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天，在東京郊外西多摩郡的一個深山村落幾近廢墟的倉庫中，意外發現了一部明治初期的人民憲法草案，同時發現的還有關于開設國會相關的建議書以及諸多關注國家建構與人權議題的書籍與學習筆記。隨著對這些塵封了86年的珍貴文獻解讀研究的展開，一個不為人知的“明治”逐漸揭開了面紗。

近百年前，在明治日本的新生期，圍繞著應該在傳統之上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日本各地曾經涌現過熱火朝天的討論和斗爭。參與者不僅有曾經的明治維新志士，也有草根層面的廣大民眾，包括這部新發現的五日市憲法草案的作者們。在這個國家逐步蛻變的過程中，這些思潮與運動遭到了鎮壓，被人遺忘。本書重新聚焦于那些被歷史洪流所淹沒的人物，如一生漂泊求道的“浮士德博士”千葉卓三郎、熱愛漢詩又投身于自由民權運動的深澤權八、組織山村公社并參與秩父起義的底層農民們……

《何謂明治》,[日]色川大吉 著，郭 穎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一個一言難盡的國度

日本是一個奇妙的國度。空中俯瞰地面，只見在歐亞大陸東端的海面上，漂浮著一串細長的弧形小島。

這里長年薄霧氤氳，由四個島嶼組成，南北橫跨兩千公里。放在歐洲的話，其距離相當于從倫敦到意大利半島的靴子尖，或是從蘇聯與波蘭的國境線到西班牙與法國的國境線。

中央有一座山脈如同脊梁般貫穿其間，使得左右兩邊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氣象類型。山海之間的盆地平原上是一片綠油油的水田，玩具般大小的農耕機穿梭其間。

白砂細浪的海岸一帶，是微縮盆景般大小的民居與街道，一派悠然閑適的田園風景，與工廠一帶烏煙瘴氣、不見天日的雜亂無章形成鮮明對比。

日本未曾向大陸強國臣服過，這并非單純是出于一種地理上的偶然，抑或是日本人勇猛的武士精神，而是受惠于其亞洲季風性氣候、基于該種風土的水田耕種方式，以及該種生產方式孕育出的一種溫和忍讓、多民族和平共處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作為日本堅強的防護壁壘的中華民族與朝鮮民族，千余年來使其免受好戰的騎馬民族的不斷侵擾。

這些心向和平的難得的世界好鄰居從未主動出兵過日本。至于元軍，則不過是蒙古征服東亞的一段小插曲。反觀歷史，倒是日本對鄰國如此源遠流長的友誼忘恩負義，這種行徑簡直有悖東方道德、有悖日本靈魂導師釋迦牟尼之“愛”及孔子之“仁”。特別是在明治維新以降70年間的歷史中，日本民族擅自向亞洲鄰國進行侵略與掠奪，時至今日，也未見日本統治者的反省之色。

就這樣，兩千年來，日本得以躲避外族入侵而繁衍至今。這與歐洲大陸民族爭斗的血淚史相比，更體現出日本環境之特殊、文化觀念及日本式居民社會與社會意識之獨特。正是這種深受庇護的島國屬性，成為日本文化形成的先決條件。這一點單憑和辻哲郎的“風土”論是無法充分進行說明的，而是需要一種以導入人類學家近年來使用的比較文明史方面的研究，以及民族學、歷史學、民俗學方面的成果的綜合性的風土論。

總之，長期來看，日本雖有過內亂，但依然能保持國家獨立，這使其思想文化之中形成了一種無法抽離的固有屬性，其人種、語言、宗教、衣食住行樣式因此具有單一的均質性，其思維方式、審美意識、自然觀、精神結構，也都帶有一種共通屬性。與印度、中國、東南亞的多民族國家相比，這種單一且均質的屬性不言而喻。即使在亞洲以外，就民族形成進程中各要素而言，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日本這樣保持著民族的單一性。“萬世一系”不過是帶著歷史烙印的一個語言符號而已。

這種基于上述條件的民族文化固有性是無法套用歐美文化史之模式的。那些在思考日本文化的諸多要素時試圖用西方現代主義方法將其簡單劃分為合理部分與不合理部分、近代部分與前近代部分的做法本身就不可取。或許日本不少知識分子可以接受，但這樣做卻與成千上萬民心漸行漸遠，以至二者之間最終形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

在我看來，日本近代思想（文化）形成的進程中，民眾與知識分子一直以來各自遵循兩種不同的規則。但進入現代，二者突然間并軌，即使現在也依然未能實現真正的融合。我覺得其原因在于日本文化帶有強烈的本土性，大多數民眾也一直都靜靜地身處這民間世界之中；而同一時期，從西方又涌來一股性質迥異的強大的文化洪流，最終形成了日本在世界史上的這種特殊屬性。

