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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激流：今天如何讀巴金》

劉勇 李春雨 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小人物的命運沉浮

在《寒夜》中，巴金重點塑造了三個人物形象：受過傳統教育、具有舊式封建家長特征的汪母，接受了新式教育、追求自由解放的妻子，以及被黑暗現實壓垮、性格懦弱的主人公汪文宣。無論是曾樹生還是汪文宣，本質上都是在時代的重負下卑微前行的尋夢者。

巴金一生的文學創作中書寫過不少女性形象，有的是舊式大家庭中的犧牲品，有的是敢于同命運抗爭的新時代獨立女性，曾樹生便是后者中較為突出的一個。不同于出生在封建社會的汪母，她是受過五四新思想洗禮的一代人，溫柔善良、聰明大方，充滿理想與朝氣，渴望創造不同于以往的新生活。

在塑造這一人物時，巴金可謂匠心獨運，伏筆千里。多次暗示的運用，一方面使得人物最終的命運顯得順理成章，不突兀；另一方面在讀者和小說之間建立起一座隱蔽的“橋梁”，讓讀者憑著想象挖掘小說背后隱藏的含義和作者的見解，從而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

曾樹生接受的是五四以來的新式文化教育。她的名字首先就很有獨立的意味，正如舒婷《致橡樹》中的名句一般，“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樹生，像樹一樣自由生長，簡單而質樸，充滿生機與活力，剛好將一個受過大學教育、充滿理想的女性形象襯托出來，這或許也是巴金塑造這一人物形象時的由衷期許。

本文配圖：電影《小人物》

作為五四新思潮影響下的現代女性，曾樹生追求自由、解放、活潑、快樂的生活，并不把應酬交際當作不可逾越的禁條，她赴宴、跳舞、滿面春風，活得自在灑脫。她懂得反抗壓在中國女性身上的令人窒息的封建思想，甚至敢于未舉行婚禮便與汪文宣同居生子。

這些驚世駭俗的舉動是不合乎封建禮教的，由此可以看出曾樹生有著很強的自主意識，為了自己的幸福敢于沖破世俗的偏見。追求自由、幸福與獨立，受過高等教育的她不再對男性抱有幻想和奢望，而是希望能夠擁有獨立的思想，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她是五四一代覺醒女性的代表。

而汪母則從舊堡壘中走來，接受過舊式傳統教育的她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兒媳的所作所為，兒媳對自由的向往在她看來就是不守婦道，外出工作這樣拋頭露面的事特別容易讓人說三道四，正常的男女社交是敗壞風氣的表現。她以封建禮教來要求媳婦，認為女性就不應該拋頭露面出去工作，而是應該安心在家孝順公婆、扶持丈夫、生兒育女，做一個賢妻良母。

用這種舊式的家規理法來約束和管教兒媳必然會導致雙方激烈的爭吵和家庭矛盾。看到曾樹生打扮得光鮮亮麗出門社交，汪母極為不滿，認為兒媳作風不正，甚至想將她掃地出門。

當曾樹生與兒子鬧矛盾后離家出走時，汪母甚至還有點幸災樂禍，巴不得兒媳不要回來。嚴格來講，曾樹生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媳婦。作為兒媳，她不夠溫順，也不夠孝順；作為人妻，她不夠持家，也不夠賢惠；作為母親，她不夠稱職，也不夠有責任心。可正如小說中汪文宣所說：“她絕不是一個壞女人。”曾樹生是一個矛盾的個體，她的身上既有陳白露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物欲追求，也有著新時代女性獨立自主的決心。她正直且善良、獨立又真誠，充滿同理心；她愛動、愛熱鬧，期待著過“熱情”的生活，追求物質享受，也有著自私、愛慕虛榮、好面子的一面。她朝氣蓬勃，滿懷斗志，追求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是那個時代叛逆的尋夢者。

即便是因忍受不了婆婆的言語攻擊，離家出走去了蘭州之后，她也沒有忘記給家里寄錢，沒有忘記自己的家庭責任和義務。她的出走只是企圖在矛盾困境中拯救自己的一個不得已之舉，她滿懷無奈地跳出了固有的圈子回避矛盾，想要重新找回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卻發現這一切都無法實現。

盡管迫于形勢，汪母表面上承認了曾樹生這個兒媳，但內心是完全不接受的。由于沒有明媒正娶，她對兒媳始終是抵觸的，認為兒子、兒媳的婚姻不合禮法，沒有三媒六聘，缺乏婚書，甚至連明確的結婚日期也沒有，算不上明媒正娶。兒子兒媳從結婚伊始，汪母的心里便種下了不滿的種子，她明里暗里不斷強調自己是明媒正娶的，甚至用“姘頭”這樣難聽的詞來形容兒媳，表達了對這段婚姻的不認可。

曾樹生對婆婆的態度則是不卑不亢，認為婆婆是老古董，無權干涉年輕人的婚姻自由和人格獨立。婆媳兩人針鋒相對，互不相讓。二人的沖突實際上是兩種文化觀念的沖突。曾樹生身上那種新時代獨立女性的氣息，是一種反規訓、反父權、重自我、重平等的現代女性所特有的特征，同從封建堡壘中走來的汪母形成了鮮明對比。

