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中：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與中華民族大團結

學思平治

摘要：中國共產黨及黨的歷代領導人都高度重視中華民族大團結和中華兒女大團結，在不同歷史時期皆將其作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尤其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促進中華民族團結進步的基本經驗：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始終強調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推動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不斷創新和發展、明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線地位、確立以中華民族大團結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任務。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民族大團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中國共產黨及黨的歷代領導人都高度重視中華民族大團結和中華兒女大團結，并將其作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尤其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把國內56個民族之間的“民族團結”視作各民族的生命線，把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大團結視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磅礴力量，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共同的根讓我們緊密相連，共同的魂讓我們心心相印，共同的夢讓我們同心同德”。而且，這樣的認識經過了百年黨史的檢驗，也是被歷史“證明”了的客觀結論。

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民族政策（1921-1949）

盡管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了數千年，但是直到中國進入近代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之后，中國由“天下觀”之下的“中央之國”轉變為國際體系的一員，中華民族才逐步覺醒。1902年，梁啟超最早提出并使用“中華民族”一詞，這是中華民族從自在走向自覺的一個重要標志。費孝通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整體。中華民族所擁有的人口規模，自尊自強、勤勞勇敢的無限蓬勃生氣，以及不怕犧牲的不屈斗志和保家衛國精神，是列強在中國最衰弱的時候不能瓜分更不能吞并中國的社會基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和綿延數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時的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孫中山早期立志建立的“漢族共和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而是中華大地上各民族統一（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成立并不能馬上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中國依然是列強侵略的對象。西方列強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圖謀不斷擴大，從逼迫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到巴黎和會攫取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再到“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直至1937年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南京，并實施了瘋狂的南京大屠殺，試圖消滅中華民族的反抗意志，吞并乃至滅亡中國。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侵略、企圖滅亡中國的行徑，喚醒了中華民族保家衛國的“民族自覺”。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掀起了“全民族抗戰”的熱潮。這里的全民族指的是“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此時的中華民族不僅僅指“漢滿蒙回藏”五個民族，而且包含了“苗瑤彝壯”等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應當指出，已經覺醒的中華民族不僅包括居住在中華大地上的中國人，也包括了旅居海外的華僑華人，他們也是抗日救國的重要力量。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大敵當前，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成為最后取得抗日戰爭全面勝利以及近代以來反對列強侵略斗爭最終勝利的根本力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主張的民族解放、民族自決、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進步、民族融合，建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正的共同體，是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主要內容。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指導下制定自己的民族工作制度和政策。解放戰爭時期，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尊重少數民族基本權利，團結國內各民族共同建立新中國是首要目標。1946年2月18日，中國共產黨首次明確指出“不應提出獨立自決口號”，主張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1946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以“民族區域自治”的方式統一了東西內蒙古自治。1947年5月，內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國建立的第一個省級民族區域自治地區。《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宣言》鄭重宣告，內蒙古自治政府是內蒙古民族各階層聯合內蒙古區域內各民族，實行高度區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聯合政府，并非獨立自治政府。這為中國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樹立了光輝典范。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具有臨時憲法地位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強調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明確提出在“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成為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形式，確立了新中國民族理論、政策和實踐工作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制度基礎。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解決中國民族問題，但不是照抄照搬相關理論，而是從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出發，把“民族自決”權轉向建立“民族自治”制度，初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民族問題具體實際的結合，建立了獨立的、多民族統一的新中國。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民族工作與民族團結（1949-1978）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發揮著臨時憲法功能的《共同綱領》的第50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我國將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納入《共同綱領》和歷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當中，并將民族團結思想付諸實踐。新中國成立后，解決歷史遺留的民族問題、消除民族隔閡、加強民族之間的交往與聯系成為民族工作的重點。