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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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選節(jié)）

我一輩子做的事，就是讀書與教書，想在知識這個非常寬大的海洋里，開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識。數(shù)十年來，我始終在知識這個領域里掙扎，假如說“知識分子”是個志業(yè)的話，我可說終身投入了這個志業(yè)。

我藉今天這個機會，向各位同學及母校的師長們，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講題《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看來很啰嗦，前半是談以中國為主的歷史，后半則是談未來的展望及其相關的難題。

▍古代的知識分子：從“巫”到“士”

什么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指的就是中國的“讀書人”，這種人不在具體的工具層面想問題，而是在原則與理論層面上想問題。

在新石器時代，就有這種人出現(xiàn)了，他們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覡。“巫”是男巫，“覡”是女巫，簡單說，都是通靈者。這些人除了打獵、捕漁、采集果實、種植莊稼外，也許由于有特別的稟賦與志愿，使他們會在觀察之中鉤玄提要，想到吃飽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認為是通靈者。在人類文明初起階段，世界各地區(qū)幾乎都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人的存在。

巫和覡這些人慢慢轉移分化，成為第一階段的知識分子。像中國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記錄之人。祝、宗、卜、史，從巫、覡這個專業(yè)階層分化而來，他們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屬靈的。

商代卜辭中的國王顧問──「貞人」，就有著卜和史的性質，他一方面替國王解釋占卜得來的答案，另一方面會對自然現(xiàn)象提出理論。商代的貞人們，既解釋人事，也解釋自然。他們用占卜的結果，集合許多應驗或不應驗的經(jīng)驗，因而提升了智慧。

《易經(jīng)》里的卦辭，部分可能是源自卜辭，兼有歷史現(xiàn)象，如：“帝乙歸妹”，是說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說小狐貍過河，尾巴濕了。這是歷史事實，也是自然現(xiàn)象。

我在《西周史》一書中，討論過周代“史”這個職務的各種各樣分工，包括：記錄員、歷史的編撰者、規(guī)勸政府……顯示周代單單從管文字記錄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細項。

這些從事“史”職務的人，從歷史往事與人事現(xiàn)象中，歸納出許多原則。這些原則，不是為了專業(yè)實際的工具性，而是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們從歷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現(xiàn)象會引發(fā)哪些后果。

“史”這些人在《左傳》中有史墨、史朝……等，他們已經(jīng)遠遠超過專業(yè)的技術性工作，從知識中勾勒出許多智慧。這些提升知識到智能的人物，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我并不是說，古代史官都是這樣，能夠做到這部份的也不過就是少數(shù)幾個人。換言之，史官也罷，占卜之人也罷，都會從實際現(xiàn)象中鉤玄提要，把問題提升到一般的通則，做為大家思考的提示。

聰明的人，常是在災害沒有出現(xiàn)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當災害來臨時還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說的話。學歷史其實很悲苦，永遠在說些人家不愛聽的話，幾千年下來一直到今天亦復如此。

以上是中國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區(qū)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呢？事實上，重要的文明系統(tǒng)中都有類似情況。猶太教中有幾類人有專業(yè)的意義，如《圣經(jīng)》中稱之為“法利賽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師，后者是禮節(jié)師。這兩個字的中文翻譯，不應加“人”，加了“人”變成族群了。

另外還有些人被稱為“先知”。伊斯蘭教的系統(tǒng)中的烏拉瑪（Ulama），可稱為“教士”、“教師”，權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導政治、訂出禮俗與法律。

還有，印度教中的婆羅門，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統(tǒng)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師、東正教僧侶等亦然。表面上，這些人的性質，都跟剛剛談到的知識分子類似，但他們和政權的關系、和社會其他人的關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統(tǒng)中其實都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各個不同文明系統(tǒng)中的這些知識分子，有著類似的身份與角色，但他們在社會與政治相對關系的實際光譜上，卻有著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論。今天的演講，因限定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細談其他的文明。

接下來的春秋時代，禮壞樂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識分子從“王官”被釋放出來。當時，亡了一國，就有一批公務人員被釋放出來；一個貴族的領地被占領時，這個貴族的家屬被滅掉，但貴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會被釋放出來。

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雖沒做過祝、宗、卜、史這類職務，但他從許多掌握知識的人學到許多學問，成為當代著名的大學問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間接從專業(yè)工作中被釋放出來的人。

這些人已不具備公務人員身份，不再由官方供養(yǎng)，為了重新獲得長久扮演的角色，他們游離待雇，進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聞，警世告人。從春秋開始一直到秦漢，這些游離的知識分子，我們稱他們?yōu)椤笆俊薄?/p>

▍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北宋的張載，與王安石同時代。他曾說過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

