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偏差已非單純“誤解”，而是思維定勢下的“選擇性失明”。”

“中國應該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真正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

近日，在人大重陽·明德戰略對話上，馬來西亞前交通部長，現任亞太一帶一路共策會會長、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詩杰在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的對話中，表達了他對當前西方國家對中國認知偏差的擔憂，呼吁國際社會應更加客觀、全面地看待中國的發展，摒棄偏見和傲慢，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共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同時強調，只有通過加強民間交往，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才能為雙方合作奠定堅實基礎。

本文根據現場對話整理而成，供讀者參考。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與馬來西亞前交通部長，現任亞太一帶一路共策會會長、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詩杰（ONG Tee Keat）就“全球權力格局與東亞發展未來”的話題展開對話。

王文：各位朋友，歡迎大家關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辦的明德戰略對話第十八場活動。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一位重要的嘉賓——馬來西亞前交通部長翁詩杰先生。

今天的明德戰略對話頗為有趣。我們選擇談論的話題——“全球權力格局與東亞發展未來”，超越了雙邊或區域范疇，直指世界秩序的演變。

翁先生自淡出政壇后，始終活躍于智庫研究領域，現任亞太“一帶一路”共策會會長、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作為馬來西亞資深學者頻繁往來于中國與世界之間。據我所知，您幾乎每年都要多次訪華，在國際舞臺上也極具影響力。因此，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近年來，您通過頻繁的跨國觀察，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互動有何深刻體會？其中最顯著的變化是什么？”

翁詩杰：感謝在座各位及王文院長的介紹。很榮幸能以中文與各位交流。作為海外華人，我的中文發音與遣詞造句或有不足之處，還望各位包涵。

我想從個人經歷談起。我與中國的交往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已逾三十年。那時正值馬來西亞政府放寬訪華限制之際，借此東風回到我的祖籍地。1992年，我以游客身份初訪中國，彼時改革開放正在探索中前行。1993年，我首次回到祖籍地海南文昌。

回溯這段歷程，我所見證的變遷可謂天翻地覆。即便在1990年代，中國的城鄉生活已經出現顯著改善。記得當時詢問家鄉兄長的生活境況，他樸實的回答令我動容：“現在可好了，都有飯吃。”這句話聽起來稀松平常，但對我來說，我明白其中各種的滋味。

從當年我回到農村看到的沙塵滾滾，到今天我看到的公路幾乎能夠直達每一村甚至是每一戶。這是在海南文昌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情。宏觀視角下，我們看到了更大的飛躍。過去我們說中國是巨大的世界工廠，但今天我們看到了中國正在引領世界的尖端科技，今天的中國不會像過去一樣，連一根火柴、一個螺絲釘都沒有辦法生產。雖然我小時候是在南洋、在馬來西亞長大，但在聽我父親說起過去的點點滴滴時，卻仍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上述都是我一些簡單的分享。

王文：確實如此。盡管我比您年紀稍輕，但對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發展變遷，尤其是您提到的1992年首次返鄉后的巨大變化，和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發生的巨大變化，有著深刻共鳴。我深切體會到我們這代人的特殊境遇：改革開放后出生的一代中國人，是被中國飛速發展產生的正向力量快速推向了中國和世界交往的最前沿，去直面文明、文化、國家等等方面的接觸與交流，合作、競爭與對抗。

基于此，我想請教您第二個問題：在這種跨文明的對話中，中外認知的不對稱性日益凸顯，甚至是出現一定的沖突。您認為，國際社會對中國存在哪些誤解？面對這些誤解與沖突，中國應當如何看待處理？

翁詩杰：嚴格而言，將當前中西方的認知差異簡單界定為“誤解”并不完全準確。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二十余年間，中國與全球體系、特別是西方世界經歷了必然的磨合過程，其間產生的不對稱性乃至摩擦實屬正常發展規律。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經過如此長期的互動、調整與適應，若美西方世界仍固守既定認知框架，持續以靜態視角解讀中國的發展演進，這種現象已非“誤解”所能解釋。

實質上，這是一種認知層面的“選擇性失明”——當觀察者預先設定認知結論，便會本能地過濾與其預設相悖的客觀事實。在這種思維定式下，無論中國的行為模式如何演進，都會被強行納入既有的解釋體系。這種脫離客觀現實的認知惰性，恰如中國諺語所喻：“裝睡的人喚不醒”。