為消除舊中國長期存在的民族之間的隔閡，貫徹落實黨在民族地區采取的各項政策，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決定組織中央民族訪問團，深入民族地區，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傳達黨中央對各族人民的關懷和慰問。從1950年7月到1952年底，中央政府陸續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東北內蒙古四個訪問團。訪問團歷時數月，行程數萬里，足跡幾乎遍及西藏以外的全國所有少數民族地區，向少數民族群眾宣傳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了解他們的疾苦和要求，征求他們對民族工作的意見，并帶給他們急需的藥品、醫療手術用品及大量生活用品。這次活動對于擴大黨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群眾基礎和政策影響、加強和改進黨和政府的民族工作、增進民族團結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少數民族集中聚居的地區廣泛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確保各族人民共同當家作主。在民族識別工作開展期間同步進行消除民族歧視、賦予少數民族合理政治權利的工作。我國先后發布《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關于今后在行文中和書報雜志里一律不用“滿清”的稱謂的通知》，整治民族歧視問題，為加強民族團結奠定基礎。深入開展民族地區的廣泛調查和民族識別工作。為充分保障少數民族平等權利的落實，中央政府廣泛動員各方力量，在全國范圍內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少數民族歷史語言和社會文化調查工作。從1950年全國各地提出的400多個族別稱謂中進行甄別和民族識別工作，“能基本上劃清哪些要識別的單位是漢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數民族，如果是少數民族，他們是單一民族還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國基本完成了民族識別工作，總體上確定了全國56個民族的民族名稱，從國家層面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名稱混亂問題。民族識別是體現民族平等的工作，為開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設提供了重要依托，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一項基礎性的民族工作。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政治上賦予各民族尤其是集中聚居的少數民族自治權利。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一項基本政策，是在解放戰爭時期探索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采取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根據《共同綱領》確定的“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的法律規定，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在不少地區分別建立了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到1959年底，全國共建立了4個自治區、1個自治區籌備委員會、29個自治州、54個自治縣，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得到了廣泛實施。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自此，五大自治區、29個自治州和近半數的自治縣（旗）的建立奠定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礎，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為少數民族提供了實現平等地位和實施平等權利的制度保障，也有利于少數民族聚居區按照自身特點進行經濟文化建設、自主管理本民族內部的地方性事務。除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外，這一時期的民族工作還重視散雜居少數民族權利的落實，規定在各民族雜居地區，各民族在當地政權機關中都應有相當名額的代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成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重要內容。為解決各民族加快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難題，黨和國家實施傾斜化的民族干部政策，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并將其作為引領民族地方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骨干力量，特別是在疏通、引導和化解各民族群眾之間的利益糾紛與矛盾沖突方面，民族干部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家頒布《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創辦民族院校，在中央黨校設立民族班，在部分重點高校、大專院校開設民族預科班，全方位提高民族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充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的落實。實施民主改革，大力開展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民主改革是以土地改革為主要內容的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社會變革，其目的在于廢除各種特權和壓迫、剝削制度，建立平等、互助的新型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社會主義改造則是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把各族人民引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生產力。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地區積極穩妥地推進民主改革，相關部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因族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區別對待。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深入調查研究，在充分了解地方少數民族情況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富有特色的民主改革措施，確保了全國少數民族地區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為建立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奠定了政治基礎，也為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奠定了政治前提。為了實現真正的民族大團結，中國共產黨在開展新中國的民族工作中始終注意處理好國家統一與民族自治、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等一系列重大關系，把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作為重要的指導思想。除了1949年達成的《共同綱領》外，在1952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亦多次強調“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的行為”。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中央在1953年和1956年先后開展了兩次大規模的民族政策檢查工作，促進了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深化。中華民族大團結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獲取政治獨立、民族解放的重要目標，又為有效開展新中國各項民族工作、真正建立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奠定了政治基礎和制度保障。中華民族的大團結為新中國提供了抵御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的底氣，維護了祖國統一，使中華民族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的前提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政治前提、制度保障、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礎性支撐。

