待所”，表面上是接待從蘇聯留學回來的人，實際上專收那些變節的“脫黨分子”。曾洪易混進去后，每個月能領20塊大洋——這在當時夠買幾十袋面粉了。可這錢哪是白拿的？招待所里的人天天盯著他們，逼著他們寫“自首書”，還要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說自己“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民黨”。曾洪易為了保命，哪還顧得上當年的革命誓言？他鋪開紙，咬著筆桿子寫那些違心的話，寫著寫著，筆尖都在紙上洇出了墨點——那是他心里頭的汗吶！

抗戰爆發后，曾洪易的“價值”又被人想起來了。他會俄語，就被拉去當翻譯，給國民黨的一些機關當差。那時候的他，早沒了當年在贛東北發號施令的威風，每天穿一身舊西裝，夾著公文包在南京城里跑，見了熟人也不敢打招呼。抗戰勝利后，他被裁了員，沒了工作，只能帶著老婆回江西老家。

更糟的是，他老婆劉紓予看他這副潦倒樣，干脆回了四川老家，留他一個人在江西。這時候的曾洪易，多虧了當年在蘇聯留學時的一個老同學幫忙，他在老家的一所中學謀了個教職，教英語和歷史。

每次有人問曾洪易那些年的經歷，他跟村里的人說，早年在外面讀書，后來在重慶當編輯，抗戰時還當過軍醫，這才回來的。沒人知道他當過“中央代表”，冤殺過那么多革命同志，更不知道他在南京辦了“自首”手續。

曾洪易就像被貪欲牽著鼻子走的木偶，總也填不滿心里那口黑洞。1949年8月7日，萬安縣獲得解放。解放大軍剛進城那會兒，他見人就吹噓自己當年"跟方志敏鬧革命"的往事。

他翻出壓在箱底的舊照片，那是1930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合影，照片里他和王明、博古等人并肩而立。他對著鏡子反復練習笑容，盤算著該怎么向新政府開口。

第二天一大早，曾洪易便匆匆趕到萬安縣縣委。縣委辦的小年輕見他自稱曾是“老紅軍”“中央代表”，一時慌了神，趕緊跑去給縣委書記打電話。

這位縣委書記是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聽完曾洪易的自我介紹，他眉頭立刻皺成了疙瘩——眼前這人的底細，他心里門兒清。更巧的是，此時中共吉安地委已接到省里關于逮捕曾洪易的緊急指示。

為避免打草驚蛇，書記靈機一動，以“安排你去吉安教俄文”為由穩住他，暫時將他留在縣委。此時的曾洪易渾然未覺，只當自己被重視，對即將到來的逮捕毫無察覺。

直到某日，門外突然響起急促的腳步聲——幾個穿中山裝的公安人員徑直破門而入，為首的亮出證件，沉聲道：公安部，曾洪易，請跟我們走一趟。

1951年4月5日，原曾洪易的案件從公安部移交到了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由這個專門負責軍事和重大刑事案件的部門接手繼續審查。到了6月25日，案件又有新動向——曾洪易被轉押至北京市公安局管訓處的看守所。

時間來到這一年的10月24日，軍法處經過反復核查，終于對曾洪易作出了最終判決。判決書上的措辭極為嚴厲：

曾洪易叛黨投敵，積極從事反革命活動，嚴重破壞人民解放事業"，基于這三條重罪，軍法處裁定"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為了盡快推動判決執行，工作人員在向上級申請批示的《案犯處理批示表》里特意加了一筆：該犯肺病已入三期，相當嚴重，請提前批示。

與此同時，執行死刑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其中最關鍵的一環，是起草即將張貼的布告稿。這份布告需要向全城百姓宣告判決結果，因此內容必須嚴謹、措辭必須嚴厲。工作人員很快就完成了初稿，上面這樣寫道：

經查明，被告曾洪易于一九三五年叛變革命，此后長期充任國民黨軍委會政治、軍事教官，專門講授游擊戰術，為敵人訓練反動武裝；后又轉任國民黨航空委員會、顧問事務處、外事局、軍令部等反動機關擔任俄文翻譯，利用職務便利積極搜集軍事、政治、經濟情報，翻譯后供蔣介石集團用于反革命活動。

布告稿上的日期欄留著空白，只等上級最后批復。所有人都以為，這場始于年初的案件很快就會畫上句號。然而命運有時總愛開意想不到的玩笑。就在行刑報告的批復即將下達之際，一個緊急情況打破了原有的節奏——1951年11月9日上午6時50分，曾洪易因患嚴重肺結核病，在獄中與世長辭，終年4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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