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許多國際友人千里迢迢甚至遠渡重洋來到中國，把支援中國抗戰當作自己的職責，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輝煌篇章。其中新聞工作者是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戰爭時來華的外國新聞記者有50人以上，他們或訪問延安和抗日根據地，或報道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戰，或揭露日軍的殘暴罪行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徑。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萊、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和漢斯·希伯五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埃德加·斯諾：“你們日本為什么要在中國領土上進行軍事演習？”

1932年淞滬抗戰時，斯諾冒著炮火穿梭于兩軍陣地之間，親眼目睹了中國軍民的英勇反擊。一天，他在前線看到他所認識的打扮考究的一位中國歌女正在抬擔架，深受感動。此后不久，他出版了平生第一部著作《遠東戰線》。

1936年，斯諾在宋慶齡和中共華北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突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從北平出發，開始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義的陜北之行。斯諾隨身攜帶著由中共華北局負責人劉少奇寫給毛主席的介紹信，以及兩架照相機和24卷膠卷，踏上了通往陜北的火車。車經鄭州站，他與年輕的美國醫生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會面，一同向陜北進發，經過艱難旅程，終于到達中共中央臨時所在地保安。

在保安，斯諾等人受到了熱烈歡迎。毛澤東首次會見了斯諾一行，向他們詳細闡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持久戰的問題。毛澤東還把自己在長征時所作的《七律·長征》一詩親筆抄錄下來，送給斯諾。

埃德加 · 斯諾（1905—1972）

1936年7月下旬，斯諾一行穿上紅軍戰士的灰藍色軍裝前往甘肅、寧夏一帶，采訪近兩個月。通過一系列的采訪和會談，斯諾搜集到了關于紅軍的成長歷程，二萬五千里長征，以及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針政策。10月中旬，斯諾帶著一種“離家”的心情，戀戀不舍地告別蘇區返回北平。

從11月起，斯諾伏案疾書，夜以繼日地趕寫出有關蘇區的通訊報道30余篇，在國內外的《密勒氏評論報》《每日先驅報》《星期六晚郵報》等英美報刊上發表，引起轟動。

1937年2月，美國《生活》畫報上刊登了斯諾在蘇區拍攝的75幅照片。7月，斯諾將這些報道、照片以及其他有關資料匯編成書，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著作——《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該書出版后，立刻風靡全球，成為當時國際上發行面最廣、發行數量最多的著述之一。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斯諾在北平南苑目睹了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他在參加日軍召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大聲質問：“你們日本為什么要在中國領土上進行軍事演習？為什么借口軍士失蹤動用大兵？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營，反叫中國守軍撤出宛平？”

9月末，斯諾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抗戰。他一次又一次為中國軍隊的頑強抗擊所感動，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狂轟濫炸和屠殺無辜的暴行而憤慨。他在報道中說，中國士兵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平靜的勇氣，看起來是動人的，幾乎令人不能相信的”。他們不顧敵人的近距離火力，把日本人從租界一直驅趕到江里。

接著，斯諾沿著日軍在中國的侵略路線，橫越中國國土，去了漢口、重慶、西安、延安等地，撰寫了一系列的新聞報道。這些報道，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為亞洲而戰》一書中。

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占領了北平。他們大肆搜捕、迫害中國的抗日愛國人士和革命青年。當時，斯諾參加了在北平的外國人（歐美）援華社會團體，積極掩護和幫助中國的愛國者，使他們免遭日軍捕殺，他的公寓成了抗日愛國分子的避難所。

七七事變時，鄧穎超正在北平治病，為了盡快離開戰亂地區，鄧穎超在愛潑斯坦的幫助下找到了斯諾，請斯諾設法帶她出去。為了應付沿途日軍的盤查，鄧穎超化裝成斯諾的“保姆”和斯諾一起上火車離開北平。列車到達天津站，日軍在月臺檢查所有的中國旅客，斯諾對日本檢查員說：“我是美國人，美國記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日本檢查員揮手放斯諾他們出站。到達天津后，斯諾再把鄧穎超托付給自己的一位好友、新西蘭記者吉姆·伯特倫，請他把鄧穎超帶過封鎖線。當時斯諾并不知道自己所幫助的人是鄧穎超。