按照岡倉天心的宏觀論來看，日本文化史上的最大變局非明治時代莫屬。自繩文時期起，日本文化雖遭到印度、中國、南洋文化巨浪的洗禮，但到了一兩世紀之后終于得以沉淀，完成了其固有的風土化、日本化進程。但即使是其巔峰即7世紀至8世紀的奈良時期，與19世紀后期的明治大變局相比，其影響力與沖擊力都是無法企及的。雜沓的明治不僅沖擊了統治者，也激發了中間階層的激昂情緒，甚至在底層民眾深處也掀起了一股波瀾。

這也讓日本這個民族對異國文明產生出極強的好奇心，面對璀璨的文化能抱以銳敏的反應，這種感受性優勢正是封閉的島國民族所特有的。而這一全新的文明雖然產生于產業革命與資本制近代國家的強大威力之下，但也強烈地催發出日本人的對抗意識與好奇之心。明治維新中志士們那些過激行為、各派中互有抵牾的開國論與攘夷論便是其中一種體現，此外還有海外苦行僧般求學的留學生、民眾間的匡世義舉，也是其亢奮的產物。針對明治新政府成立而發生的內亂亦如此。因此，明治時期在日本歷史上被視為一個最富戲劇性的時代，明治日本簡直可以看作是研究世界文化史的試驗田。

或許外國人曾以好奇的眼光打量過日本，如此一個落后的亞洲農業小國，究竟是否能先于中國經受住近代化的沖擊？是否能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中承受住考驗的重壓呢？

眾所周知，110年以前，美國提督佩里給這片荒蠻的武士之國帶來了一節火車模型，并當著日本人的面發動起來。當時的情景如下：一開始日本人畏畏縮縮地遠遠圍成一圈，看到蒸汽車發動起來了，便大呼小叫、長吁短嘆，繼而貼近，仔細打量，還忍不住上手摸，上腿騎，太陽都落山了也依然意猶未盡。孰料僅僅百年之后，同樣是這些日本人卻建造出了時速穩定在200公里的東海道新干線，獨自研發出了超級特快光號列車。如今的事實證明，日本已經成功逆襲美國，實現了最新技術的反向輸出。

當然，倘若過分夸大這一點，則會一葉障目，無法客觀審視日本近代文化的整體樣貌。眼中只有國民生產總值（GNP），僅僅看到數十個工業部門中有二三已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便為此去贊美日本璀璨的封建文化，這對為日本全盤化改革而奮斗的日本人而言毫無裨益。我們現在需要的，并不是通過這種評價將現狀加以合理化、正當化，而是為了變革而究明現狀之病理，進行全面的、本質的、結構性的研究。

因此，本書所論述的并非外國學者獵奇式的“奇妙國度如何奇妙”。我們生活在當下的日本，為了實現自我的變革必須進行實踐活動。不過，我們也并不贊同那些意識形態論者所主張的文化不過一種階級統治工具的論調。一直以來，無論是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人類總能想出各種辦法，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慰藉與愉悅，享受節日、信仰、藝能、技術、衣食住行、生活儀式等給我們帶來的精神或者物質上的滿足。

在這種社會生活方式之中，文化的力量是不可小覷的，它所發揮的作用看似無心插柳，卻潛移默化地規訓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并無時無刻地暗中操縱著人類的行為模式。我同意T.S.艾略特的觀點，與其說文化的靈魂寓于每位作家的作品之中，不如說寓于“我們所有規劃的無意識背景”之中（當然我本人并不認為因此就可以輕視每位創作者的作品）。

例如，南方熊楠在闡釋日本社稷之下“氏神”對民眾所發揮的精神力量時如此論述：“不言一語、不施一筆，而是借助古老的傳統威儀，那些用語言、文章及問答所無法言傳之物，瞬間便能從頭到腳響徹全身，令人深深為之感化，無法忘懷。”這是一種令民眾“不知此處何神在，感德感恩雙淚流”的靈驗之物。

文化和思想只有深深滲透到民眾的根部，方能真正發揮作用。在近代日本，“作為一種精神結構的天皇制”成功下沉到其最底層，荼毒生靈，至今也依然如此。如果說這種“明治文化”在外國人眼中是一個不解之謎，那不妨將其視為日本特殊風土思想之下的一種產物更好理解。而天皇制問題，正是本書無法回避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原標題：《日本明治神話背后被遺忘的歷史》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蔣楚婷

來源：作者：[日]色川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