我在這里稍做扭曲，將張載所說的這四個方向，轉化成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離不開這四種類型，而且這四種類型之間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顧兩個類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種類型中做得很好，卻顧不到其他方面；絕大多數(shù)的人屬于某種類型，但未必符合他對自己的期許，更不要說是別人對他的期許。

第一類是“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xiàn)象和宇宙意義，包括生命的意義、古往今來的意義等。張載說：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為「宇」，無時無往為「宙」，要人去解釋宇宙，這屬于理念的維度。所以，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為生民立命”者，屬于實踐的維度。我把它扭曲解釋成為一般人尋求他們生命的存在。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zhí)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為往圣繼絕學”，也屬于實踐的維度。他們想辦法擴大并傳承所學，總盼望后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每一個教書的人，都希望自己學生學得比自己更好，就屬于這一類型。

“為萬世開太平”，屬于理念的維度。我扭曲解釋說，這類型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tài)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并且用這些理想來針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

假如沒有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許就糊胡涂涂過了下去。當有一個理想境界懸在那里時，我們才知道距離理想境界還有多遠。

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現(xiàn)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認為現(xiàn)在不符合理想，定個方向一步步改好它。這些人無論做得好壞，其主要動力是把人類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兩個字，可以是吃得更飽或活得更快樂，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

秦漢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統(tǒng)基本上是以讀書人為最主要來源。偶爾有些征服王朝，會以馬上英雄作為干部，但最常見的仍是以讀書人擔任文官。這些文官可列入為「為生民立命」的類型中。

至于董仲舒，可列為“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應系統(tǒng)是把當時所知的各種知識，歸納成博大復雜、幾乎無所不包的解釋哲學。這一系統(tǒng)的解釋哲學，可批判之處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之前，也有過《呂氏春秋》、《淮南子》做過類似的解釋工作，但規(guī)模之龐大，涵蓋面之廣泛，都沒有超過董仲舒。

當時《禮記》的〈禮運大同〉，提出一個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境界，到今天還是做不到，幾千來年，許多人打著“天下為公”的旗號，做著“天下為私”的事情。〈禮運大同〉這一章，就是我剛剛在第四個類型中談到的理想境界。

除了〈禮運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論從大的社會或小小區(qū)，我們都曾經(jīng)有個理想的境界懸在那里。

努力尋求、實現(xiàn)上面所提的四個維度，是知識分子自我期許的常態(tài)。有人努力于哲學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統(tǒng)工作，作為“良吏”；有人在教學方面努力，作為“良師”；也有人想建設大同世界、桃花源。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幾個維度里努力著。

▍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

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于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有著理想志業(yè)的第一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zhàn)時，抗議的第四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出現(xiàn)最多，如東漢黨錮。

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為理想，針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的膨脹、宦官挾皇權的作威作福，于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成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即歷史上的“黨錮之禍”。

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著儒家的理想針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當其他文化系統(tǒng)進入中國時，中國也會提出一些新想法作響應。漢末到南朝，佛教進入中國，挑戰(zhàn)了中國的文化系統(tǒng)，讀書人發(fā)現(xiàn)：中國習慣的王朝制度有說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許多問題，不能自圓其說。

于是，大家不斷進行討論：靈魂是滅還是不滅？精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一個出家人既然已經(jīng)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禮？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統(tǒng)治不屬于統(tǒng)治范圍的出家人？這種情形，就是當一個已經(jīng)固定了的大系統(tǒng)，碰到外面的挑戰(zhàn)時，許多讀書人會投入其中，參加辯論，去做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的詠嘆，說人民富足，遠游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顰鼓動地來”，霓裳羽衣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長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后來中國的理學。

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陽明，又把韓愈的系統(tǒng)加以精密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為一個精密的唯心論。由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不斷努力。

在文官系統(tǒng)中做事，有沒有好的人？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為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為完成任務。遠的不說，就以我家遷到無錫去的祖先為例：他做了一輩子苦官，哪里有水災、旱災，就被派到哪里去。

他以七十二歲高齡，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導修堤，回到岸上還要放糧賑救災民。他從二十五歲到七十二歲，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個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輩子做了他該做的事，到死不過得到“國之勞臣”四個字。

此外，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tǒng)中“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shù)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么名氣，就屬這一類人物。

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

▍為時代提出新解釋

在王陽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統(tǒng)的思想方向。如李贄，提出高度的個人主義，基本上與儒家的群體結構主義相當悖反。

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區(qū)，是小區(qū)共產(chǎn)社會，也與古來中國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

再如黃宗羲，他在《明夷待訪錄》提出來的想法，根本就是廢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時也設想了一個以讀書人為主體的民間議會（學校），由議會決定政務，所有的諸侯與地方官員要聽議會的話。這里提出的這三個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識分子面對新的挑戰(zhàn)

