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深秋，北京機場的舷梯旁，毛澤東主席握住李宗仁先生的手，那一刻的合影成為兩岸關系史上的溫暖注腳。

這位曾任國民政府代總統的老人回歸大陸，不僅是個人選擇，更折射出新中國成立后，以毛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國家統一的長遠考量。

透過那段塵封的歷史，我們能清晰看到毛主席以民族大義為重的偉大胸襟，以及為推動兩岸和平統一所展現的戰略智慧。

1949 年國民黨退踞臺灣后，毛主席最初確實制定了武力收復臺灣的計劃。但 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央不得不暫緩這一部署。

直到 1953 年朝鮮停戰、1954 年越南戰爭暫歇，國際局勢緩和之際，毛主席審時度勢，果斷將對臺政策從 “單純武力” 轉向 “和平與武力并舉”。

他在多個會議上主動提及 “兩岸一家親”，這句樸素的表述打破了國共對立的堅冰，為后續溝通奠定了情感基礎。

周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表示：“和平解放臺灣，是我們人民的愿望。” 這一表態并非權宜之計，而是毛主席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出發的戰略抉擇。

當時新中國剛在朝鮮戰場贏得國際尊嚴，國際地位逐步提升，但毛主席始終將國家統一視為首要使命。

武力或許能解決一時問題，但唯有和平統一才能實現民族的長遠團結。這種超越意識形態的胸襟，在冷戰對峙的國際環境中尤為珍貴。

1950 年代中期，毛主席授意章士釗先生赴港勸說蔣介石回歸。這位曾為北平和平解放奔走的老人，帶著中共中央的親筆信來到香港。

信中提出的四點主張 —— 外交歸中央、臺灣內部事務由蔣主持、經濟困難可援助、社會改革尊重意見 —— 每一條都體現著對現實的尊重。

特別是那句 “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以詩意的筆觸喚起蔣介石的鄉愁，展現了毛主席對人性的深刻洞察。

這種 “以情動人” 的統戰智慧，超越了政治博弈的層面。毛主席清楚，蔣介石集團雖退居臺灣，但對故土的眷戀從未消失。

信中不提 “投降”“歸順”，而是以 “歸來”“合作” 為基調，將國共關系定位為 “一家人” 的內部事務。

當蔣介石反復閱讀這封信時，沉默背后或許正是被這份尊重與溫情所觸動。這種將政治智慧與人文關懷相結合的做法，彰顯了毛主席作為政治家的寬廣胸懷。

1965 年李宗仁回歸大陸的盛大規格，讓蔣介石父子看到了回歸的可能性。當蔣經國在香港提出六項條件時 —— 蔣介石仍為國民黨總裁、蔣經國任臺灣省長、海空軍歸中央指揮等

—— 這些看似苛刻的要求，毛主席卻從大局出發全部接受。他還特別建議蔣介石可居住于江西廬山，體現出對其個人待遇的周全考慮。

中央對每項條款的附議說明更見智慧：“自由市” 由北京同意的軍人兼任市長，既滿足了溝通需求，又確保了主權原則；蔣經國雖任省長但無軍事外交權，在尊重現實的同時維護了國家統一的根本前提。

這種 “原則堅定性與策略靈活性” 的結合，絕非妥協退讓，而是毛主席基于民族大義的戰略包容。他清楚，統一之路需要耐心與智慧，暫時的讓步是為了換取長久的團結。

1966 年大陸政治局勢的變化，讓即將達成的共識被迫擱置。但即便在那樣的背景下，毛主席仍未放棄和平統一的努力。

1970 年代，中國重返聯合國、中美關系緩和、中日建交，國際環境的改善再次為統一創造條件，毛主席晚年仍多次提及與臺灣接觸的想法。

直到 1975 年蔣介石去世，1976 年毛主席與世長辭，兩位歷史人物的相繼離去，為兩岸關系留下了未能彌補的遺憾。

回望這段歷史，毛主席的偉大胸襟體現在三個維度：一是超越政黨恩怨的民族大義，將國家統一置于意識形態之上；二是尊重現實的務實態度，對蔣介石集團的合理訴求給予包容；三是面向未來的歷史遠見，始終相信 “兩岸一家親” 的血脈聯系終將戰勝分歧。

正如他在 1956 年對臺灣同胞的寄語：“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 這種以和為貴的理念，至今仍是兩岸關系的精神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