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民族工作與民族團結（1978-2012）

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如何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做好民族工作和僑務工作，成為推進中華民族大團結和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的關鍵。這些工作做得好，可以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各項工作提供必要條件和重要促進力量。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逐漸在理論上否定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認識，實現了民族工作重心的轉移。新時期的民族工作緊緊圍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撥亂反正、糾正一個時期忽略民族政策的問題，開展了對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工作，包括尊重少數民族平等權利和風俗習慣、培養少數民族干部、關心少數民族人民的困難等。特別是通過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正式確立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針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民族領域存在的問題，在1992年、1999年、2005年分別召開三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不斷豐富完善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共建立了155個民族自治地方，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1100余個民族鄉。在行政區劃方面，有44個少數民族實現了民族區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由少數民族干部擔任。在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基層民主自治等政治活動中，各民族代表亦廣泛參與其中。在廣大民族地區，各級黨組織和基層政權組織日益健全。為了貫徹落實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國家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不斷提升少數民族干部的能力和積極性。全國共建成15所民族院校，培養的少數民族干部由1萬多人增加到299萬余人；少數民族干部隊伍規模不斷擴大，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和能力水平不斷提高。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少數民族代表占代表總人數的比例均高于同期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161名委員中有少數民族代表25名，占比為15.53%。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是改革開放后民族工作的重心所在。由于資源稟賦、發展條件、市場觀念等方面存在差異，改革開放后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沿海地區及中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日益明顯。為了縮小發展差距，我國先后積極實施了聯合開發政策、西部大開發戰略、扶貧開發政策、對口支援、東西部協作、興邊富民行動等重大戰略舉措，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扶持、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發展，努力縮小東部與西部之間、少數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推動各族人民共同發展進步。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不斷發展，我國民族地區實現了跨越式進步，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民族地區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工業和服務業比重顯著上升，經濟發展后勁進一步增強。特色優勢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形成了一批特色農產品加工業、優勢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重大裝備制造和高新技術產業基地。民族地區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深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不斷提升，國道主干線和省級干線公路全面貫通，到2009年底，民族地區公路總里程達到88萬公里，鄉鎮通公路比例達到98％，建制村通公路比例達到88%。在加大投資、實施西部大開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成效顯著。經濟總量由1978年的324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34619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80年的414元增加到2008年的14070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由1980年的168元增加到2009年的3931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9374億元增加到25261億元。“十一五”期間，民族地區外商投資企業達到1.7萬家，投資總額達到814億美元，企業和投資總額分別比“十五”期間增長了147%和79%；民族地區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475.2億美元，增長84.7%。經濟發展也為民族地區的扶貧工作提供了強大支撐，民族地區8省區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明顯下降。民族地區教育和衛生事業不斷發展。首先，在教育方面，民族人口素質不斷提升。至2008年民族地區的各類學校共72711所，專職教師183.7萬人，在校學生達3450.3萬人，基本實現了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其中，少數民族在校大學生人數為115.35萬人，比1950年增長了886倍。加大民族教育投入，在民族地區實行“兩免一補”政策、“兩基”攻堅計劃。至2011年，民族地區實現“兩基”縣已達到674個，占總數的96.6%，民族地區“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98.5％。大力發展民族教育，民族教育政策不斷豐富，在一些地區推行雙語教學，在招生考試中對少數民族學生實施加分政策。同時，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大力培養各類專業技術人才。其次，在醫療衛生方面，黨和國家培養了諸多少數民族衛生技術人員深入邊疆民族地區，至2009年民族地區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達到3.3人。民族地區覆蓋城鄉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基本建成，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不斷完善，人民健康水平不斷提高。在文化建設方面，國家大力搶救、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化。建立各種民族文化機構，在民族地區建立各種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實施“萬里邊疆文化長廊建設工程”“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等，大大改善了民族地區的文化基礎設施條件。黨和國家將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的搶救和保護落在實處，在1028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少數民族項目為367項，占比達到35.7%。中央和各部門亦在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尤其是在飲食、節慶、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作出了諸多規定，充分考慮并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特點，充分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保護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發展。進一步加強民族團結工作，先后提出“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和“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的政策主張，把民族團結教育工作納入各級黨委政府的日常工作，大力表彰民族團結先進個人，促進民族團結示范區建設，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民族團結進步表彰機制。民族團結教育與民族團結建設常態化。至2008年，國務院先后召開了4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多個先進集體和4000多名先進個人受到表彰。“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不斷發展。民族團結工作是維護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和諧、實現繁榮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和我國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和主線。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將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民族工作中明確了“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時代主題，廣泛持久地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生動局面，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局面不斷鞏固。