1937年底，斯諾抵達上海。此時，戰火已經從上海蔓延到長江流域，戰線的背后，留下了大片的工業廢墟。不久，斯諾寫好了題為《人民的反擊——中國工業合作社的經歷》宣傳材料，連同路易·艾黎的工業合作社的計劃書，以及幾張被日軍炸毀的上海工廠的照片，交給了美國在上海辦的《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鮑威爾。在鮑威爾的協助下，這些資料被印刷成中英文的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發。很快，他們的計劃得到了各階層人士的支持和響應，上海工業合作社組織促進會成立。

1938年8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工合總會）在武漢正式成立，路易·艾黎任技術顧問，宋美齡擔任名譽理事長，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為理事長。接著，斯諾又以香港為基地，爭取更多有影響人物的支持。

1939年9月，斯諾再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作了多次談話。毛澤東講到統一戰線和政策問題，以及當時重要的國際問題。斯諾在《密勒氏評論報》上發表了對話全文，對國外人士了解共產黨對內對外政策很有幫助。

皖南事變發生后，斯諾異常氣憤地對其作了詳細報道。由于重慶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和對真相的封鎖，他只能通過香港發出電訊。為此，他再次被取消了記者特權，被迫離華。

1941年回到美國后，斯諾仍然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斯諾回中國進行了三次長期訪問。

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被邀請訪問北京，中美關系解凍。美國《生活》雜志抓住時機發表了斯諾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斯諾透露了毛澤東本人曾告訴他的話：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訪問中國，“無論是以旅游者的身份還是以總統的身份”，都會受到歡迎。這篇文章是斯諾的最后一篇“獨家內幕新聞”。

就在尼克松開始前往北京的同一個星期，斯諾因癌癥去世。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國人民終于聯合起來抗擊日本了，而這是對人類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爭”

193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作為美國著名的進步記者和作家，決定回到中國，因為“中國人民終于聯合起來抗擊日本了，而這是對人類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爭”。這一年斯特朗52歲，此行是她第三次訪華。

1937年12月初，斯特朗登上了從威尼斯經香港到漢口的遠洋班輪，她為登上船主是法西斯意大利人的班輪去遠航而感到煩惱，但這是當時能夠采取的最快的方式。

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1885—1970）

為了更多地了解中國，斯特朗特意買了一本書作為旅途讀物，書名叫《紅星照耀中國》。這是一本詳盡介紹中國共產黨1927年以后具體活動的書，作者是當時還不出名的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因為護照的緣故，斯特朗不能在香港下船，斯諾夫婦就專程到香港上船拜訪，并介紹了紅軍的情況。斯特朗深信紅軍會有良好的素質，于是決定去那里采訪。斯特朗想方設法從香港下船，登上了飛往漢口的飛機。

在漢口住了幾天以后，斯特朗迅速作出安排，要去采訪山西的八路軍，因為“要認識新中國，不僅要認識漢口”。

1938年1月初，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的幫助下，斯特朗被獲準乘坐閻錫山的專列前往山西八路軍總部，同車的還有數百名教授和學生。到了臨汾，斯特朗等人被安排在一座舊面粉廠的辦公室過夜，這里距離八路軍總部只有一天的路程。

艱難的行程后，斯特朗到達了當時在任何地圖上都沒有標記的一個村落，這里駐扎著八路軍總部。還沒下車，斯特朗就感到自己運氣很好。“一個滿身塵土，灰藍色打扮，樸素得像個農民的人”，隔著司機同她握手，用不夠標準的德語對她表示歡迎，這就是朱德。她認為，朱德擁有“赤色的美德”，是“一個傳奇式的英雄”。對于一個紅軍總司令親自跑來迎接自己，斯特朗十分感動。和朱德一同來歡迎她的，還有八路軍將領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

斯特朗在八路軍總部住了10天，和八路軍指揮員、一般工作人員一起進餐、交談，向他們了解中國革命的進程、敵后抗戰的情況。

在八路軍總部，斯特朗多次訪問朱德，朱德告訴她：共產黨的戰略方針是打持久戰，使戰爭持續下去直到取得勝利。并說：游擊戰并不是新事物，美國、法國、俄國都運用過它，這是一個嚴陣以待的國家和人民用來對付擁有優勢軍事裝備的敵人的一種戰術。斯特朗還通過與任弼時的談話，了解到八路軍動員群眾共同抗日的情況。她深切地感到，“共產黨的部隊是一支新型的軍隊。他們不奸淫掠奪，尊重農民并幫助他們收莊稼，特別是教育他們認識自己的力量，并告訴他們如何戰斗并贏得勝利”。兩天后，斯特朗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離開八路軍總部回到漢口。

