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對抗本就是敵我雙方一場精彩的博弈，獨立戰爭期間英軍的情報工作也絲毫不遜色。英軍在北美建立了一個出色的間諜網，其中不乏軍醫、議會成員甚至是高級將領和華盛頓親兵衛隊的成員，他們都是英國情報機構的間諜。依靠他們提供的情報，英軍可以了解大陸軍的真實實力和意圖。此外，殖民地中的托利黨人普遍反對邦聯的獨立事業，他們也會向英軍提供情報。特別是在戰爭初期，由于英軍勢如破竹，一些本來持同情和中立態度的人也對革命喪失了信心。英國人乘機以土地和金錢為誘餌誘使他們要么加入英軍，要么為他們刺探情報，其中不少人是頗有影響的社會名流和富商。同時，由于缺乏管理和未經專業訓練，革命黨人最初的反情報工作也是一團糟，該抓不抓，不該抓的亂抓，還有人乘機公報私仇。

華盛頓能夠用諜獲情，就知道反間工作同樣必不可少。1776年3月24日，華盛頓在與部屬交流的信中寫道：“我最擔心的一件事，是他們的間諜，因此，我希望能對他們保持最嚴密的監視。”于是，浩浩蕩蕩的清除英國間諜活動在大陸軍中展開。與反間工作息息相關的是美國開國元勛中的另一位大人物——約翰·杰伊，他與喬治·華盛頓和本杰明·富蘭克林并稱為美國開國情報事業的“三駕馬車”，也是他推動美國反情報工作走上了正軌。

約翰·杰伊（John Jay，1745年12月12日-1829年5月17日），是一位在情報、外交和法律方面均為美利堅合眾國做出突出貢獻的開國元勛。杰伊于1764年畢業于國王學院（現為哥倫比亞大學），并于1768年獲得律師資格，成為紐約的一名成功律師。作為費城第一屆大陸會議的代表，他起草了《致英國人民的致辭》，闡述了殖民地的主張。他確保了《獨立宣言》在紐約州通過，并成為了州議會議員。除了在獨立戰爭中杰出的反情報工作外，杰伊還在1789-1795年擔任美國第一任首席法官，并在1794年通過《杰伊條約》與英國達成和解，促進了商業繁榮。

1776年夏，紐約地區的托利黨人策劃了一個陰謀，他們企圖破壞紐約城的防御設施和軍事建筑，迎接英國占領軍的到來。擁有悠久間諜歷史的英國人從沒有停止過他們的秘密勾當。在英國總督威廉·特賴恩和紐約市市長大衛·馬修斯的支持和資助下，他們甚至策反了華盛頓的衛兵托馬斯·希基。所幸的是，杰伊通過眼線，順藤摸瓜，把陰謀分子一網打盡。托馬斯·希基因涉案被處決，紐約市市長大衛·馬修斯被投入監獄，威廉·特賴恩一路逃到紐約港的英艦“戈登公爵夫人號”上才得以保住性命。面對獨立戰爭的危局，無論是喬治·華盛頓還是約翰·杰伊都深刻認識到反情報工作的重要性。1776年6月，年僅30歲的約翰·杰伊受華盛頓的委派成立了“紐約州偵查和挫敗陰謀委員會”，負責情報搜集、逮捕英國間諜和調查可疑的英國同情者，擁有逮捕、審判、監禁、驅逐嫌疑犯的權力，約翰·杰伊出任該委員會主席至1777年2月中旬。在這個委員會的全力支持下，杰伊開始了針對托利黨人情報活動的反情報工作。由此，杰伊進行了數百次反情報調查、逮捕和審判，大多數疑犯都是忠于英王的頗有影響的商人和政治人物。為了有序關押這些人員，杰伊在哈德遜河上設立了監獄船。鑒于這些審判并非運用現有的法律系統，杰伊于1777年5月建議建立民事法庭來審判諸如叛國、叛亂和變節投敵的案件，因為民事法院較“紐約州偵查和挫敗陰謀委員會”能夠更為客觀、公正地進行調查和審判。

同時，杰伊還培養了相當數量的反情報特工，其中最為有名、最為成功的當數伊諾克·克勞斯比。他的故事至今還在哈德遜河流域流傳，人們相信，著名作家詹姆斯·庫帕的小說《間諜》主人公哈維·波克就是以他為原型塑造的。