四、新時代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的民族工作與民族團結（2012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中華兒女大團結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方位，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創性論斷，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為新時代增強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提供了基本遵循，對凝聚起全國各族人民磅礴偉力、共同推進強國建設、實現民族復興起到了關鍵引領作用。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民族工作面臨著一些新形勢新任務，在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鞏固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等方面面臨著一系列挑戰。隨著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重大變化，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結構出現重大變遷，新興階層不斷涌現，思想利益訴求更加多元，外部干預滲透更具風險性，一些長期累積的深層次問題開始顯現，一些新的苗頭性問題也開始出現，對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帶來重大沖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構成嚴峻挑戰。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反復強調，“要把黨的民族政策貫徹落實好，要把民族地區改革發展穩定工作抓好，沒有正確的思想認識不行”；“民族領域的思想陣地，同其他思想陣地一樣，如果我們不用正確的思想去占領，錯誤思想就會去占領”；“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我國在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第一，確立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和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原創性論斷，對于從精神思想層面增強各族人民的“五個認同”、凝聚中華民族的磅礴偉力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我國將“中華民族”寫入憲法，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了新修訂的地方各級人大和政府組織法，推動7個省份制定了民族團結進步條例，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逐步納入法治化軌道。此外，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融入國民教育、干部教育、社會教育之中，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進教材、進課堂、進評價體系，納入各級領導班子中心組學習的重要內容，納入黨校、行政學院培訓的核心課程。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還充分體現在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修訂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指標體系，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幾項戰略任務細化成創建的主要指標。用好少數民族發展資金，實施一系列高質量發展產業項目，深入推進興邊富民行動，讓各族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各族群眾深刻意識到，只有國家強了、中華民族好了，自己才能過上好日子。讓各族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越鑄越牢。第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意識形態決定文化的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意識形態工作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立足促進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團結統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原創性論斷，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也是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黨的十八大以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先后被寫入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成為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的主線，從而為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正確的“五觀”，堅定“五個認同”，培育和鞏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堅強保障。第三，實施精準扶貧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推進民族地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結束后，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念不斷落實到國家的各項治國理政實踐中。尤其是實施精準扶貧戰略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民族地區的多個場合多次強調“全面實現小康，一個民族都不能少”，“決不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圍繞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考察云南時強調，“注重把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作為戰略任務來抓，使各民族人心歸聚、精神相依”。在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大力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廣泛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宣傳教育和創建活動”，并將不斷增進各族群眾的“五個認同”作為黨的西藏工作的重要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產業扶持、資金投入、易地扶貧搬遷、教育提升等扶持政策，民族地區整體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昔日阻礙當地脫貧致富的“窮根”被逐漸斬斷。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同全國一道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現行標準下民族地區3121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實現了全面小康。全國民族自治地方420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28個人口較少民族全部實現整族脫貧，迎來歷史性變遷。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升。通過脫貧攻堅奔小康，各族群眾有了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好的醫療衛生條件、更優質的生活環境。這十年，民族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7%，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0.2%。民族地區的人均壽命大幅提高，西藏地區的人均壽命在10年間提高了整整4歲。一些“一步跨千年”的“直過民族”又經歷了一次從貧窮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第四，大力推動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黨中央先后召開兩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2014年、2021年）、兩次中央統戰工作會議（2015年、2022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2014年、2020年）、兩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2015年、2020年）、兩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2016年、2021年）及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會議等一系列會議，形成了黨中央關于做好民族、宗教、西藏、新疆等方面工作的一系列新思路、新戰略、新舉措，深入開展文化潤疆，深入實施文明創建、公民道德建設、時代新人培育等工程，廣泛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工程，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正確的“五觀”，“三個意識”“四個共同”“四個與共”“五個認同”等觀念在各族群眾心中深深扎根。第五，大力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極大地增強了各族人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豪感，對中華文化可以實現現代化并且繼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向前發展的自信心顯著增強，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持續彰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鑄就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發揮了歷史主動精神，形成了革命文化，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牢牢捍衛了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中華文化主體性持續彰顯，根本在于更加堅定對中華文化的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我們黨在堅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堅定“文化自信”，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指明了方向，極大提升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自豪感，消除了近代以來壓在中國人民心頭的中國文化無法實現現代化的陰霾，提升了全國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信心。第六，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的不斷豐富和凸顯，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和凝聚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各民族共享的新的中華文化符號正在不斷生發。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建成，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復興文庫》、《（新編）中國通史》、《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編纂工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等國家級文化工程的推進，成為新時代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的重要標識。在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眾志成城、團結奮進，形成了脫貧攻堅精神、偉大抗疫精神、絲路精神、探月精神、新北斗精神、“三牛”精神、科學家精神、企業家精神等，這些精神凝結著全體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汗水，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生動寫照，為各民族共享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的樹立提供了精神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普通話普及率從70%提高到80.72%，識字人口使用規范漢字比例超過95%，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奠定了堅實基礎。第七，伴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不斷發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廣度和深度空前。從2010年到2020年，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從1505萬增長到3371萬，流動率從13.5%增長到26.9%。少數民族人口向東部地區集聚趨勢加強，人口數量從1102萬人增加至1631萬人，占少數民族總人口比重從9.8%提升至13%。各民族流動人口的大幅度增加，進一步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大融居的格局更加穩固，為民族關系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更加深厚的社會基礎。第八，不斷完善民族領域的法規政策。按照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的原則，推動新時代涉民族工作政策法規穩步調整。中央相關部門及各級地方政府對涉民族宗教工作的政策法規進行梳理研判，及時推動立改廢釋等工作，不少地方對原有強化民族差異性、不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法規文件予以修改或廢止。教育法中增加了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相關內容，全國各地使用國家統編教材。為了更好體現民族政策的公平性，對少數民族高考加分政策進行調整，縮小了加分幅度，在區域內更加精準合理。第九，認真總結民族工作領域的經驗教訓，有效防范處置重大風險隱患，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針對民族工作“五個并存”的整體環境及局部地區反分裂斗爭形勢依然嚴峻的現實，防范化解民族領域的重大問題隱患、維護民族地區的社會安定與長治久安成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別是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認真貫徹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治藏方略，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暴力恐怖活動得到有效遏制，西藏實現持續穩定和快速發展，新疆呈現社會大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的良好局面，網絡輿情得到有效管控。與新中國成立后高度重視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相比，與改革開放以來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注重發展經濟相比，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以處理好“四對關系”為原則，更加注重精神力量建設工作，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判斷，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開創了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促進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新時代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健康發展，中華民族大團結、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生動局面更加鞏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進一步增強。