她的叛逆在更多意義上是一種五四價值觀的回歸，是對夢想的執著追尋，對自由平等的認可，對不合理制度的質疑與反抗。

整個《寒夜》幾乎就是一曲知識分子的流亡挽歌，抗戰的爆發，打破了他們原有的平靜生活。汪文宣是舊時代底層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勤勞、寬厚、善良、正直，卻飽受黑暗現實的無情折磨。原本懷有教育理想的他也在現實生活中被一點一點磨平了棱角。抗戰爆發后，汪文宣攜家眷逃難到重慶，在亂世中艱難維持生計。階級的壓迫和制度的壓榨，使汪文宣深刻地意識到“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話并非沒有道理，在權貴面前，小人物生如螻蟻、命如草芥，一文不值。

汪文宣歷經波折才在書局里謀了一個校對的差事，拿著幾乎不夠糊口的薪水，還要經常忍受上司的刁難和同事的排擠。他處處忍讓，委曲求全，卻并沒有使生活得到改善。汪文宣在遇到唐柏青時，看到他落魄悲傷的樣子感同身受。唐柏青、汪文宣，一個勵志著書，一個勵志投身現代化教育，可是二人雙雙被生活的苦難和現實的壓力侵蝕得千瘡百孔。

唐柏青不愿看清現實中滿目瘡痍的世界，整日酗酒消愁，企圖用酒精麻痹自己，忘卻痛苦和憂愁；汪文宣則通過幻想抗戰的勝利來解除眼下生活的困頓和危機，每日循規蹈矩，試圖用隱忍來抹淡現實的黯淡。階級的壓迫、制度的壓榨，使得即使是有著宏大理想的人，解決不了溫飽問題，理想也只是空談。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在家庭生活中，汪文宣都是委曲求全的那一個，為了生存，他自卑到了骨子里。

曾樹生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工作環境同樣對她不友好。她在一家銀行當小職員，與丈夫的自由結合始終被婆婆不容，做著正經工作卻被說成“花瓶”，這不得不說是讀書人的悲哀。婚后的曾樹生也開始過一段新的生活，她向往自由與獨立，每天化妝打扮自己，出入各種交際舞會，在燈紅酒綠中釋放自己。她和丈夫從婚前的思想一致到后來的思想對立，從最初的擁有共同的目標到后來過上各自不同的生活，夫妻矛盾在彼此的內心悄然滋長。

曾樹生不滿丈夫的懦弱無能，丈夫不善言辭，不斷隱忍，在處理母親與妻子的關系時，每當沖突發生，汪文宣總是以自我折磨的方式休止“戰爭”，妻子長期積累的委屈和內心的壓抑無從釋放，汪文宣作為丈夫沒有給自己的妻子應有的公平和安慰，這使曾樹生從內心感到無助和失望，夫妻間的矛盾與日俱增，最終她忍無可忍，出走蘭州。汪文宣和曾樹生的婚姻悲劇，本質上也是兩個青年尋夢的悲劇。

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自由結合的愛情是相當難得的，原本汪文宣和曾樹生從教育系畢業時，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希望和憧憬，他們朝氣蓬勃、意氣風發，彼此相愛、相互尊重，是一對令人艷羨的自由戀愛結合的夫妻。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仍懷有教育興國的想法，本想扎扎實實干出一番成就，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貢獻，他們滿懷理想地走出校園，甚至還立志建設鄉村化、家庭化的學堂。

遺憾的是，希望是光明的，現實卻是殘酷的，在戰火紛飛、動蕩不安的年代，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一步步摧毀了他們的感情基礎，最初的共同理想已被現實打壓的消失殆盡，他們的愛情也漸行漸遠。在舊社會里勤勤懇懇工作了這么多年，生活不但沒有得到改善，地位還越來越低，人的意志也不得不消沉。

汪母也曾經是個知書達理的舊式知識女性，現在卻要靠著貶低兒媳來維護自己的優越感。多年以來一直和兒子相依為命的她，看到兒子成家后立刻察覺到了危機感，可以說，她對兒子所謂的關懷已經發展為一種掌控欲，對兒媳的惡語相向實際上是想要維護自己的權威，為心理失落尋找安慰。

在妻子和母親之間，汪文宣兩頭受氣，終日夾在中間備受煎熬，身心俱疲，最終只能走向悲劇的深淵。汪文宣代表著底層的知識分子，他們兢兢業業、安分守己，也愿意踏踏實實地為自己的理想奮斗，但在當時的環境背景下想要實現理想顯然是不現實的。

即使是在日寇投降、抗戰勝利后，國統區中的階級矛盾仍然像一道鴻溝，割裂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底層人民依舊是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對象，他們看不到希望，既無力擺脫困境，也無法奔向光明。知識分子如何能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也是巴金通過這部小說有意留給讀者思考的問題。

當靈感如螢火般在寫作中聚攏，當那些曾在胸腔里獨自生長的故事終于落筆成形——我們相信，每個故事都值得被講述，每個靈魂都蘊藏著獨特的回響。

歡 迎走進這片故事的誕生之地——

【故事寫作營19.0】

報名故事寫作營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