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但我們長期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建黨活動空間，這就是長治路177號。這里曾是上海同仁醫院的發祥地。但不僅如此，這里還是《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所在地。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曾是該報記者兼編輯，他在這里建立了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故這里也是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所在地。陳獨秀、楊明齋、袁振英等曾在此與維經斯基會面和工作。

關鍵詞：上海長治路177號；維經斯基；上海俄文生活報；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如今的長治路177號

　　上海長治路177號為一幢三層西式磚木結構建筑，處在虹口區長治路、塘沽路和南潯路之間的三角地。這里曾是同仁醫院的發祥地，也是《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舊址。1920年，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就是以《上海俄文生活報》記者身份來到上海，在這里他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與陳獨秀商議建黨事宜，并攜手楊明齋、袁振英等革命者展開合作。所以，這里疊加了許多蘇俄僑民、共產國際在上海開展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史跡，中國醫學史的重要史跡，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活動的重要紀念地。

一、這里是同仁醫院

　　1919年前，這里曾經是同仁醫院，后租賃給俄國人設立報社。

　　1863年上海美租界與英租界合并后，促進了原美租界虹口地區的發展。1866年，湯藹禮牧師（Rev. E. H. Thomson）與華人牧師吳虹玉在蓬路（Boone Road，今塘沽路）、百老匯路（今大名路）轉角處租房一間，設立西醫診所。1868年1月，規模有所擴大，改名同仁醫館，俗稱虹口醫院，為美國圣公會在中國創辦的第一所教會醫院。1878年，教會籌集2700銀圓購得蓬路、熙華德路（Seward Road，今長治路）轉角處的唐家住宅作為同仁醫館地址。1880年，美國傳教士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任院長，吳虹玉動員上海粵商李秋萍捐款10700銀圓在此建兩層建筑，3更名為同仁醫院（英文名ST.LUKEs HOSPITAL），吳虹玉在該醫院專職服務8年。該院院訓為“同心同德，仁懷仁術”。在近代前期，同仁醫院是僅次于仁濟醫院（成立于1844年，今為上海第三人民醫院）、公濟醫院（成立于1864年，今為上海第一人民醫院）的上海第三個西醫醫院。在虹口時期的同仁醫院創造了中國醫學史上的多個第一，如：1882年完成上海第一例眼科手術、卵巢切除手術；1886年發起創立中華博醫學會（中華醫學會前身），設立全國首家醫學博物館和中華病理學博物館。醫院規模擴大，1896年圣約翰書院成立醫學部，文恒理任主任，他將同仁醫校并入，同仁醫院成為書院的附屬教學醫院。1904年，同仁醫院已裝備當時全國最先進的現代化手術室。1909年，同仁醫院已安裝全國第一臺X光設備，配備了全國第一臺救護車。1916年，該院又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護士學校。同仁醫院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文恒理初任院長時的同仁醫院，醫院建筑是兩層結構。在1914年前后，醫院在原址上新建三層洋房，院址為熙華德路12號，即今長治路177號建筑，后被稱作同仁醫院的“輔樓”；該建筑的后門在今塘沽路149號。同時，在該幢建筑的西側，新建高大的四層建筑，被稱作同仁醫院的“主樓”，今址為長治路155號。關于長治路155、177號的同仁醫院何時搬遷，眾說紛紜。一種觀點認為是20世紀初，同仁醫院搬遷至虬江路。2查上海美租界1918年地圖，三角地標有同仁醫院。也有觀點認為是抗戰全面爆發后同仁醫院才搬遷。1937年12月5日的《新聞報》載有《同仁醫院遷移》通知：“虹口同仁醫院自八一三戰事發生后，即遷至海格路四二五號英國學堂。茲以該學堂開學，故即覓貸九江路江西路口新址，較原有院屋，高大三倍……”合理的解釋是，長治路155號的四層醫院建筑建成后，177號三角地的老醫院建筑便于1919年租賃給了俄國人，成為《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同仁醫院仍在長治路155號繼續行醫。需要指出的是，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家族的宋氏家族，與同仁醫院也有一定的關系。宋耀如（原名宋嘉樹）和倪桂珍的家族長期居住于上海東有恒路628C（今東余杭路530號、526弄17—31號）。宋、倪兩位均受過良好的西學教育，他們時常參與慈善事業。參與創辦同仁醫院的華人牧師吳虹玉，后來就成了宋家的鄰居和親戚。因此，倪桂珍去同仁醫院生產在情理之中。有文獻記載：1894年12月4日，宋子文生于同仁醫院。3也有認為宋氏姐妹生于同仁醫院。宋慶齡比宋子文大一歲，如果說宋子文出生于同仁醫院，宋慶齡1893年1月27日也有可能在同仁醫院誕生，但還需要史料證實。在宋氏兄妹成長過程中，患病時到同仁醫院看病求醫，應是平常事。換言之，1907年宋慶齡14歲赴美留學，在她從出生到赴美的14年間，因頭疼腦熱、傷風感冒而去附近的同仁醫院看病，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同仁醫院也是宋慶齡童年時代就診的醫院。可以說，今上海長治路177號（包括長治路155號）也是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家族的宋氏家族活動的重要舊跡。