五、中國共產黨促進中華民族團結進步的基本經驗

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民族團結工作。在我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民族工作至關重要。民族工作盡管千頭萬緒，但民族團結工作始終是核心目標，是做好其他各項工作的生命線。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各民族要像愛護眼睛一樣珍惜民族團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不僅要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而且要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以團結的力量為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和偉大復興奠定堅實基礎。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進步、民族融合等基本理論作為自身開展民族工作的理論指南。同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民族問題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縱觀黨的百年歷程，始終強調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這條主線是黨推進中華民族大團結的主要經驗。不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以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上述主線都毫不動搖、始終如一。推動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不斷創新和發展。任何理論只有適合國情才有生命力，只有從實際出發才能獲得滿意的效果。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大一統的歷史傳統和各民族團結凝聚在一起的客觀現實，把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自決權轉變為符合國情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推動民族關系的現代化，實現了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堅持從全國一盤棋的高度出發，支持和幫助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生產力，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生動局面。進入新時代，在注重改善民生的同時強調加強精神力量建設，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一系列促進民族大團結的理論政策。明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線地位。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的關鍵在于各族人民在處理共同性和差異性關系問題上形成正確的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大原創性論斷，并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不斷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扎實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推進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確立以中華民族大團結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任務。中華民族大團結是各族人民共同建設祖國、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期待和精神力量來源，各族人民的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持續強化了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格局。新時代，要通過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促進中國式現代化，將精神力量在現代化建設中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實踐性、能動性力量。

【 王延中：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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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邱詩懿；初審：李雨凡、許雪靖；復審：韓培濤、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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