另一方面，中國也非常努力地讓自己和世界——我不敢說“接軌”，接軌是有語病的，更準確的說法是和世界能夠互通款曲，互通有無。中國想盡辦法將自己的想法論述翻譯成英文，讓外界能夠進一步了解中國。這方面的努力我是看到了的。當然，純粹依靠翻譯，對不起，我個人認為能夠發揮的作用有限，但總比完全沒有來得好。

在此背景下，當前如果真的有所謂認知上的差異，一種是西方的固有傲慢，另一種是西方試圖從他所看到的翻譯的譯文、論述中來了解中國。我自己身處馬來西亞，當然經歷過這樣一種日子，我們是先學好自己的語文，那是中文，然后再學了其他的語言，這個過程當中少不了要靠翻譯。但翻譯是這樣，字面上的翻譯、直譯甚至是意譯，最終還是不能夠完完全全地讓對方掌握到你文化的精髓。

其實很多時候，翻譯工作即便臻于至善，仍存在難以逾越的文化鴻溝。尤其是人文這種很細膩的內容。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作為東南亞華人，我深切體會到：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文，某些在本土耳熟能詳的文化元素，移植到中國大陸的語境就可能令人費解。這種文化隔閡在同文同種的華人世界尚且存在，遑論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轉譯。

情景音畫《風情東南亞》在廣西文化藝術中心上演，促進中國東盟文化交流。中新社發 涂麗莎攝

王文：您實際上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中國當前正處于“將強未強”的微妙階段。一方面，國際社會已經充分感受到中國崛起帶來的實力與影響力；另一方面，這種實力尚未轉化為讓他們欣然接受的領導力。這正是當前諸多沖突產生的深層原因。再過10年、20年，中國真正強大了，那他們就接受了，而現在“將強未強”的現狀，就導致像您剛才說的“裝睡”的人的出現。

所以，下一個問題我想向您請教，您認為現在全球的權力格局、實力格局、結構到底處怎樣的一種現狀？是G0、G2、G3還是G7，或者G20，或者我以前提了一個詞叫“Gn”，就是有n個行為主體都在從事著國際上的相關互動結構。在您看來，世界的格局是什么樣的？

翁詩杰：在回答您的問題前，我想稍作補充。當我說西方列強、西方國家在“裝睡”時，我的意思是他們并非真的看不清現實，而是早已對中國形成了既定看法——他們原本認為中國會任由他們拿捏，并最終按照他們的劇本演變，比如在制度上發生根本性改變。然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一切并未如他們所愿演變成他們預設的模式，這種期望的落空導致了西方強烈的反彈，這一點我們有目共睹。

您剛才提到G20、G7、G2等概念，其中“G2”讓我想起奧巴馬時期的提法。所謂的“中美共識”其實是美方提出的，而當時中國更傾向于與發展中國家，或“全球南方”站在一起，比如G77集團。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現實和中國的國力，當時中國所做的決定與選擇完全可以理解。

回到今天，您提到“Gn”，而事實上，當今世界確實已進入多極化的世界。在這個多極體系中，我們看到不同板塊、不同規模的集團既合作又競爭，這與過去“誰當老大、誰掌握話語權”的單極思維截然不同。如今，許多中等強國崛起，它們通過經濟一體化等方式組成各種聯盟，無論是小多邊還是更大范圍的合作機制。這些聯盟正以實際成果證明它們的決策是正確的。

此外，在當前形勢下，除了傳統的多邊合作，我認為“小多邊”也值得關注。雖然美國常將“小多邊”用于軍事結盟，但這一模式同樣可以用于積極的領域。事實上，中國已有成功案例，比如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小多邊合作模式。類似的做法不妨多嘗試，以靈活應對復雜國際局勢。

王文：在您看來，東盟是否已成為全球格局中的獨立一極？它當前的影響力如何？未來又可能在多極化世界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翁詩杰：東盟目前的實力，客觀來說仍屬于區域性力量。東盟始終保持著謹慎的態度，避免過度介入地緣政治博弈，只將重心放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上。

談到RCEP，我真心為其叫屈。很多評論——無論是中文還是西方媒體——總喜歡將RCEP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放在同一個層級來作評比，這種比較其實并不恰當。

原因在于，RCEP涵蓋的15個成員國，特別是東盟10國，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協議中的許多條款都體現了包容性，為緬甸、老撾、柬埔寨等欠發達成員國設置了寬限期，給予它們追趕的空間。我們不能一開始就用CPTPP的高標準——比如嚴格的勞工準則和環保條款——來要求RCEP成員國，畢竟它們的發展階段與成熟經濟體還存在明顯差距。

