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在日本時，曾買到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回到上海打算在其主編的《星期評論》上連載，于是就物色合適的譯者；《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向他舉薦了陳望道。

當時，陳獨秀還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英譯本（原著為德文本），供陳望道對照戴季陶提供的日譯本進行翻譯。當時，大約是1920年春天，陳望道正在老家，譯畢《共產黨宣言》后，應《星期評論》的邀請，到上海擔任該刊的編輯。

陳望道

在上海，陳望道住進了李漢俊家；李漢俊的胞兄是革命左派李書城，曾追隨孫中山多年，是同盟會的資深元老。李氏兄弟寓所的對面，是邵力子家。

李漢俊是留日歸來的青年，信仰馬列主義，當時他和戴季陶、沈玄廬是《星期評論》的“三駕馬車”。李漢俊不僅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精通日、英、德語；陳望道就把自己的譯文連同日文、英文版交給李漢俊，請他校閱。李漢俊校畢，又送給住在不遠處的陳獨秀校看。陳獨秀是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懂日文、英文，又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研究。

《共產黨宣言》校對后，陳獨秀跟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又譯為魏金斯基，中國名：伍廷康，或吳廷康，或魏廷康）商議，由共產國際出一筆經費，建了個小印刷廠，印了1000冊。

《共產黨宣言》印成了《共黨產宣言》

最初一版的出版時間是1920年4月，當時把《共產黨宣言》印成了《共黨產宣言》，連書名都印顛倒了。這表明當時人們對于共產黨的極度陌生。印錯書名的書，迄今只存兩本，是最早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

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誕生，陳望道是8位成員之一，其他還有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沈玄廬、楊明齋、俞秀松、施存統。這個小組是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此后，這個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因此，陳望道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陳獨秀被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公推為書記，遇事常找李漢俊、陳望道、楊明齋商議。陳望道還協助陳獨秀編過《新青年》，“二陳”配合默契。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后，因為陳望道的參與，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面目一新，亮出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旗幟。

1920年12月中旬，陳獨秀離滬赴粵，就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行前，他把《新青年》的編輯重擔交給了陳望道。在籌備召開中共“一大”的工作時，陳望道參加了籌備工作；但一件意外發生的事件，使“二陳”反目，陳望道再也不愿跟陳獨秀共事。

陳獨秀

事情的經過，鄧明以在《陳望道》中有介紹：

• 正當陳望道等積極參與籌備召開黨的"一大"之時，為審批組織活動經費一事，陳獨秀和李漢俊發生了爭執。據李達回憶說："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書社墊點經費出來。陳獨秀復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和陳獨秀鬧起意見來。"
  不料這一爭執竟牽連到陳望道身上。陳獨秀曾蠻橫地到處散發書信，誣稱李漢俊和陳望道要奪他的權。如尚在日本留學的施存統，在接到陳獨秀的信后，信以為真，竟然為此感到痛心疾首，便給李漢俊寫了一封措辭十分激烈的譴責信，把李漢俊、陳望道二人大罵了一通。
  陳望道見到施存統的這封來信頓時火冒千丈，認為"陳獨秀此舉實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堅持要求陳獨秀對事實予以澄清，并向他公開道歉。但陳獨秀不肯這樣做……”

因為陳獨秀的家長作風，陳望道和李漢俊都脫離了黨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