詹姆斯·庫帕的小說《間諜》

克勞斯比原來是個鞋匠。獨立戰爭爆發之后，他受命加入各種托利黨組織，搜集他們的活動情報并及時向杰伊報告，由杰伊逮捕并審判他們。克勞斯比的工作異常危險，在很多次針對他也同樣參加的托利黨人的圍捕中，他總是能夠“設法逃脫”，這讓他險些暴露自己的臥底身份。同時，他還不得不面對圍捕活動中來自美國獨立革命者的槍林彈雨，數次險些喪命，真可謂“在夾縫中求生存”。即便如此，克勞斯比舍生忘死，依舊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反情報任務。

1777年10月，他去哈德遜河北岸的馬爾波羅執行任務。在一個小旅館里，克勞斯比“不經意”地透露自己在紐約等地搞破壞活動的經歷，并“驚喜”地結交了在那里“偶然”結識的托利黨“朋友 ”。于是，他順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國人指揮、由當地托利黨人組成的武裝分隊。一天，他把托利黨人武裝分隊進攻革命黨人的情報以“史密斯”的名義非常巧妙地報告了杰伊：

我加急傳信給您，請求您命令湯森德上尉的游騎兵連隊立刻趕到巴特山西邊的谷倉并隱蔽起來，預計明晚十一點左右，我和三十名托利黨黨員會在那出現。

您忠實的仆人約翰·史密斯

杰伊及時布置了埋伏，把托利黨人打得措手不及。克勞斯比早就盤算好了這個結局，也早早藏在了干草垛中，以逃過湯森德的追捕。為了保密，他只和杰伊單線聯系，軍隊中其他人并不知道他是“自己人”。沒想到，湯森德的游騎兵訓練有素，居然開始用刀刺這些干草堆。為了保命，克勞斯比只得“投降”。就這樣，克勞斯比和這些托利黨人被游騎兵押送到了約翰·杰伊的住所并關押起來。屋漏偏逢連夜雨，約翰·杰伊正好不在家，但反間諜大師杰伊的女仆卻認出了克勞斯比。機智的女仆跟隨杰伊良久，久而久之早已看清其中的“門道”，她給看守克勞斯比的軍官送去了下了藥的白蘭地……第 二天，克勞斯比“名正言順”的“越獄”一事被有意無意地透露給了其他在關押的犯人。隨后，他又加入了另一個托利黨組織，開始了新的工作。

1779年，杰伊被任命為駐西班牙的全權公使，西班牙也加入了法美陣營，公開支持反對英國的革命者。1782年5月，杰伊與本杰明·富蘭克林被派往巴黎代表革命黨與英國進行和平談判。在與英國的秘密交涉中，他在條款簽訂工作上占據了上風。1783年9月3日，《巴黎條約》正式簽訂，美英結束了戰爭，而正式簽訂的條款基本符合美方最初的意向。

杰伊回美國后，在國會的推舉下當選了外交部部長，但他對外交工作的興趣顯然沒有對秘密工作的興趣那么濃厚。杰伊在確立以行政權進行秘密情報活動方面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圍繞創立美國憲法的爭論中，杰伊在聯邦黨人文件第64卷中這樣寫道：

在許多情況下我們都可以獲取至關重要的情報，如果擁有情報的人可以免除暴露的擔憂。這些擔憂取決于他們是受金錢還是情誼的驅動，而事實上往往兩者兼而有之。他可以依仗總統來保密，但他不會相信參議院，更不會相信一個大型的、大眾化的立法機構。在締結條約方面，我們已經有章可循，這就是總統在締結之前必須經由參議院批準，但總統能以謹慎的方式管理情報事業。

1789年，喬治·華盛頓任命杰伊出任美國第一位首席大法官。在任職期間，他協助制定了最高法院的程序。總而言之，約翰·杰伊的反情報實踐和思想不僅為贏得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對美國情報工作的發展壯大具有深遠的影響。當今美國這種由總統領導、國會監督的分散型情報體制無不帶有杰伊的思想烙印。盡管這種分權、分散的情報體制有時會偏離軌道，但其糾偏、糾錯能力始終貫穿于美國情報事業的發展進程之中。

本文摘自《美國情報簡史：美利堅兩個半世紀以來的情報與戰爭》，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

《美國情報簡史：美利堅兩個半世紀以來的情報與戰爭》，榮杰、韋思叢、朱硯卿、海祥/著，金盾出版社，2025年4月版

來源：榮杰、韋思叢、朱硯卿、海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