二、這里是《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和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上海俄文生活報》清晰寫明報社在蓬路12號。

　　《上海俄文生活報》（Шанхайская Жизнь）是1919年9月21日由謝麥施科等傾向于社會主義的俄僑在上海創辦的俄文報紙。5到1920年初，該報獲得蘇俄政府的資助。《上海俄文生活報》于1922年10月3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然后在原址創辦了俄文《新上海生活報》。關于《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的地址，有如下歷史記錄：1920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報告指出，在Seward Road（熙華德路）12號。在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從俄羅斯征集回來的該報1921年7月23日報頭上，用中文寫著：“中國唯一之俄報，上海蓬路十二號。”1922年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調查報告認為，該報社地址在虹口的熙華德路（今長治路）與蓬路的交叉口。《上海俄文生活報》則公開載明報社的編輯部和印刷公司在上海蓬路12號,并注明蓬路位于Seward Road的拐角處。今長治路177號建筑，原是同仁醫院，其地址為Seward Road12號，正處于今長治路與塘沽路、長治路與南潯路的交叉點。所以，綜合各種信息可以認定，今長治路177號就是《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所在地。《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是蘇俄、共產國際建立在中國和整個遠東的重要據點，是蘇俄、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一個外圍掩護機構。當時，蘇俄紅色政權新立，正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武裝干涉。在蘇俄未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和不能向中國合法派駐人員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派遣一些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以公開的記者或編輯身份前來中國,《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就成了這些開拓革命活動人員的合法落腳點。日本方面的情報描述報館是“過激派在上海的中樞機構”，“同民主俱樂部一起構成赤化宣傳的中樞”。報社人員把上海以及中國的有關情況傳回符拉迪沃斯托克后，負責在遠東地區開展遠東革命的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決定派遣維經斯基等人來華推動中共建黨。除維經斯基外，該報社的重要人物還有古爾曼、阿嘎芮夫、巴蘭諾夫斯基等。這些人員常來往于蘇俄和遠東，承擔著由共產國際指示的在中國、朝鮮、日本開展共產主義活動的特殊使命。有研究者指出：“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是當初決定資助《上海俄文生活報》 和派遣吳廷康赴華的上級領導者,又是東亞書記處的主要負責人。他安排吳廷康以《上海俄文生活報》記者的身份到中國建黨,一開始就將目的地設定在上海,并非如后來某些回憶和研究者所寫是由于北京一兩個人偶然的介紹而到上海的。對于俄共和共產國際的有關決策者來說,在上海建立共產黨是一個既定目標,不僅由于那里是中國工業無產階級的集中地,還由于那里已經產生了用于建黨的一些基礎組織和有了一個良好、方便的工作基地——《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另有資料表明，1920年4月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給維經斯基下達的主要任務是在上海建立一個臨時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在這個組織下設立中國科、韓國科、日本科，把東亞的革命勢力統合起來。《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辦公地和寓所。維經斯基又譯魏金斯基等，中文名吳廷康，1920年4月5日來到上海。這個共產國際使團由5人組成，除了他以外，還有他夫人庫茲涅佐娃、季托夫（畢業于東方學院）、謝列布里亞科夫、翻譯楊明齋。維經斯基的公開身份即《上海俄文生活報》記者和編輯，平時就在該報社內工作，尤其是他擔任編輯，需要改稿、排版、拼版、校對等，住在報社中是非常合理的。維經斯基擔任《上海俄文生活報》記者和編輯的時間為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該報社是維經斯基在上海時的主要辦公地和寓所之一。不僅如此，該報社也是維經斯基使團的主要活動場所。