到了清代后期，中國面臨更為龐大的西方挑戰(zhàn)。之前，中國曾經(jīng)碰過許多挑戰(zhàn)，有來自北方的武力挑戰(zhàn)，有來自西方、南方和中亞的啟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戰(zhàn)。

此外，也不斷有不同的經(jīng)濟體系引進來的物品與物產(chǎn)，造成經(jīng)濟上的挑戰(zhàn)，像明朝晚年對外的貿易，就使明朝的經(jīng)濟型態(tài)有巨大改變。但這些挑戰(zhàn)，都不如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后所面臨的大挑戰(zhàn)。這個大挑戰(zhàn)，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度過。

面對這個大挑戰(zhàn)，我們可以看一下知識分子的幾個態(tài)度：

第一，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對現(xiàn)實激烈的響應。他的《大同書》世界，其實有相當?shù)母锩浴?/p>

第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要調和里外。

第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政治理論綜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從未上過《三民主義》課，當我進大學時，政府曾經(jīng)下令大學不必讀《三民主義》。長久以來，我們把《三民主義》當成官學太久，有點看不太起它。

現(xiàn)在回頭想想，其實《三民主義》有些頗不錯的觀念，基本上比康有為與張之洞的觀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試、監(jiān)察兩權的“五權制衡”。中國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統(tǒng)論，相當了不起。

中國的管理系統(tǒng)，有兩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統(tǒng)、公司結構到今天都還沒做到，那就是：一、晉用人的客觀性；二、運行時間中不斷考核。

我在讀歷史之余，有時替管理學院講講課，并將講演的紀錄出了幾本管理學的小書，書中我特別提到中國的文官制度有相當特別之處，孫中山就能覺察這一點。

▍知識分子與全盤西化

上面談到的知識分子，或為時代提出新的解釋，或是提出未來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盤西化這批知識分子得到勝利。五四人物和一些左派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統(tǒng)全盤端進來。

實際上，這兩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謂“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會、本系統(tǒng)之內，或做解釋工作，或懸掛理想，或做良師、良吏的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們意圖將另一個文化整盤端進來，從那個花盆移植到這個花盆，從那一土壤移植到這一土壤。

Intelligentsia原本指當年東歐學習法國的先鋒人馬，例如：波蘭曾有一批人要全盤學習法國；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現(xiàn)，一如俄國小說《羅亭》（Rudin）中所描述。

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誠，希望轉眼就改革功成，但他們通常面臨的情況是外來事務與本地土壤不適合，端進來的東西要不是削足適履，就是必須改變土壤，而不會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為枳；改土壤，就是徹底把土壤改過來，有人就如此做過，結果失敗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帶著像煙囪一樣高高的帽子，學跳舞，沒有女伴時就兩個男人聽著西洋音樂跳舞。日本漢字本來的詞匯，也硬要找個西方詞匯代替它。

日本的“飯”，有二種字，一是本來的，一是“rice”。這都是intelligentsia搬運的現(xiàn)象，但整體來說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職員主義，以下午五點鐘為界，必須喝兩杯酒才能跨過這界線，轉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義。

▍當今課題之一：如何轉變?yōu)樾碌闹R分子

如何從Intelligentsia轉變成新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嚴重課題。

從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維度，基本上都有了相當大的缺失。嚴格說來，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

一百年下來，我們還處于移植階段，沒有真正主動懸出一個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蓋中西與人類的大系統(tǒng)。我們在做良吏的時候，沒有想想搬進來的法律與自己的社會之間是否脫鉤。

最近大家在報紙上、電視上看到種種官司，就會發(fā)現(xiàn)一般人的常識判斷與法律條文之間，以及當為與不當為之間，常常不符合。

有幾位我非常欽佩的老師，不欣賞中國戲曲（例如京劇、昆曲），也不愿讀中國小說。比如，胡適之先生熱心改造，卻沒有認真地推敲中國文化資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國小說，也把小說定義得太窄了。雖然我對胡先生以及老師輩們心存感激，但為學術良心，還是必須把問題指出來。

那我們這一代，對西方文化資源有沒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沒有。很多跟我同輩的學者，包括我在內，對西方文化資源都沒有足夠的認識，也沒有認真去思考過。太多西方文化的擁護者與批判者，其實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太多介紹西方學派和理論的人，其實沒有理解這些不同學派間的淵源與分合轉變。

以教書而言，我們都在介紹一鱗一爪，并沒有追蹤到基督教、希臘、羅馬，更不用說埃及、兩河與日耳曼傳統(tǒng)。

我們也沒仔細推敲「后現(xiàn)代」何以是「后現(xiàn)代」？它有多少來源？有沒有想到「解構」到底解的是什么樣的「構」？「解構」的動機在哪里？如果對中國與西方文化資源這兩個課題上，我們沒有做過真正認真的思考與整理，那表示我們還沒有轉化成為新的知識分子。

