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港的燈火依舊，卻已不見觀燈人。2025年6月25日，83歲的蔡瀾安詳離世，宣告“香港四大才子”時代的徹底落幕，自金庸2018年辭世、黃霑2004年遠行、倪匡2022年作古，至此，這個閃耀半個多世紀的文化星座永遠沉入歷史地平線。

當社交媒體上涌起悼念潮，當年輕人翻出《滄海一聲笑》聆聽，當書店的金庸專架前人頭攢動，我們不禁思索：我們懷念的不僅僅是四位才子，而是他們身后那個生氣勃勃、自由奔放的香港黃金時代。

四大才子的聚首，本身就是一場文化奇跡。金庸出身浙江海寧名門，卻因“行俠仗義”被中央政治大學勒令退學，輾轉抵港；倪匡燒橋闖關，靠刻假章從內蒙一路逃至香港；黃霑8歲隨父避居香江，初見雙層巴士滿眼驚奇；蔡瀾從新加坡東渡日本學電影，再扎根香港。四個異鄉人，卻在香港找到了精神的故鄉。

《明報》辦公室見證了他們的相遇，金庸為報紙銷量執筆武俠；倪匡代寫《天龍八部》時故意“弄瞎”阿紫；蔡瀾開起“草草不工”的美食專欄；黃霑姍姍來遲，為武俠劇譜曲填詞。金庸的宴席上，買單的永遠是這位“大俠”，當蔡瀾過意不去，倪匡便笑攔：“你的錢有金庸多嗎？”

而真正讓才子精神具象化的，是1989年那檔驚世駭俗的節目，《今夜不設防》，黃霑、倪匡、蔡瀾三人倚在沙發，煙酒不離手，與張國榮、林青霞、王祖賢等巨星談笑風生，葷素不忌。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三位主持人粵語都不甚標準，卻創下70%的收視奇跡，BBC甚至專程來拍紀錄片。

四大才子最動人處，在于他們以真性情對抗世俗枷鎖，金庸道出“人可以風流，但不能下流”的箴言，劃清了才子與俗夫的界限。黃霑被稱“黃老邪”，給徐克寫《滄海一聲笑》被退稿六次，第七稿傳真時竟附上男性生殖器涂鴉，大書“愛要不要！”

倪匡客串嫖客被批“有失身份”，妻子大笑解圍：“本色出演！”蔡瀾75歲戀愛被罵“老不正經”，反問：“老了就必須古板正經嗎？” 這般真性情，在今日精心策劃的娛樂圈已成絕響。

更珍貴的是他們跨界自由的創造力，黃霑能寫《我的中國心》的家國情懷，也能創作“人頭馬一開，好運自然來”的洗腦廣告；倪匡左手寫科幻，右手編劇本，自詡“屢替張徹編劇本，曾代金庸寫小說”；蔡瀾從電影監制轉身為食神，又在《舌尖上的中國》傳遞飲食哲學。這種不被標簽束縛的生命力，恰是當下專業壁壘森嚴時代最稀缺的品質。

四大才子崛起的上世紀70-90年代，香港正處于文化能量的巔峰期，這座城市以獨特姿態，架起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橋梁。來自五湖四海的才子們（金庸生于浙江、倪匡來自上海、蔡瀾成長于新加坡）在香港找到文化歸屬。倪匡代筆《天龍八部》時與金庸的"華山論劍"，蔡瀾與黃霑在《今夜不設防》中的嬉笑怒罵，都是多元文化碰撞的火花。

金庸的武俠宇宙里，家國大義與兒女情長相融；黃霑的詞曲中，市井煙火與古典雅韻共生；倪匡的科幻世界投射現實焦慮；蔡瀾的美食哲學將人間煙火升華為藝術。

那時的香港，擁有孕育文化通才的沃土，“凡有華人處，即有金庸書”不僅是一句贊譽，更是香港文化輻射力的真實寫照。四大才子的作品與人生軌跡交織成香港黃金時代的文化圖景，而人們懷念的不僅是四位才子，更是那個充滿創造力、包容性與人文精神的時代。人們懷念他們，這種集體情感背后，折射出當代人對文化自由與精神自由的深切渴望。

才子們的相繼離世，恰似香港文化黃金時代消逝的隱喻，黃霑晚年已預見粵語流行曲的式微，在博士論文結尾悲嘆：“粵語流行曲已完全失去從前的優勢”。十余年后，一語成讖。

金庸2018年葬禮上，一位學者嘆息：“金庸之后再無江湖”；2022年倪匡去世，媒體標題已是“最后一位能寫江湖的才子走了”；如今蔡瀾的離去，徹底終結了那個文人跨界、雅俗共賞的時代。

更深層的斷層在于文化生態的嬗變，當碎片化傳播取代深度思考，當流量算法絞殺創作自由，當專業壁壘禁錮跨界可能，四大才子式的文化通才再無生長土壤。黃霑若在今世寫歌，恐怕難逃“數據不好”的退稿；金庸的武俠連載或會被斥“節奏太慢”；倪匡的科幻腦洞可能淹沒在短視頻洪流中。

維港濤聲依舊，只是少了四位觀潮人，我們懷念那個時代，因其自由包容，容得下金庸的俠義、黃霑的豪放、倪匡的叛逆、蔡瀾的煙火氣；因其跨界無礙，讓文人在小說、電影、音樂、美食間自在游走；更因其相信文化的力量，愿為一張報紙、一首詞曲、一檔節目傾注匠心。

那個自由奔放的年代已隨風而逝，但當我們翻開泛黃的書頁，按下《滄海一聲笑》的播放鍵，或是在異國他鄉尋味一碗地道云吞面時，四大才子的精神仍在呼吸，在每一顆不甘被時代馴服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