與此同時，RCEP自2022年元旦生效實施以來，在貨物貿易領域取得了相當令人感到驕傲的一面。成員國之間的貨物貿易額以及對區域外貿易都實現了一定增長。然而，我們也注意到一些值得關注的聲音。部分成員國，包括一些東南亞地區的企業界人士提出，協定設定的20年關稅減免過渡期——即最終實現90%以上商品零關稅的目標——可能過于漫長。這個過渡期安排確實引發了各方的討論，也成為當前經貿領域關注的熱點議題之一。

在當前充滿變數的國際局勢下，特別是在特朗普政府揮舞關稅大棒的背景下，RCEP確實成為了支撐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支柱之一。雖然不敢說是中流砥柱，但稱其為維護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載體并不為過。

這種情況下，我認為RCEP當下要著力優化自身存在的不足，舉例來說，時至今日RCEP還沒有自己的秘書處等。但展望未來，尤其是不久前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東盟—中國—海合會峰會表明，這是中國+東盟的合作體是第一次大膽地往西擴展，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當然更重要的是，我更希望中國+東盟的合作體能繼續在全球南方能夠開枝散葉。

王文：當東盟不斷崛起為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我們將面臨怎樣的世界權力格局變遷？整個東亞，包括東亞15國，整個世界將會出現什么新的變化、新的影響力，新的作用？

翁詩杰：縱觀東亞格局，這里我指的是包含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廣義東亞，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地區獨特的地緣政治特征。以東南亞為例，自1970年代冷戰高峰至今，這片土地始終是大國博弈的重要舞臺。

歷史告訴我們，除泰國外，東南亞各國都曾經歷西方殖民統治，殖民文化的烙印至今仍在多個領域若隱若現。在政治獨立方面，我們成功爭取了國家主權；但在經濟自主權方面，完全掌握自身經濟命脈的過程則更為漫長。近年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東南亞國家已成為美國重返亞太后積極拉攏的對象。打開社交媒體，相關議題的討論比比皆是，這已成為區域地緣政治的常態。

問題在于，在推動中國同東盟關系深化發展時，存在很多挑戰。中國方面，我們當然希望中國與東盟的合作能夠行穩致遠、走深走實。但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東南亞正面臨復雜的外部環境挑戰：美國及其盟友體系（包括新近介入的歐盟）正加大對東南亞的戰略投入，一方面盯著東南亞的市場、市場占比，另一方面，東南亞的一些資源，尤其是關鍵礦產，正日趨成為爭奪的目標。

在此情況下，我始終認為，我們必須直面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雖然中國和我們是老朋友，但這種外交關系、人文交往絕對不能夠吃老本。無論過去積累了多少，都必須與時俱進，因為現在的變數實在太多。

近年來，包括西方國家甚至新加坡學術機構在內的多家機構，都進行了東盟10國對華觀感的民意調查。可喜的是，從去年開始，在2024年由新加坡知名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發布的名為《東南亞2024年情況調查》報告顯示，“如迫不得已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選擇中國的東盟十國受訪居民比例首次超過美國，達到50.5%。其他一些西方機構的調研也呈現類似趨勢。尤其是在特朗普4月2日頒布關稅條例，宣稱所謂“解放日”之后，我相信這一趨勢會更加明顯。

這些變化對中方來說當然是利好變化。但作為炎黃子孫、海外華人和中國的朋友，我更希望中國在這方面能夠繼續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深化與這些國家的關系，包括馬來西亞，并真正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

在中國大陸，“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這句話或許耳熟能詳，但我并非在喊口號。我的意思是，交往不應僅限于執政黨，因為許多國家（包括馬來西亞）實行多黨選舉制，政府可能四年一換。國內朋友或許認為這存在“政治風險”，這一點我能理解。但更重要的是，要讓當地民眾——當然不是通過干預選舉——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切實感受到獲得感。當中國帶來的合作能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時，民心自然會向你傾斜。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執政的是A黨還是B黨，反華牌都將徹底失效。因為當普通民眾普遍認為中國是友好的，任何政黨想靠反華煽動情緒、撈取政治資本，都注定徒勞無功。這就是我的核心觀點。

馬來西亞前交通部長，現任亞太一帶一路共策會會長、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詩杰參加明德戰略對話