1938年3月，斯特朗從中國回到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急切地要傳遞她從中國帶來的“信息”。她迫不及待地拆閱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寄給她的信件。斯特朗在一次與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羅斯福夫人共進午餐時，向他們匯報說，華盛頓的聽眾熱情地支持她的見解。她還同總統夫婦討論了自己為發展中國工業組織籌集資金活動的計劃，感到自己的計劃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在籌措資金的同時，斯特朗在紐約的一處寓所里，匯集她在中國旅行的經歷，編成了《人類的五分之一》一書，頌揚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

一個偶然的機會，促成了斯特朗的第四次訪華。當時，她正急于離開蘇聯，于是便通過一條新航線于1940年12月底離開蘇聯，飛抵中國戰時陪都——重慶。在重慶，她遇見了路易·艾黎、埃文斯·卡爾遜和愛潑斯坦，了解到中國的許多情況和新四軍更多的情況。

在重慶的每一天，斯特朗都受益匪淺。但使她受益最深也是最重要的，還是與周恩來的幾次深夜交談。兩人最后一次會談結束前，周恩來把一篇長達26頁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交給了斯特朗，囑咐她按照他所交代的做法行事。斯特朗接受了這一任務，把這種信任和重托視為珍貴的榮譽。

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訪問中國，在延安的生活成為她記憶里最快樂的時光。之后，她撰寫了《中國的黎明》一書。斯特朗第六次訪問中國時，已經是73歲高齡，而且健康狀況不佳，只得借助拐杖行走。這一次，她留在了中國。

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艾格尼斯·史沫特萊：“我的心靈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

1929年，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萊作為外國駐華記者來到中國，熱情地投入到中國的革命運動中。在與中國共產黨人的接觸中，她開始向往西北地區的斗爭生活，向往革命圣地延安。

艾格尼斯· 史沫特萊（1892—1950）

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在這期間，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發生5天后，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后，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她概述當天西安事態的發展，并報道與這場事變有關的內容。當上海收聽到她的廣播后，引起了不小的騷動。西安的廣播使史沫特萊成了一個國際人物，并永久地被貼上了“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的標簽。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萊正式接到共產黨的邀請，訪問延安。她的公開身份是到前線去做戰地救護的工作人員。史沫特萊坐在紅軍護送者提供的一輛卡車后面，悄悄地越過了封鎖線。她熱切地盼望訪問紅軍的部隊。經過三天崎嶇不平的山路顛簸后，她終于見到了第一支紅軍部隊——左權率領的紅一方面軍。緊接著，她又見到了兩位英雄的紅軍指揮員彭德懷和賀龍，她花了兩周的時間采訪他們。

到了延安，史沫特萊立刻見到了毛澤東和朱德。她的第一印象，朱德愛與人來往，很實在；毛澤東顯得超然，“精神上孤立”。第二天，史沫特萊應邀在歡迎她的大會上講演。

在延安，史沫特萊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彭德懷等人進行了多次交談，她的手提式打字機一直響到深夜。她給予毛澤東高度評價：他的一套思想理論深深扎根于中國歷史和經驗之中，他的著作已經成為中國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她評價周恩來是一位學識淵博、閱歷深廣、見解精辟、襟懷坦白、不存門戶之見、毫不計較個人安福尊榮和權力地位的卓越領導人。她還與朱德作了頻繁的接觸，并征得他的同意，撰寫他的生平。

史沫特萊并不局限于采訪和寫作，她還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圖書管理員，負責擴展延安魯迅圖書館的外文書籍。她努力工作，吸引外國記者到延安來。她發動的一場滅鼠運動，對撲滅延安鼠害發揮了重要作用。她甚至為延安引進了一種新的娛樂方式——交誼舞。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往華北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萊在準備隨部隊開往前線時，不慎從馬背上摔下來，背部受傷，推遲了行期。10月，史沫特萊養好了傷，隨身攜帶了打字機、照相機和簡單的行李，赴八路軍抗敵前線采訪。她很快趕上了駐扎在太原的八路軍,然后到達北部山區的八路軍總司令部，成為八路軍中第一位隨軍外國記者。