▍當今課題之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更大的難題是，我們面臨的今日世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以美國的學術界與同時代的歐洲學術界相比，美國學術界缺少知識分子。美國的知識分子在作家、記者與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學府之內。

學府里只見專業(yè)教師、專業(yè)研究者，他們只問小課題，不問大問題，也很少有人批判、針砭當代，更懸不出一個未來該有的境界。他們只看見保守與自由的對抗，卻不再提問“自由”該如何從新界定？

一個醫(yī)生在他專業(yè)的領域里，可以不自覺地做個好人與好醫(yī)生，卻沒有自覺地去追問什么是“專業(yè)倫理”？去追問醫(yī)藥資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錢人？

在美國，目前開始有些人在做這事情，醫(yī)學院里逐漸有「medical ethics」這門課。我的侄女嫁給一個醫(yī)生，他現(xiàn)在不行醫(yī)，改讀人類學了。同樣的，在臺灣有沒有人問醫(yī)藥倫理這方面的問題？很少。

除醫(yī)藥專業(yè)這一行外，還有其他太多太多的專業(yè)，但它們的專業(yè)倫理在哪里？經(jīng)濟學家的設想，是為了全民的均富，還是只為讓富人更富？法律專家的思考，是為了保護全民的財產(chǎn)，還是只為保護富人的財產(chǎn)？

今天一個個科學實驗室，已成為一個個小的創(chuàng)收基地，人們只從創(chuàng)收著想。在臺灣，我們有沒有把“專業(yè)倫理”納入國科會的評審條件內？國科會的問卷會問你“有沒有專利權？”這對學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為問這個問題就是鼓勵創(chuàng)收。

全球正經(jīng)歷巨大轉變，知識已成為商品。像藥學就是重要的商品，因為原料太便宜，賣的價格卻又太貴。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藥水，這么小瓶，價格25塊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藥。二十五塊美金的價格如何來的？里面有二十四塊九毛九被實驗室賺走。

知識已成為商品，也已成為權力的來源，掌握知識的人操縱市場。新的婆羅門（Brahmana）階級正在出現(xiàn)。印度文明中，婆羅門以他們的知識占有一切特權，他們是貴種，其他人則是賤種。婆羅門最后是和拿刀拿劍的剎帝力（國王）合作，即知識與權力的結合。

在今天，我們的“國王”是那些財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財富低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許倬云先生，生于大陸、長于臺灣、留學并任教于美國（王小波筆下那位“我的老師”），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臺灣“中研院”院士，以其學貫中西的素養(yǎng)享譽海內外學術界，被稱為臺灣歷史學界的耆宿，高屋建瓴的世界公民。

許先生是中國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戰(zhàn)國與漢代的社會史研究獨步天下，但影響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縱觀古今的通史研究。他從世界的高度看中國，既高屋建瓴，又不失對中國文化的深情。

大師寫專著不難，但大師寫小書，卻沒有幾位能夠做到。而許先生的幾部書都是叫好又叫座的暢銷讀物。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說：“不要以為這類讀物好寫，只有學問到了爐火純青、閱歷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盡江山滄桑的時候，方能夠化繁為簡，將歷史深層的智慧以大白話的方式和盤托出。有學問的專家不謂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實在太少，而許先生，就是當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為此誠摯為大家推薦許倬云作品《千秋一脈（上下冊）》《長江小史》《萬古江河》幾部著作。站在歷史的角度，理解中國，理解自身。此書舉重若輕，以簡馭繁，秉承了許先生一貫的“大歷史觀”，穿越千年，直敘中國人的文化內核，找到中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資源。

自1999年從匹茲堡大學退休后，許倬云便開始全力寫大眾史學。他說：

“我覺得既然我們老百姓要問老百姓生活上的問題，我們學歷史的就應該有交代。”

于是便有了許倬云的《萬古江河》，有了《三千年文明大變局》《我們去向何方》《世界何以至此》這樣立足于現(xiàn)實危機，以“大歷史”的視野，反思中國與世界文明的經(jīng)典之作。

正是這份獨特價值，許倬云的著作一度曾是清華大學給入學新生的贈書，隨錄取通知書一并派送。

而這套“許倬云文明三書”，更是將其畢生見聞、精思熔于一爐，篇篇飽含他對世界未來和人類命運的關切。

許倬云是一套密碼，需要保存，需要不斷書寫。他的智慧，能幫助我們思考，中國文化從何處來，又要向何處去。 請 長按下圖選購 ，即刻收藏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