王文：您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民間外交工作。根據您的觀察，如東盟國家、日本、韓國等對中國看法如何？有哪些變化？比如馬來西亞對華態度相對友好，這離不開數百萬華人群體的橋梁作用；但菲律賓等其他國家的對華觀感可能就復雜得多。中國應該如何回應這些不同看法，并引導其向更積極的方向發展？

翁詩杰：先談談馬來西亞的情況。馬來西亞華人占總人口的22%，約有700多萬人。但我要提醒的是，不能因為當地華人比例較高就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必定親華——這種迷思必須破除。關鍵在于，對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國家，中國應該加強對多數族群的工作，也就是占人口多數的馬來人群體。

說到這里，我想插個話題。中國國內很多朋友習慣把所有馬來西亞人都稱為“馬來人”，這其實不太準確。以我個人為例，作為第二代馬來西亞華人（很多華人家庭已繁衍到第三、第四甚至第五代），在情感上，華人是抗拒同化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不接受同化。所以，今天我們保有中文姓氏、中文姓名、華文學校等等，這不是偶然的。因此，如果你一股腦地把我們稱為“馬來人”，這叫我們情何以堪。當然，我是借這個機會告知各位。

言歸正傳，加強多數族群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觀察到一個顯著的變化。2022年至2024年的獨立民調顯示，非華人群體（馬來人和印度人）對華好感度大幅提升，這是非常積極的信號。作為馬來西亞人，我衷心希望馬中關系乃至中國與東盟關系能夠多維發展，不能僅依賴經濟合作，畢竟獨木難支，人文交流同樣至關重要。

回到王文院長剛才提出的問題，您的問題是，這些國家到底怎么看中國？我認為必須從認知層面分析。

東南亞國家乃至東北亞的日本、韓國，其實在很大程度說，很大程度上受以歐美為主導的國際媒體影響，換句話說是人家在帶風向。比如他的目標就是要抹黑你，方方面面地想方設法地陷你于不義或者挑撥離間，這都是傳統的戲碼，我們都知道。問題是，雖然中國在國際傳播方面已有所改進，但仍有提升空間。

國際傳播這塊，作為海外華人，當然我也看英文臺、CGTN，我們那邊也能夠收到CCTV央視，我們那邊主要是看央視4套。但我認為，我們更需要的是在地的友華的聲音，能夠跟你共振。與其單純依賴官方通稿，不如多支持那些理性、客觀且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當地聲音。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我在幾個論壇場合都說過，外交學里有所謂的“一軌”“二軌”。一軌外交說的是政府對等關系，二軌外交說的則是非政府組織（NGO）。但中國的體制不一樣，中國的“二軌”代指民間團體。還有一個更妙的提法是“1.5軌”，就是“政府搭臺、民間唱戲”，這些都是可行的。

在這兒，我不妨提出這樣一個建議與各位討論：中國的體制不一樣，我們可以理解。但我一直在想的是，中國其實可以考慮更好地利用港澳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優勢。若能充分發揮其獨特作用，或許能為國際傳播和民間外交開辟新路徑。這既是“兩制”優勢的體現，也能為愛國愛港愛澳力量提供更大舞臺。這是我的一點淺見。

王文：您提出的觀點確實很新穎。實際近年來，中國的影響力在東南亞確實日益增強。上次在吉隆坡元宵節會面時，我就注意到酒店大堂旁新開了淄博燒烤，對面就是小肥羊。馬來西亞的政府人員告訴我，當地中餐館已從過去的1000多家激增至2萬多家，中國品牌隨處可見，這些都無形中塑造著中國的國際形象。

這引出了我的新問題：中國產業、企業的“內卷”現象在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同時，是否也將這種競爭壓力傳導到了海外。作為海外華人你有擔心嗎？有感覺到威脅嗎？有感覺到這種“卷”對您的一種緊逼感甚至是壓迫或者憂患嗎？怎么樣解決這種卷？

翁詩杰：您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事實上，這種“內卷”已蔓延到馬來西亞，不僅體現在中國餐飲業的搶灘登陸,當地人的擔憂情緒也是真實存在的。更何況現在還有不少“跑單幫”的個體從業者。

“跑單幫”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以公司形式進入馬來西亞，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在馬來西亞短期逗留3、5個月，從事攝影、網站設計、視頻制作等工作這部分人群，實際上就是把中國的競爭模式帶到了馬來西亞，這讓很多人感到難以招架。

我個人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必然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便不是中國企業，也會有其他國家的企業來搶占市場。關鍵在于我們自身要有競爭力，正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如果我們不具備競爭實力，面對任何外來競爭者都會處于劣勢。