以后的3個月，史沫特萊白天訪問，夜晚便把所得的材料用打字機整理出來。她的工作效率極高，除了寫單篇的文章外，還把大量的筆記以日記的形式整理出來，匯集成《中國在反擊》，翌年在紐約出版。

隨八路軍總部轉戰各地期間，史沫特萊與八路軍戰士同吃同住，她關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進了與他們的感情。抗戰期間，她曾認一個10多歲的小戰士做兒子，待他如親生。史沫特萊與八路軍相處不到半年，便深深地愛上了這支部隊。

史沫特萊提出了上前線的要求，朱德沒有同意。朱德希望她到漢口，幫助八路軍籌集藥品和醫療器材。經過做工作，史沫特萊只得同意，離開了她戀戀不舍的八路軍。

1938年1月，史沫特萊到達漢口，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和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份，一面救護傷員和難民，一面報道中國抗戰，并向世界性組織呼吁救援。

1938 年 10 月，史沫特萊從長沙出發，前往安徽南部新四軍駐地，11月到達云嶺新四軍軍部。在云嶺新四軍軍部期間，史沫特萊名義上是起草一份給紅十字會的詳細報告，實際上為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寫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徹斯特衛報》轉載，詳細報道了新四軍的處境和對藥品的需求。她為此還私下求助于一些英國朋友，以及美國紅十字會分會。

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史沫特萊在南至湖南、湖北省，北到安徽、河北省的廣闊地區，采訪共產黨和國民黨領導下的抗日部隊。采訪歷時18個月，成為外國記者中對中國戰區歷時最長的采訪。這是一次令人興奮的經歷，是史沫特萊一生記者生涯的鼎盛時期。她將這18個月的經歷都寫進了1943年出版的《中國的戰歌》一書。《中國的戰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佳的戰爭報道之一。

1940年春，史沫特萊接受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司令李先念的建議，去重慶休養身體，同時實現她最主要的使命——把華中斗爭告訴全世界。后因病情惡化，她回到美國。

1941年5月，回到美國的史沫特萊仍然表現出對中國抗戰事業的熱情關切。她到處講演，撰寫文章，介紹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為中國的抗戰募捐。她在《中國的戰歌》一書出版后，又開始寫作朱德的傳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

1945年8月，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的董必武拜訪了史沫特萊，并帶給她撰寫朱德傳記所需要的材料。1949年11月，史沫特萊準備取道英國來華。在英國，她把完成朱德傳記當作首要任務。但不久，她的健康狀況因胃潰瘍出血而惡化，可她仍不肯放下《偉大的道路》書稿的修訂工作。

1950年4月，史沫特萊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由我的著作而獲得的全部收入，不論來自何處，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處理——那就是說，建設一個強大和自由的中國。如果中國大使館來到了，如果能為我的遺體只唱一支歌，中國的國歌——起來，我將不勝感激。由于我的心靈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在倫敦病逝，終年58歲。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我深感慶幸，我這一生能夠生活在這個偉大的人民之中”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蘭華沙一個猶太人家庭。為了躲避沙皇的殘酷迫害，愛潑斯坦在不到1歲時就跟隨父母遠離祖國，先到日本，后于1917年到達中國，1920年全家定居在天津。

愛潑斯坦15歲開始工作，起初在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報》工作。1937年華北風云突變，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7月底，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愛潑斯坦的父母不愿居住在被日本占領的地方，忍痛離開自己的獨生子，東渡太平洋，到了美國。當時，愛潑斯坦22歲，擔任美國合眾社的記者。

伊斯雷爾· 愛潑斯坦（1915—2005）

作為一名記者，愛潑斯坦頭腦敏捷，目光敏銳，把所有戰地新聞源源不斷地發往美國，以此來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愛潑斯坦不僅用筆來支援中國抗戰，而且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實際行動掩護抗日人士。

1938年秋，愛潑斯坦參加了孫中山夫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宋慶齡在廣州成立的保衛中國同盟廣州分會，并從此與宋慶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年10月，廣州失陷，愛潑斯坦轉道去了香港，直接參加保衛中國同盟總部工作。在廣州和香港，他結識了許多著名革命人士如廖承志、胡愈之等人。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與此同時，日本飛機也突襲香港。12月25日圣誕節這一天，香港淪陷。

