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推移，刑事法律有時會失去效力，因此必須定期進行檢視。若出現(xiàn)新的危險、法律存在漏洞或不再適用時，更新便至關重要。國家安全法如此，兒童安全法、科技犯罪法及環(huán)境保護法亦然。

盡管香港受到《港區(qū)國安法》（2020年）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2024年）的保護，但仍須時刻保持警惕。面對持續(xù)存在的內外部威脅，香港的安全防御機制仍有完善空間。因此，國家安全絕不是一勞永逸之事，而是未竟之業(yè)。

正因如此，《港區(qū)國安法》不僅在第七條中指明，特區(qū)應當盡早完成基本法規(guī)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法律，更在第九條中要求特區(qū)“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動的工作”。

6月21日，《港區(qū)國安法》頒布實施5周年論壇在灣仔會展中心舉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致辭時強調，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絕不可居功自滿。他一邊強調制定《港區(qū)國安法》是“為香港好”，一邊告誡切勿以為“萬事大吉”。

夏寶龍指出，香港仍面臨隱患，只有維護國家安全，才能防范外部勢力的干預。圖謀不軌者仍在港活躍，以“軟對抗”形式蓄謀抹黑《港區(qū)國安法》。

國安公署署長董經緯亦表達了類似看法。他指出，外部勢力對香港特區(qū)和中國大陸構成的威脅從未間斷，必須加以識別。他表示：“應不斷深化安全發(fā)展改革，完善香港國家安全體系。”

董經緯所指的完善國安要務無疑包括5月13日刊憲的附屬法例，該法例有助于國安公署更有效履職，應對日益復雜的地緣政治局勢所帶來的威脅。

每當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的安排得到加強時，某些敵對勢力就大肆叫囂，例如202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涉國安案件聘用海外律師問題作出釋法時，就有某些聲音鼓噪不已，但這不過是嘩眾取寵。他們真正不滿的是，如今在香港從事間諜情報活動、招募代理人變得困難重重。即便如此，仍不能認定他們已經徹底放棄圖謀。現(xiàn)有的防御機制是否足以全面化解危機，尚需時間檢驗。

任何國家都會持續(xù)檢視本國的國家安全，并在必要時進行調整。英國就是典型案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也在迅速出臺新的國家安全法例，覆蓋網絡安全、間諜活動、外部干預、秘密監(jiān)控、恐怖主義及航空安全等多個領域，許多法律都是在近期才公布，想必是舊有法律已無法滿足當前需求。

例如，英國于2022年1月4日頒布《國家安全與投資法案》，加強了對涉及國家安全的金融交易的控制。僅僅一年后，《2023年英國國家安全法案》正式生效，賦予執(zhí)法當局新權力，以打擊間諜、破壞活動及政治干預行為（該法部分內容亦為2024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提供了參考）。《2023年英國國家安全法案》還廢除了被認為已過時的1911年、1920年及1939年的《官方保密法》。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英國在反恐立法方面可謂“高產”。自2000年至2025年，英國先后通過了15部《反恐怖主義法》，均在該系列首部法律《2000年反恐怖主義法》的基礎上制定。《2000年反恐怖主義法》首次定義了恐怖主義，擴大了警方訊問和拘留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權力，并擴大了被禁止的恐怖主義組織名單。

此后的《2006年反恐怖主義法》允許警方在不提出正式檢控的情況下，拘留嫌疑人長達28天；《2008年反恐怖主義法》則允許警方在提出控罪后繼續(xù)訊問嫌疑人，并將域外管轄權延伸至境外犯罪行為。而《2013年正義及安全法》規(guī)范了情報機構的運作。《2015年反恐與安全法案》則對涉及國家安全的互聯(lián)網使用加以限制。最新的《恐怖主義（場所保護）法》（又稱“馬丁法”）于今年4月25日生效，強化了公共場所及大型活動的安保措施。

一旦涉及國家安全，情勢往往瞬息萬變。香港如此，英國及其他地區(qū)亦然。正因如此，《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去年制定時，為了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國家安全立法要求，同時納入了超出第23條提到的范疇的相關措施。

自1990年《基本法》頒布后，香港出現(xiàn)了起草者始料未及的新威脅。因此，《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必須也納入叛亂、破壞活動及利用科技危害國家安全等罪行。直到2019“黑暴”發(fā)生后，新增法規(guī)的必要性才得以顯現(xiàn)。

雖然香港不太可能出現(xiàn)國家安全防線松懈的情況，但任何司法管轄區(qū)一旦掉以輕心，后果將不堪設想。經歷過“黑暴”企圖摧毀“一國兩制”的慘痛教訓后，香港深知防患未然的重要性。若這意味著必須如英國一樣，定期更新國家安全法律，那就應當如此為之。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

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于《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

來源：中國日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