維經斯基在中國共產黨建立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后來，就在華工作情況，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駐中國全權代表利金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部的報告中指出：“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始于1920年春。”1920年5月，維經斯基在今上海長治路177號成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下設中國科、朝鮮科、日本科，也有稱為三個支部。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擔任書記處臨時委員會主席,維經斯基為實際負責人。共產國際在其“二大”后，“在巴庫、塔什干、上海成立了三個區域性的東方革命運動領導中心”，這個東亞書記處便是共產國際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指導東方革命的機構。設于《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的東亞書記處是直接隸屬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負責指導遠東共產主義運動的集體領導中心。東亞書記處的成立，是為了集中統一“領導和加強遠東各國群眾中共產黨的工作和革命活動”。蘇俄給其赴上海代表的指令中更指出，“所有在中國的機關均由上海領導，哈爾濱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領導范圍內，由上海中心領導”。其具體任務是：在學生組織以及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軍隊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其中國科的工作機制便是以維經斯基與陳獨秀為中心的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活動；朝鮮科是由維經斯基與金萬謙、李東輝、金立、呂運亨等聯絡，此后不久韓人社會黨改造成了韓國共產黨組織；而日本的革命組織則是維經斯基通過大杉榮等日本激進人士建立起聯系的。盡管該書記處于1920年8月自行解散，卻是共產國際在中國、東亞的第一個機構。東亞書記處在此成立后，《上海俄文生活報》就成為其重要的宣傳窗口。該報日益成為蘇俄在中國、遠東的一個重要喉舌，并及時向外界準確地傳遞蘇俄、共產國際的消息。1920年3月31日，該報刊登了《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即《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方政府的宣言》），從而成為在中國第一個刊登此宣言的媒體。維經斯基在虹口的活動頻繁。據英國情報部門對《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的分析，“最重要的人物據說是扎爾欣，他還與許多傾向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年輕中國人有聯系”，“俄文《上海生活報》報社起著上海的不滿人士和常去這里的各種代理人的聚會場所和掩蔽處的作用。這里常有赤塔、北京、天津和廣州的布爾什維克工作人員進進出出。在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霍多羅夫和扎爾欣”。這里所說的“扎爾欣”便是維經斯基，英國情報部門顯然已偵知維經斯基與中國革命者之間的密切關系。在《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中還設有俄羅斯民主俱樂部。日本方面的情報指出，“民主俱樂部和上海生活報社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構成了赤化宣傳的中樞機構”，該俱樂部“用于《上海生活報》以及其他過激派機關的骨干成員等干部隨時舉行集會、協商宣傳工作”。該俱樂部下設宣傳局、供給局等，不只有俄國人，陳獨秀等數名中國人也加入，不時進出這里。這里有時還作為布爾什維克在滬工作人員和親蘇俄僑召開會議的場所。在報社設有西比利亞印刷公司（The Siberia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Company），筆者實地考察，印刷機械較為沉重，因此印刷公司應設在該建筑的一樓。這家印刷公司為《上海俄文生活報》三大印刷所之一，由俄共黨員古爾曼擔任主任；與《上海俄文生活報》位于同一棟樓內，被認為是其一部分，經費方面也從蘇俄政府獲得補助。該印刷公司除了承印《上海俄文生活報》外，還印刷大量的小冊子和傳單等，既有俄文，也有中文，從而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因此，這里也是中共建黨前革命書刊的重要印刷機構。這里還設有羅斯塔通訊社和達爾塔通訊社的上海辦事處。這兩家通訊社重點報道蘇俄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刊登在上海各英文、中文報紙上，其事務所和印刷廠都設在《上海俄文生活報》所在的建筑內，主任為巴蘭諾夫斯基。俄國人在這里設有一家世界語學校。這所學校是斯托巴尼（Stopani)和陸式楷等人一起創辦的。陸式楷也是國際工人世界語組織的成員，寫過世界語教科書。從斯托巴尼生活的公共租界北區來考察，熙華德路、蓬路、北四川路構成了一部分中外世界語愛好者的活動范圍。而作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設立的第一個干部學校——上海外國語學社的世界語教學，也是斯托巴尼執教的。