為了保護愛潑斯坦，廖承志采取迷惑戰術，向外界散發了一個不幸的消息：愛潑斯坦被日本飛機炸死了。其實真實情況是，在中共黨組織的安排下，愛潑斯坦在左腿上制造了一個傷口，躲進了醫院，以待機逃回內地，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殺害。

七七事變爆發后，愛潑斯坦隨即投入戰事的報道中，他從北往南，深入戰地，廣泛深入地采訪戰事，捕捉新聞材料。1938年4月，愛潑斯坦出現在臺兒莊前線國民黨將領孫連仲的記者招待會上。愛潑斯坦聽了孫將軍對戰事的簡要匯報后，深感有必要與中國軍隊一起堅守輿論陣地。中國軍隊的英勇抗擊，擊敗了日軍著名的坂垣師團，取得了震驚中外的臺兒莊大捷。愛潑斯坦用最快的速度，把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傳播到了全世界。

愛潑斯坦還在武漢采訪了中共駐武漢辦事處的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博古和新四軍軍長葉挺等人。

在半個世紀的記者生涯中，最令愛潑斯坦激動、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1944年赴革命圣地延安訪問。

1944年6月，愛潑斯坦作為美國《時代》雜志、《紐約時報》、聯合勞動新聞社的記者，參加了中外記者的西北參觀團，前往延安和晉綏解放區采訪。愛潑斯坦在這片黃土地上度過了將近4個月的難忘時光，訪問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賀龍、陳毅、聶榮臻等許多中共領導人和久經沙場的將領，為他們的風采所折服。

1944年6月12日，是愛潑斯坦終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他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毛主席興致勃勃地接見了記者們，向記者們說：“歡迎你們在大熱天來延安，這兒是一個偏僻的窮山溝。我們的工作是抗日，我們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也要在全世界范圍內推翻法西斯。我們要團結中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團結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愛潑斯坦還單獨采訪了毛澤東。

在延安，愛潑斯坦還采訪了“紅軍之父”朱德。“我永遠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態；賀龍只要一出現，氣氛就會活躍起來；在南泥灣開荒的王震，說話那么直率，像個莊稼人，他的手上長滿了繭子。”聶榮臻將軍還告訴愛潑斯坦：“日本報紙說皇軍是獅子，八路軍是老鼠，自然獅子撲鼠，費力不討好。”陳毅將軍向他坦述了國民黨發動的皖南事變……

在短暫的4個月內，愛潑斯坦被這批年輕而成熟的中共領導人所感動：“從這些延安共產黨人身上，長征的塵土還沒有洗掉，為人民，為革命，他們什么苦都可以吃。”在延安，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看到了圣地延安寶塔燈在照耀著中國的未來。

1945年，愛潑斯坦和妻子繞道印度到達美國。他不顧多年來的奔波勞累，日夜寫作，歷時兩年，終于把在中國尤其在延安的見聞記錄下來，匯集成反映中國革命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一書。該書后來被譯成多國文字，使世界充分了解了中國的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正義事業。

1957年，經周恩來總理批準，愛潑斯坦如愿以償加入中國籍。1964年，愛潑斯坦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愛潑斯坦對把自己一生獻給中國人民非常自豪，他說:“是中國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我深感慶幸，我這一生能夠生活在這個偉大的人民之中。”2005年5月26日，愛潑斯坦病逝于北京。

漢斯·希伯：“為國際主義奔走歐亞，為抗擊日寇血染沂蒙”

漢斯·希伯，1897年出生在原奧匈帝國（現波蘭）的克拉科夫，后定居德國，在那里讀書、上大學、參加工人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他加入德國共產黨，任報社記者。“一戰”后，他采訪過列寧和斯大林，經常撰寫大量文章，介紹世界各地勞動人民的生活境遇。

1925年，希伯第一次來到中國上海。他作為記者，思想積極、眼光敏銳，經常到貧困的下層民眾中了解中國社會的情況。回國后，他把在中國的經歷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用生動的語言寫成一本書，并于1928年2月在柏林出版。

1932年秋，希伯告別新婚妻子秋迪，再度來華。不久，他的妻子也追隨丈夫來到中國。

漢斯· 希伯（1897—1941）

七七事變爆發后，希伯看到中國人民英勇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無比激動。他在上海非常關注中國共產黨軍隊的抗日斗爭，想方設法幫助八路軍、新四軍解決困難。他設法把自費購買的藥品通過秘密渠道送到新四軍交通站，并積極推薦支持共產黨抗日的國際友人奔赴抗日根據地，奧地利友人羅生特就是他推薦的。