現在我更關心的是，這種情況可能被某些人利用作為借口。不要忘記，在任何社會，尤其是在馬來西亞這樣一個擁有龐大華人社群的社會，總有一些見縫插針的人——包括部分對中國懷有敵意的華人群體。他們可能會借此煽動反華情緒，這是需要引以為戒的。

我更想看到的是，更多大陸的企業進入馬來西亞后，能夠和我們當地的一些企業合作，這就等于我們能夠看到更多中馬合作體。至少能夠減緩這些人的反華情緒，或者沒有這么多的口實讓他挑撥離間，這是很重要的。

馬來西亞街頭隨處可見中國消費品牌 霞光社

王文：今天在場的觀眾可能都會有一些問題，盡管中國與東盟合作、東亞崛起等趨勢已十分明朗，但未來的中國究竟會是怎樣，國際上很少有人真正研究這個問題，更多是將其簡單歸類為“威脅”或“崩潰”等片面觀點。雖然中國提出了明確的發展目標——2035年基本實現中國式現代化，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具體內涵仍有待深入探討：什么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如何實現這一目標？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展開更多思考。

翁老師，作為知名的海外華人學者，您如何看待2035年和2050年的中國？屆時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又將如何發展？

翁詩杰：其實這個問題我也曾做過較為深入、盡可能客觀的探討。就是不以我作為華人的身份觀察，華人在某種程度上會有感情因素。我的觀察是：首先必須承認，當前包括東南亞鄰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即便與中國保持友好經貿關系，內心仍存有疑慮。

這種疑慮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剛才我所說的國際媒體，尤其是美西方媒體影響。他真的認為“國強必霸”，尤其看到中國國力軍力持續增長時更是如此。南海問題等熱點議題更成為這種擔憂的佐證。

有些國家有這樣的擔憂，假如強國不愿承擔國際領導責任，國際秩序將何去何從？很多人都在憂慮這個問題。更復雜的是，面對氣候變化、糧食安全、水資源危機等全球性挑戰，國際社會迫切需要領導力量。雖然中國已在多邊合作中發揮關鍵作用，但常受西方國家以“泛安全化”為由的干擾。這種情況下，我認為中國需要更清晰地闡釋“國強不稱霸”的發展模式——因為許多國家仍深陷“國強必霸”的認知窠臼，在他們的意識里國強必霸。

但中國也需要理解這些國家的擔憂，因為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很多“全球南方”國家，過去都是被殖民國家。他們既明白依賴美國不現實，又渴望有大國提供“保護傘”。這種心態源于殖民歷史造成的安全焦慮。中國需要多角度闡釋“不稱霸”理念，幫助國際社會建立新的認知框架——畢竟，許多國家對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也心知肚明，知道那只是心理安慰。

王文：最后請教您：如果中國要有全球領導力，您認為，中國應該是什么樣的全球領導的方式，當然有別于美國，中國版的領導力應該是什么樣的？所謂的“王道”應該是什么樣的？

翁詩杰：我稍微作點補充。剛才您說的周邊國家，現在和中國友好的國家可能對“國強不稱霸”存有疑慮或者不相信。與其說不相信，倒不如說到今天為止，在他們的記憶里還沒有看到哪一種模式真正讓他們安心。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慮最主要還是在認知上。我們必須承認，在認知戰上，西方國家可謂無孔不入。相比下，我們亞洲人包括中國人可能做的就不是這么積極。這是我的個人看法。

回到剛才你提出的問題，中國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議中，全球安全倡議（GSI）常被認為最具挑戰性。因為人們往往將“安全”簡單等同于軍事結盟、軍事基地等傳統概念，但我認為GSI可以另辟蹊徑。目前這些國家，一方面并不相信美國能夠真正地保護他們，但另一方面，又潛意識渴望安全保障。與其陷入這種膠著狀態，倒不如通過GSI聚焦非傳統安全議題——如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跨境恐怖主義等，這些領域大有可為。

中方有沒有做呢？有。但我認為需要考慮東盟十國各自不同的立場和考量。在這種情況下，就回到剛才我所說的，中國不如選擇采取“小多邊”的合作模式。即在某個議題上，先與準備就緒的東盟國家開展合作，持觀望態度的國家可后續加入。這種靈活務實的做法，既尊重各國差異，又能推動合作機制常態化發展。我認為，這才是切實可行的路徑，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