三、這里是中共建黨的重要活動地點

　　秦文清｜油畫2021年《上海?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

　　東亞書記處是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主要機構，作為維經斯基翻譯的楊明齋自然常在這里工作。作為東亞書記處中國科最重要的中方成員，陳獨秀也是這里的常客，此外還有袁振英等。從1920年5月至8月，陳獨秀與維經斯基舉行了很多次會晤。維經斯基曾多次去老漁陽里2號拜訪陳獨秀，而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負責人回訪維經斯基時，自然也會常來東亞書記處與維經斯基討論中國革命事宜。陳獨秀還在這里參加過布爾什維克黨員和親蘇俄僑的聚會。在建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過程中，維經斯基發揮了重要作用。共產國際所給予的資助主要是在印刷與開展宣傳活動方面，先是贊助宣傳費用，后又通過其印刷所給予承印幫助。譬如，維經斯基在報告中就指出：“這個星期，8月22日我們的出版處就要用中文出版《勞動界》。擬作為月刊出版，印兩千份，每份一分錢。由我們自己的印刷廠承印。”包惠僧后來回憶說：“當時上海的黨員不多，推選的方式很簡單，尤以維經斯基的意見有決定作用，一切部署也是維經斯基與陳獨秀共同決定。”袁振英，1915年9月考取北京大學，1917年與陳獨秀相識并成為師生，1918年8月畢業。據袁振英晚年回憶：“我結束游東記者團活動回來，路經上海，被陳獨秀聘請到《新青年》出版社，擔任‘蘇維埃俄羅斯研究’一部的主編工作，常以震瀛筆名發表文章。”他又稱，“回國經滬見到了陳獨秀，他要我幫忙他組織了共產黨小組”。在上海，袁振英參與了共產黨發起組的工作和建團工作，英文頗佳的他還擔任維經斯基的英文翻譯，并為《上海俄文生活報》提供英譯稿，因此，他的工作地點也在《上海俄文生活報》報社。據記載，毛澤東、彭璜、李思安也曾在上海拜訪維經斯基。1920年9月5日，毛澤東在《大公報》上刊登文章指出：“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期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斯響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5在該文中，十月革命被毛澤東定義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毛澤東關于十月革命經驗的總結，應該是會見維經斯基的成果之一。因為這里是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辦公地點，毛澤東等在這里會見他也是非常合理的。以上諸多革命往事表明，今上海長治路177號這個維經斯基的辦公地兼東亞書記處亦是中共建黨的重要活動地點。

四、結語

　　總之，今上海長治路177號是一幢疊加了多重醫學和革命歷史史跡的重要建筑，其價值超越上海，超越中國，具有世界革命的意義。陳獨秀、維經斯基、毛澤東、袁振英、楊明齋等在這里的活動表明，這里也是中共建黨活動的重要空間。尤其是，這里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上海活動最重要的場所，直接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意義非凡。毛澤東曾高度評價共產國際幫助中共建黨的偉大功績：“共產國際對中國無產階級、中國人民有很大的幫助，幫助中國無產階級創造了中國共產黨，有過很大的功勞。”“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共是不能有今天的。”今天，考察長治路177號這幢百年建筑，其外墻已翻新并新增了門窗，而外部的西式拱券、窗臺已不復存在。但值得慶幸的是，其整體建筑架構依然是1914年落成時的樣態。這一老同仁醫院、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的舊址，是上海美國圣公會建筑群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大型單體建筑，也是北外灘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近代建筑之一。由于該建筑過去未能列入保護之列，因此保護、保存這幢歷史建筑已迫在眉睫。

作者簡介：

　　蘇智良，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博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城市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現代人物研究委員會主任。研究方向有社會史、上海城市史、抗戰與中日關系等。著有《慰安婦研究》、《日軍性奴隸》、《中國簡史》（主編）、《中國毒品史》、《1909年萬國禁煙會研究》、《上海城區史》等40余種，發表論文200余篇。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論文一等獎、上海市決策咨詢優秀成果一等獎、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全國優秀教師、上海市高校首屆名師、上海市教書育人楷模、上海市精品課程等。

　　本文來自于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