1938年春，經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安排，希伯來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他，并向他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斗爭的情況。希伯為延安軍民高漲的抗日情緒所感動，從中看到中國的抗日戰爭必將勝利的希望。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實際情況，希伯于1939年2、3月間，與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記者貝爾登等一道，從上海奔赴皖南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采訪。他見到了新四軍軍長葉挺、政委項英和陳毅將軍，并且有幸聆聽了周恩來給新四軍干部作的精彩報告。

1941年1月，國民黨軍隊悍然發動了皖南事變，希伯與夫人秋迪化裝成醫生和護士來到新四軍蘇北抗日根據地。在此期間，希伯受到了新四軍的熱烈歡迎。通過一系列的考察和實際生活，希伯完成了8萬字的《中國團結抗戰中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書稿。

為了進一步了解八路軍在山東敵后的情況，希伯提出了到山東去采訪的要求。新四軍領導人告訴他，到山東去，路途很遠，敵人的“大掃蕩”即將開始，沿途會有危險，勸他暫時不要離開。但希伯堅定地說：“正因為這樣，我才要去。許多問題，我到那里才能找到答案。”考慮到妻子的安全和為了自己寫的一系列報道能在國外發表，希伯讓妻子回上海。夫妻兩人決定暫時分別。

1941年9月12日，希伯在沿途八路軍和老百姓的掩護下，順利到達山東抗日根據地。他的到來，給淳樸好客的山東老鄉帶來了歡樂。希伯到了八路軍115師師部，政委羅榮桓等將領接見了他。在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希伯激動地說：“我深切地感到，誰要想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國，真正了解中國人民是怎樣英勇地同敵人艱苦搏斗的，誰就必須親身到中國的敵后方來。”希伯的話語，引得臺下陣陣掌聲。

作為踏入山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第一位西方記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銳感和生動的文筆，客觀地描述了八路軍的抗日活動。他的一系列文章在外國報刊上發表，引起了世人的關注。

抗日軍民在“反掃蕩”的艱苦斗爭中，幾乎每天都要急行軍上百里、打幾次遭遇戰，常常喝不上水，吃不上飯。希伯不僅要忍受艱難的行軍，而且還要伏案疾書，把一天的見聞記錄下來。八路軍領導幾次勸他離開，希伯卻說:“我絕不離開山東。一個想有作為的記者，是從來不畏懼槍炮子彈的，讓我留下來吧。”這位可愛的“外國八路”就這樣留了下來，繼續與大家在一起戰斗。

1941年11月初，羅榮桓政委親自指揮了“留田突圍” 一役。當時八路軍115師主力集中在山東省沂南縣境內的留田附近，日軍分八路向這里包圍。由于指揮得當，八路軍一槍未放，無一傷亡，一夜之間就突破了敵人3道封鎖線，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到達預定地點。希伯被八路軍指揮員高超的指揮藝術所折服，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一揮而就寫了一篇《無聲的戰斗》通訊，贊揚這一奇跡般的輝煌勝利。這篇報道在115師《戰士報》上發表后，極大地鼓舞了抗敵將士殺敵的士氣。

敵人并不甘心被八路軍擺脫，一場更大的“掃蕩”正在醞釀中。不久，發生了魯中南地區抗戰史上最悲壯的一次戰役——大青山戰役。

11月30日晨，希伯所在的連隊與敵人遭遇。敵人以一個混成旅將八路軍一連緊緊包圍起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連隊將士與敵人展開了殊死搏斗，希伯也參加了戰斗。盡管指戰員們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打退了敵人的多次猖狂進攻，但傷亡很大，希伯的翻譯和警衛人員都倒在了血泊中。希伯滿腔怒火，從犧牲者身邊撿起槍來，猛烈地向敵人射擊，不幸自己身受重傷，最后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年僅44歲。

1942年，山東軍區為了紀念希伯，為他建立了一座白色圓錐形的紀念碑，碑上刻著羅榮桓等題寫的“為國際主義奔走歐亞，為抗擊日寇血染沂蒙”的題詞。

本文選自《縱橫》2025年第6期，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黨史軍史研究學者，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原參謀。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